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是中國工藝美術(shù)史和書法史上的一個高峰。在商周青銅器中，鼎是禮器之首(鐘則為樂器之首，青銅器銘文以二者為代表，合稱鐘鼎文，又稱金文)。正因為如此，鼎的制作特別注重造型風(fēng)格，而其銘文也特別講究藝術(shù)的美。
《毛公鼎》是鼎中的佼佼者，清代道光(1821—1850)末年在陜西岐山出土。它形制古樸莊重，為周宣王(前827—前782)時器，一說為周厲王(?—前828)時器，現(xiàn)存臺灣省故宮博物院。
毛公鼎銘文共32行，497字( 包括重文),是已出土青銅器中銘文最長者。內(nèi)容為周王頌述先德及記敘局勢——“四方大從(縱)不靜”,誥誡和褒賞臣下毛公(父),勉勵他輔佐朝政，效忠王室。其命辭散而無韻，典重爾雅，古穆簡奧，風(fēng)格與《尚書》中的誥命文字相近。
這一長篇銘文，既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更有極可寶貴的文字學(xué)、美學(xué)研究價值，是金文中的瑰寶。它和著名的散氏盤銘，被并稱為大篆的姐妹篇。
在用筆上，它圓筆尖筆并用而以圓筆為主，筆姿穩(wěn)重優(yōu)美。從總體上看，其起筆一般用圓，收筆有時見尖，如第二行的“大”、第六行的“三” (四),都是圓起尖收。但是也有例外，如第17行的“告”、“父”,第32行的“休”等，又可見尖起的筆畫。
其用筆的另一特色是，瘦筆成了統(tǒng)貫全篇的基本筆法。毛公鼎銘是西周晚期金文的代表作。它和西周初期的金文如大盂鼎銘或令簋銘大量施用肥筆相比，幾乎純系瘦筆，只有“天”、“正”、“氏”等極少數(shù)的字用肥筆，就連“王”字的第三橫也打破慣例，不用肥筆。然而也偶有例外，如第五行的“王”就帶有肥意。由此可見，金文在書寫上至此已更趨于成熟的境地。這樣，不但書寫便捷省時，有其實用價值，而且促成了整幅作品“篆尚婉而通” (孫過庭《書譜》 )的流暢之美。
該銘文的結(jié)體取縱勢， 和散氏盤銘的以橫勢為主恰恰相反，二者在體勢上猶如雙峰并峙，兩水分流，互為輝映，各成其美。在古代，“篆”曾被釋為“引書”,即引筆而書。毛公鼎銘由于取縱向體勢，因而引筆悠長。仔細(xì)審視銘文，可見其每一字每一筆，或左引，或右引，或上引，或下引的揮寫過程。由于引筆縱而且長，又不弛不急，能行于其所當(dāng)行，止于其所不得不止，因而能使全篇在凝重靜穆的風(fēng)格中又增添了幾分流暢感。

就章法來看，它縱有行，橫無列，又不象令簋銘那樣恣情錯綜，而是橫向略見參差，加上雙向弧形排布的縱行，全篇顯得曲而有直體，直而有曲致，這是金文中不常見的富于別趣的行款之美。
在書藝風(fēng)格上，它吸收了西周初期金文奇麗肆縱、平質(zhì)敦實兩種風(fēng)格，使之糅合而趨于后者。如果說，散氏盤銘的欹側(cè)因素多于平正因素，那末可以說，毛公鼎銘的平正因素多于欹側(cè)因素，然而它又不同于孝王時代規(guī)整勻齊、端莊遒美的大克鼎銘。劉熙載《藝概·書概》說： “篆書要如龍騰鳳翥，……或但取整齊而無變化，則槧人優(yōu)為之矣。” 就是說，篆書一味整齊，狀如算子，就會變成印刷體。毛公鼎銘毫無此病，全篇達(dá)到了平與奇、正與側(cè)的統(tǒng)一。如“王”、“文”、“吉”、“女”、“公”等為數(shù)頗多的字，都以平正為美，這是通篇的主流。但有些字又以奇縱變化為美，以第七行為例，“靜”字特長的引筆，將全字界分為三部分，從不均勻中求均勻，而字形向右傾斜； “永”字幾個較長的引筆屈曲優(yōu)美，富于流動感，而使字形向左欹側(cè)； “烏乎”二字，均聚而不分，筆畫鉤環(huán)盤繞，交錯糾結(jié)，近于圖畫；“趯”字則體形特大，比下面的“余”字大數(shù)倍，其四個組成部分也大小懸殊，對比鮮明，各自成體，向背有情；一個“鞏”字，則以紆徐錯綜、奇中見正為特色?？傊︺懙淖中?，大抵能因勢而變，真可謂“束騰天潛淵之勢于豪忽之間”(王澍《學(xué)書剩語》)。然而，通篇看來，一字字，一行行，茂雋多姿而又古樸凝整，給人以不盡的美感。
毛公鼎銘文縱長的體勢，可謂已開小篆之先河。清代出土后，對書壇的影響尤大。馬一浮《蠲戲齋題跋》盛贊此銘說： “筆畫精麗，如見成周文物之盛，下視( 李)斯、( 程)邈，乃自鄶以下矣。吳昌碩一生學(xué)此，遂奪頑伯(鄧石如)之席?！奔纯梢娨话摺?/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