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桑悅

予為西昌校官，學圃中筑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之暇，輒憩息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傳》、荀卿、班固、司馬遷、揚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跡，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圣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游之位，若親接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于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挐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挐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思玄集》

〔注釋〕　關閩濂洛：指宋代理學的主要學派，其代表人物為關中張載、閩中朱熹、濂溪周敦頤、洛陽程顥程頤。 酬酢：賓主相互敬酒，為古禮儀之一種。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弊x罷明代文人桑悅寫的《獨坐軒記》，我們大概都會很自然地聯想起唐代詩人劉禹錫寫的《陋室銘》。桑、劉二人的生活年代雖然相隔七百年，作為傳統(tǒng)文人而持有的生活方式是何等相似！

一切的物質享受都可以降低到最低點，簡陋的斗室對劉禹錫來說是“何陋之有”，狹小的書軒在桑悅看來也是可以“悠哉悠哉”的好處所。相對來說，他們更重視環(huán)境的清雅與心理的平衡。所以劉禹錫得意于“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自然意趣，桑悅則喜歡在軒前的半畝池塘里種荷花，于屋外隙地上植綠樹。因為都是讀書人，自然嗜書如命，劉禹錫常在他的陋室中“閱金經”，而桑悅則將他的書軒當成了圣賢接待站，忙得不亦樂乎。700年的悠悠歲月，沒有洗刷盡中國普通文人所留存的共同愛好與旨趣，這大約只能從儒家“安貧樂道”的古訓中去找尋一點答案了。

然而桑悅又畢竟不同于劉禹錫。劉氏在他的陋室里熱情接待來賓，“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雖然因文化層次的不同而拒斥了低階層百姓的介入，對于同一層次的當代人還是門戶開放的。桑悅則堅持“獨坐”的標準，只與書中的古圣賢為師生為好友，而不接受同代人的親近。我們固然可以說這是因為獨坐軒太小，條件限制之故，桑悅自己不也說，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然而這其實只是作者拒絕與外界交往的一種特殊形式。何以見得？《獨坐軒記》最后便泄露了天機：“予之所紛挐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這就是說，桑悅之所以喜歡在獨坐軒里接待那些書中的古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那些古人本也是孤獨的寂寞者。而相反地在現實世界中，他卻難以找到這樣能深深體味到孤獨寂寞的知音，所以他便只能“獨坐”了。

在劉、桑二人或群處、或獨坐的生活方式間分出軒輊來是沒有必要的，因為它們是不同時代的產物。我們感興趣的是，桑悅這種獨處的意識其實是反映了明代中葉以來知識分子個性意識的覺醒。任何時代任何企圖超越該時代正統(tǒng)意識思考的人都會萌發(fā)出一種孤獨感。但不同時代的人對于這種孤獨感的處置卻大相徑庭。明代中葉以前的知識分子遇到這種情況時，更多是采用自我壓抑或怨天尤人的方式，其基點是落在“我”的意識可以并且應該與流行意識同一的考慮上。而明代中葉以后的知識分子則大多認為“我”的意識是第一位的，沒有必要非與正統(tǒng)的一致。因此，他們對于這種孤獨感便更多地是采取肯定的態(tài)度，乃至像桑悅這樣，對此還沾沾自喜。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明代社會政治的黑暗與腐敗，我們是不能不對桑悅的思想行為表示贊許的。

自然，桑悅之所以寫這篇《獨坐軒記》，還有其直接的動因。成化年間，他兩次參加會試，均因“答策語不雅馴”而被斥，第三次得了個副榜，上報年齡時又被昏庸的官僚看花了眼，誤將二十六歲認作六十六歲，發(fā)往泰和(也就是文中所說的西昌)去做一個小小的學官——訓導。以桑氏之高才，竟被埋沒如此，真不免令人扼腕長嘆。而桑悅到泰和任上后寫這篇《獨坐軒記》，也就不是無的放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