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范仲淹文《岳陽樓記》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yuǎn)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fēng)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xiāng)，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 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fēng)，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yuǎn)，則憂其君。是進(jìn)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歟！ 噫！ 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據(jù)四部叢刊本《范文正公集》)

《岳陽樓記》是范仲淹應(yīng)好友滕宗諒(字子京)的請求而作的。

范仲淹與滕宗諒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同年進(jìn)士，入仕后二人曾共同參與修復(fù)泰州海堰工程，又曾在潤州共論天下事，還曾同時在西北前線領(lǐng)兵抗擊西夏的侵略，交誼十分深厚。仁宗慶歷初，滕宗諒因被人誣陷在涇州濫用公款而屢遭貶謫，于慶歷四年(1044)貶知岳州(古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陽市)。這期間，范仲淹亦因在朝廷主持推行新政受到權(quán)貴們的攻擊，被罷去參知政事(副宰相)職，于慶歷五年降知鄧州(治所在今湖南省鄧縣)。滕宗諒到岳州后很有一番作為，如興建學(xué)校，修繕城池，在洞庭湖西筑偃虹堤以利舟楫商旅往來等。當(dāng)慶歷六年(1046)岳州城面向洞庭湖的西城門樓——岳陽樓修復(fù)工程告竣之際，滕宗諒寫信給范仲淹，并附《洞庭晚秋圖》一幅，派人到鄧州請范仲淹為重修后的岳陽樓作記。于是，這篇近千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的散文杰作便從范仲淹的筆底脫稿問世了。

文章共分五段，其藝術(shù)結(jié)構(gòu)的主要特點(diǎn)是由事及景，由景入情，由情明理。首句至“屬予作文以記之”為第一段，敘述作記的原委，著重說明滕宗諒在被貶謫的情況下治理岳州所作出的成績，也表現(xiàn)了作者對老友政績的贊許之意。“予觀夫巴陵勝狀”至“得無異乎”為第二段。此段前半概括描寫登岳陽樓者可見到的洞庭湖之浩大氣勢及其千變?nèi)f化的景象，中間以“前人之述備矣”句暗接上段的“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而忽然截斷，隨即筆鋒一轉(zhuǎn)，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岳州地當(dāng)南北水陸交通要道，從古以來凡經(jīng)過這里的“遷客騷人”都要登岳陽樓一覽洞庭湖風(fēng)光，但洞庭湖四時朝夕陰晴景物不同，登樓者觸景所生之情難道會沒有不同嗎？有此一問，便自然引起下文。第三段自“若夫霪雨霏霏”至“感極而悲者矣”，寫“遷客騷人”因景物蕭然而引起的“去國懷鄉(xiāng)，憂讒畏譏”之悲。第四段自“至若春和景明”至“其喜洋洋者矣”，寫出“遷客騷人”，由景物明媚而產(chǎn)生的“心曠神怡，寵辱偕忘”之喜。一悲一喜，情境迥異，對比強(qiáng)烈。接著，作者的筆觸便進(jìn)入文章的最后段落，亦即全文的核心。“嗟夫！ 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這里，作者先以此二句驚嘆語將上述或悲或喜之情一筆放倒，揭示“古仁人”的覽物之情與上述兩類“遷客騷人”都大異其趣。然后再用“何者”一問領(lǐng)起，論述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一番道理，重點(diǎn)指出古仁人的憂樂觀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從而也就點(diǎn)明了全文的主旨。清康熙間人吳楚材、吳調(diào)侯編選的《古文觀止》選入范仲淹這篇《岳陽樓記》，并作評語云：“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后文憂樂一段正論。”這一評語可謂言簡意賅，是深得作者藝術(shù)構(gòu)思之用心的。

在范仲淹的少年時代，他的繼父朱文翰去洞庭湖西邊的澧洲安鄉(xiāng)縣(今湖南省安鄉(xiāng)縣)任縣令，他曾隨繼父和母親游歷岳陽及洞庭湖，岳陽及洞庭湖的湖光山色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這是他得以揮灑自如地寫出這篇《岳陽樓記》的一個重要原因?！对狸枠怯洝凡灰詫懢盀橹?，但作者仍用十分簡潔凝煉的駢文把洞庭湖四時朝夕陰晴千變?nèi)f化之景象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來，使我們仿佛身臨其境，如聞如見。而由于作者是“止將登樓者觀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這些描繪的藝術(shù)效果都達(dá)到了情景相生、情與境會的高度；寫悲，則萬物全具悲感；寫喜，則萬物皆有喜色。很明顯，真切生動地表現(xiàn)兩類“遷客騷人”或悲或喜的“覽物之情”作為文章背景的襯托，從而賦予下文“憂樂一段正論”以無可辯駁的說服力，這正是作者藝術(shù)構(gòu)思的關(guān)鍵所在。

據(jù)《續(xù)資治通鑒》卷四十六載，當(dāng)滕宗諒被人誣告時，范仲淹一再上疏朝廷，為之辯白，因而滕宗諒才得免牢獄之苦。又據(jù)南宋范公偁(范仲淹玄孫)的《過庭錄》及周暉的《清波雜志》等書記載，滕宗諒被貶至岳州后，憤郁頗見于辭色，曾對贊揚(yáng)岳陽樓落成的人說：“只待憑欄大慟數(shù)場！”由此可見范仲淹在這篇《岳陽樓記》中借“古仁人之心”所提出的先憂后樂論，并非憑虛而發(fā)的泛泛之言。這段議論文字所以成為全文的有機(jī)核心，就在于它對一般“遷客騷人”或悲或喜之情進(jìn)行否定的同時，飽含著作者對重修岳陽樓的老友進(jìn)行勸勉慰藉的懇切真摯的至情。

然而，從范仲淹一生的立身行事我們可以知道，此一先憂后樂論也是他內(nèi)心深處的憂國憂民之情的自然流露。在寫作《岳陽樓記》時，范仲淹為挽救北宋王朝積貧積弱之國勢而主持推行的“慶歷新政”雖已宣告失敗，但他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之心卻是始終如一的。當(dāng)然，他生活的時代，國與君不能分割，所謂“進(jìn)亦憂，退亦憂”，即是他為國、為民、為天下之憂。歐陽修在概述范仲淹一生之立身行事時曾這樣寫道：“公少有大節(jié)，于富貴貧賤毀譽(yù)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志于天下。常自誦曰：‘士當(dāng)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也?！涫律嫌鋈?，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 為之自我者當(dāng)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圣賢不能必，吾豈茍哉！”(《資政殿學(xué)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歐陽修也是范仲淹的好友，他因積極參加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也曾被人加以構(gòu)陷，并與范仲淹同時被貶官。他對范仲淹知之甚深，故他所寫的這一段話無疑是范仲淹先憂后樂論的完整內(nèi)涵的最好注腳。

《岳陽樓記》于慶歷六年刻石，不久，滕宗諒調(diào)知蘇州，次年即在蘇州病逝。范仲淹為作祭文，其中說自己與滕宗諒的交誼能夠做到“忠孝相勖，悔吝相懲”，后又為作墓志，贊美滕宗諒一生的功業(yè)。這些均可與《岳陽樓記》之主旨互相印證。

我們反復(fù)誦讀這篇《岳陽樓記》，隨著作者記事、寫景、言情、說理的嚴(yán)密層次，隨著文章一波三折、變幻起伏的優(yōu)美韻律，隨著文章所展現(xiàn)的作者高潔之志及其對老友的深情厚誼，我們的心靈不能不為之傾倒，為之振動。作者在文中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并且加以身體力行，期與老友共勉共勵，這種言行如一、以天下為己任的無私精神，是永遠(yuǎn)值得我們欽敬和學(xué)習(x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