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是我國多民族國家的成員之一。他們的祖先長期在祖國的東北地區(qū)生活著和斗爭著。明朝中央政府曾在女真族(滿族前身)聚居地區(qū)設有行政機構，其長官都由女真族首領擔任。努爾哈赤在世襲建州衛(wèi)長官后，由于“忠于大明”和“保塞有功”,曾多次被明朝晉級加封。
在中國歷史上，少數(shù)民族的統(tǒng)治者，成為主宰全國的皇帝，并不是鮮見的。因此把已經(jīng)成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之一的滿族排斥于中國各民族之外，把滿漢之間的斗爭說成是外國和中國的斗爭，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因而也是十分錯誤的。滿族入關，只是說明了中國內部的一個少數(shù)民族，由被統(tǒng)治地位轉化為統(tǒng)治地位而已。
但是，入關前的滿族是比較落后的。明初置建州衛(wèi)時，建州女真人數(shù)很少。他們過著漁獵生活，在漢族和朝鮮族的經(jīng)濟、文化影響下，才逐步轉向定居，經(jīng)營農牧業(yè)。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代，特別是從努爾哈赤進入遼沈地區(qū)后，滿族社會有了很大的發(fā)展，人口也有了急劇的增加?？滴醴Q頌他的祖父皇太極“務農桑，廣漁獵，以豐民食，皆可為萬世法”^[1]。大約這時滿族社會正處于從奴隸制的向封建制的過渡中。
由落后性而帶來的野蠻性，是毋庸諱言的。努爾哈赤晚年在進入遼沈地區(qū)后，曾大肆屠戮，甚至把大批降人也殺掉?；侍珮O時期，清兵曾三次入關，每次入關都攻掠城市數(shù)十個，甚至上百個，屠殺了大批民眾。
順治入關之初，這種落后性和野蠻性仍然是很嚴重的。征服者對被征服者強制推行自己的制度，遇到抵抗，就格殺勿論。最突出的即以剃發(fā)與否作為判斷順逆的標準?！傲纛^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無數(shù)不堪忍受屈辱的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或自殺，或被迫逃亡。清軍進入大江南北，遭遇抵抗愈烈，其屠掠亦愈加慘酷?！皳P州十日”,“嘉定三屠”,死者幾達百萬。江陰人民在“頭可斷，發(fā)決不可薙”的口號下，守城八十一日。城破之日，無一降者，表現(xiàn)了漢族人民不畏強暴、反抗奴役的光榮傳統(tǒng)。
按照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2]?！氨容^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征服后存在的比較高的‘經(jīng)濟情況’……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語言”^[3]。
中國各民族在歷史上的斗爭和融合，也是符合這一規(guī)律的。社會制度比較落后的民族，在軍事上征服了社會制度比較先進的民族之后，必須逐步改變自己的落后制度，而采納比較先進的社會制度。不如此，征服者便無法建立自己的穩(wěn)固統(tǒng)治。
滿族的統(tǒng)治，也有類似情況。以圈地為例，順治入關之初，曾大量圈占土地。但是，“旗人不習耕種”,所圈占的土地，有的則作為“畋獵放鷹往來下營之所”^[4]。結果，“滿洲兵丁雖分給土地，而歷年并未收成”^[5]。這樣，清朝圈占的土地既無錢糧可收，滿洲兵丁仍須由清政府供給口糧，而原來的漢族人民也流離失所，無法從事生產(chǎn)。因此，清朝入關以后不久，就停止了大規(guī)模圈地，到了康熙親政以后，便決定完全停止圈占。1669年，康熙給戶部的“上諭”中說：“比年以來，復將民間房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yè)，衣食無資，流離困苦，深為可憫，自后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sup>[6]此后，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陸續(xù)停止圈占，清理旗田，以至“回贖旗地，仍歸原佃”^[7],等等。這樣，漢族原有的一套土地制度就逐步恢復了。
清朝統(tǒng)治者從它自身的利益出發(fā)，還接受了漢族歷代統(tǒng)治者的經(jīng)驗，相繼采取了“蠲減田賦”、“地丁合一”、“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整理漕運”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chǎn)的措施。同時，也很注意推廣新的生產(chǎn)方法。例如康熙本人就曾積極在江南推廣雙季稻^[8]。
這樣，經(jīng)過康熙、雍正、乾隆等朝一百多年的恢復階段，滿洲貴族控制的清政府就在封建主義的經(jīng)濟基礎之上暫時穩(wěn)固起來。順治初年，全國土地荒蕪，人口銳減。據(jù)清政府記載，1651年(順治八年),全國土地僅有二百九十多萬頃，人丁僅有一千零六十三萬多口^[9]。而到了1753年(乾隆十八年),全國耕地面積已達七百三十五萬頃，人丁已達一萬八千三百多萬口^[10]。從這個統(tǒng)計數(shù)字可以大致看出恢復增長的總趨勢。隨著人口、土地的增加和生產(chǎn)的恢復、發(fā)展，清朝國庫收入也顯著增加了。1651年“征銀二千一百一十萬一百四十二兩有奇，米、麥、豆五百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四石四斗有奇”^[11]。1753年“各省通共存?zhèn)}米、谷二千九百二萬八百二十四石三斗六升九合三勺”^[12]。而到了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全國人口已增加到三億以上，“各省通共存?zhèn)}米、谷四千五百萬三千三百九十七石二斗三升五合四勺”^[13]。
在政治制度方面，滿洲貴族也吸取了漢族統(tǒng)治者的經(jīng)驗，“一切職官，悉仿明制”?；实巯碛兄粮邿o上的絕對權力，其下設內閣、六部(吏、戶、禮、兵、工、刑)^[14]、諸院(都察、理藩、翰林)^[15]、諸寺(大理、太常、光祿、太仆、鴻臚)^[16],掌管中央大權。
清政治制度雖然沿襲明制，但為了加強滿族的統(tǒng)治，也有所變通。例如：內閣大學士，其名額雖說是滿漢各二員，而實權則操在品級較高的滿族大學士手中。參預決定軍國要務的議政王大臣數(shù)員，則全部由滿人充任。1730年(雍正八年),清廷設立軍機處，在皇帝直接掌握下，綜攬全國軍政大權。內閣雖仍存在，但已形同虛設。在軍制方面，清政府建立了自己的基本武裝——八旗，一部分駐防禁城，稱“禁旅”八旗；一部分駐京城附近和各省重要城市，稱“駐防”八旗。此外，也因襲明軍建制，收編漢族武裝組成“綠營”。當時八旗兵定額二十二萬人，而“綠營”兵則為其兩三倍，甚至更多。為了防范“綠營”,清政府特定“綠營”中的重要官職為滿缺，以便控制。在法制方面，1646年(順治三年),清政府沿襲明律修成《大清律例》,規(guī)定了刺字、鞭打、監(jiān)禁、充軍、絞殺、砍頭、凌遲、滅族、戮尸等酷刑。但這也主要是對付漢族和其他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因為滿人在法律上享有許多特權，如：“凡重囚應刺字者，旗人刺臂，奴仆刺面，民人(漢人)徒罪以上刺面”;“凡私行買贖……旗人枷兩月，鞭一百；民人杖一百，流三千里”^[17]。
在文化思想方面，滿洲貴族一方面大興文字獄，以防范和鎮(zhèn)壓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科舉等辦法，對漢族知識分子加以籠絡。
清初的文字獄，是很驚人的。僅據(jù)現(xiàn)有材料的約略統(tǒng)計，康、雍、乾三朝，著名文字獄即達一百余起。1663年(康熙二年),莊廷因撰《明史》,被人告訐，時莊已死，亦被剖棺戮尸，并株連其兄弟及作序、參校、刻板、賣書、買書者，達二百二十一人。1726年(雍正四年),禮部侍郎查嗣廷，因到江西主考，出了“維民所止”的試題，被人告訐“維止”是砍掉“雍正”之首，“應照大逆罪凌遲處死”。查雖病死獄中，但也要戮尸梟首；并株連其兄弟子侄，或被殺害，或被流放。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東臺舉人徐述夔，著詩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句，被人告訐為借朝夕之朝射朝代之朝，不言“到清都”而云“去清都”,顯系復明滅清之意。時徐已死，亦被剖棺戮尸，株連子孫及校對諸人俱坐死。禮部尚書沈某曾為作傳稱其文章品行可法，亦被一并革職。其他事例，不勝枚舉?？傊?，詩文中一字一句被認為諷刺當朝者，本人及家屬即被處刑。
1645年(順治二年),清代開始科舉。其制度基本上沿襲明代，即以《四書》、《五經(jīng)》的內容出題，寫一種空洞無物的“八股文”。在不同等級考中的可以得到相應的“功名”:初級的(院試，在縣、府舉行)稱“秀才”;中級的(鄉(xiāng)試，在省城舉行)稱“舉人”;高級的(會試、殿試，在京城舉行)可以得到“進士”以至“狀元”、“榜眼”、“探花”等稱號。有了功名的人可以享受不同程度的特權，并可以此作為獵取官位的階梯。清政府就是利用這種辦法來束縛、麻痹漢人的思想，防止他們反抗，以功名利祿誘使他們?yōu)榻y(tǒng)治者服務。
清政府還用大規(guī)模編修《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辦法，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這種辦法不僅可以達到開科取士的同樣目的，而且可以借此篡改，甚至銷毀對清朝統(tǒng)治不利的書籍。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聚集了三百多名知識分子，開館編纂《四庫全書》,其中包括不少知名學者?！度珪窔v時十載，至1782年完成，分經(jīng)、史、子、集四部，名曰“四庫”?！度珪房傆嬤x錄書籍三千四百五十七種，七萬九千零七十卷(僅存書目者尚不在內),使明朝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九百卷)、康熙年間的《古今圖書集成》(一萬卷)等大類書，均望塵莫及。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清政府大規(guī)模銷毀不利于清朝統(tǒng)治的所謂禁書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卷。
在清政府的文化統(tǒng)治下，漢族知識分子，大都“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有些頗具天才的學者，也只是注力于繁瑣的考據(jù)，雖然對于整理古代典籍作出相當?shù)呢暙I，但卻窒息了反抗的思想和進取的精神。
清政權既然在本質上仍然是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而滿洲貴族在入關前也沒有什么獨立的先進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滿洲貴族在成為新的統(tǒng)治者后，只有利用前朝統(tǒng)治者的精神資料，來作為自己的精神統(tǒng)治工具。所以，清政權對于佛、道、儒等三教九流，各種統(tǒng)治人民的精神武器，只要能利用的都加以利用。
清朝歷代皇帝，從順治起，都是佛教的皈依者，康熙曾親臨佛教勝地五臺山朝拜；雍正登位后，把自己住過的王府改為雍和宮，作為供奉和宣揚喇嘛教(佛教的一支)的場所。道教張?zhí)鞄煹暮笠岷腿寮铱鬃拥暮笠?，都受到清政府的誥封隆遇；江西上清的天師府和山東曲阜的孔府一樣，成為信眾朝拜之地。
清初統(tǒng)治者對在歷史上有助于封建統(tǒng)治的儒家，表示出特殊的興趣。1645年(順治二年),孔子就有了“大成至圣文宣先師”的封號。順治說：“先圣孔子為萬世道統(tǒng)之宗，本朝開國之初，一代綱常，培植于此。”^[18]1684年，康熙親到曲阜謁孔廟行三跪九叩禮，并親筆為大成殿題了“萬世師表”的匾額^[19]。1712年，他又極力表彰程朱理學，說孔孟之后，“朱子(熹)之功，最為宏巨”,并把朱熹的偶像從孔廟的兩廡抬入大成殿內，列為“十哲”之次。
清政府在采取了經(jīng)濟、政治、文化一系列的統(tǒng)治措施，并在各方面取得相對安定的基礎上，積極用兵，對內鎮(zhèn)壓了叛亂，對外抵抗了侵略，使中國出現(xiàn)了再一次的統(tǒng)一局面。1681年，康熙平定了吳三桂等人的“三藩”之亂。1683年，統(tǒng)一了孤懸海中、時刻為殖民主義國家覬覦的臺灣。1685年、1686年，先后兩次進行雅克薩戰(zhàn)爭，擊敗了沙俄侵略軍。1689年9月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從法律上肯定了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流域的廣大地區(qū)都是中國的領土。1690年、1695年、1696年，康熙三次親征準噶爾，轉戰(zhàn)漠北，擊敗準噶爾部的噶爾丹。乾隆時又完全平定了準噶爾叛亂，使全國在宏偉的版圖上實現(xiàn)了統(tǒng)一。
康熙時尖銳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得到表面的暫時的緩和，形成了所謂“盛世”規(guī)模。但清政府兇殘的民族屠殺和民族壓迫政策，在漢族人民心里留下了巨大的傷痕。當包括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等上層勢力在內的公開的反抗運動被鎮(zhèn)壓之后，民族反抗的意識便主要在下層群眾中保存著、滋蔓著，并逐漸與階級反抗的意識混合起來，產(chǎn)生了以反清復明為宗旨的秘密會黨。其中主要有：三合會^[20],即天地會，又稱三點會，大約產(chǎn)生于乾隆年間，初發(fā)源于福建、臺灣一帶，后逐漸擴展至浙江、江西、兩廣、兩湖、云南、貴州、四川以及河南等省，并在海外華僑中得到發(fā)展。還有哥老會，實際上也是天地會的一個支派，又稱哥弟會，其勢力主要在長江沿岸一帶，如浙江、兩湖、四川等省，后來也擴展到云南、貴州、兩廣、山西、陜西等地。另外在北部和中部各省則有白蓮會，即白蓮教^[21],也是漢人為反抗清朝統(tǒng)治而起的。清中葉以后，南方的會黨和北方的白蓮教成為農民起義的重要組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