《平寇志》

編年體史書，12卷。從天啟七年到崇禎十七年逐年詳述，以下則略敘梗概至順治十八年止。作者明代彭孫貽，號管葛山人，尚著有《山中見聞錄》、《茗齋雜錄》、《嶺行紀事》、《客舍偶聞》等。

《平寇志》記述了明末農(nóng)民起義的興起、發(fā)展乃至失敗的全過程。作者站在封建統(tǒng)治者的立場上，秉持正統(tǒng)的封建觀念，稱李自成的農(nóng)民起義軍為“盜”、“賊”，但較客觀地揭示了農(nóng)民起義的原因：“今年麥苗盡枯，斗粟銀三錢。營卒乏餉三十余月，即慈母不能保其子，官且奈民乎哉！”從書中所引劉懋的奏疏中清楚地看到災荒酷政、民不聊生導致“盜賊蜂起”。在記述起義軍興起發(fā)展過程中，偏注于描寫他們的愚昧殘暴、滅絕人性。如寫崇禎八年掃地王、太平王的部隊的行動時，有“士民被殺者數(shù)萬，剖孕婦，注嬰兒于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余間”，“是時殺戮慘毒，有縛人夫淫人妻然后殺之者，有驅(qū)人父淫其女然后殺之者，有裸孕婦共卜腹中男女剖驗以為戲者，有以大鍋沸油擲嬰孩于內(nèi)觀其跳躍啼號以為樂者”這類的夸張描寫。寫李自成當初也是“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戮”，只是攻陷荊襄建立根據(jù)地后才改變了流寇作風，“行兵有部伍，紀律肅然不亂”，遂至“洛襄之民牛酒迎賊”。同時記述這官軍殺良冒功、魚肉百姓的罪行。本書也為研究李自成農(nóng)民起義的失敗原因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資料。如，寫部隊入城后紀律大壞、“大失民望”，起義軍首領(lǐng)日趨腐敗，勒索金錢，起義軍內(nèi)部勾心斗角、互相殘殺，起義軍士兵思鄉(xiāng)念井，“無有斗志”等。鑒于作者的立場及史料欠考據(jù)，書中失實之處所在多有，而且體例順序也欠整齊。

彭孫貽的著作中語多犯清忌，都被清統(tǒng)治者列為禁書，《平寇志》也在其內(nèi)，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此書被置于存目類而未被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