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yún)?。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于汴之陽^①。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馀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tài)；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yǎng)。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鱉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②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
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yǎng)其親。其后出仕于朝，名聞一時，推其馀力，日增治之，于今五十馀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于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jié)。處者安于故而難出，出者狃于利而忘返。于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茍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筑室藝園于汴、泗^③之間，舟車冠蓋之沖，凡朝夕之奉，燕游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于以養(yǎng)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jié)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
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fēng)。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于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游，將必有日矣。
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注〕?、凫`壁：本秦符離縣地。漢屬沛郡。隋屬徐州。唐時降為靈壁鎮(zhèn)?！对涂たh圖志》卷九《河南道》五《符離縣》：“靈壁故城，在縣東北九十里?！彼握茏谠v七年改為縣。今屬安徽省。汴之陽：汴水北岸。汴水上流受黃河水，隋朝之后其故道由舊鄭州、開封至商丘，改東南流經(jīng)靈壁、泗縣入淮河。北宋漕運江淮湖浙的糧粟入京師，皆由此道。故文中稱張氏園亭地處“舟車冠蓋之沖”?！、?宋：宋州，北宋升為南京應(yīng)天府，治所在今河南商丘。蘇軾罷徐州任，至此病留半月，轉(zhuǎn)水路赴湖州?！、?泗：泗水，發(fā)源于今山東泗水縣東蒙山南麓，流經(jīng)曲阜、徐州。宋熙寧中黃河改道流向東南，于徐州合泗水入淮河。

蘇軾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遭到排斥，自請外放，由開封府推官通判杭州。不久徙知密州，又徙知徐州、湖州。本文就是蘇軾于神宗元豐二年（１０７９），由商丘循汴河赴湖州任途中，經(jīng)過靈壁張氏園亭，應(yīng)張碩之請而作的一篇記文。
這里記的是一座私家莊園。通過記述這座莊園的地理位置、景物、規(guī)模、用處及其建筑始末，蘇軾生發(fā)一通議論，以別抒懷抱。自“古之君子”以下，則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這個重心即是圍繞“不必仕，不必不仕”這一命題所進行的探討，及其所作出的抉擇。
仕與隱，是古代知識分子所面臨的人生首要課題，從而也構(gòu)成了古典詩文中的永恒主題之一。蘇軾提出“不必仕”，是因為他認為“必仕則忘其身”。一個人如果一心追求功名爵祿，不顧政局的好壞、執(zhí)政者是否賢明，就會入迷途而不知返，臨危境而不知止，必然招來殺身之禍。此之謂“忘其身”。蘇軾提出“不必不仕”，是因為他認為“必不仕則忘其君”。一個人如果永遠優(yōu)游燕息于山林風(fēng)月之中，固然可以全身遠禍，陶情怡性，但卻丟開了為君主效力的義務(wù)，沒有負起對國家、社會的責(zé)任。此之謂“忘其君”。而在蘇軾看來，一般的知識分子恰恰好走這兩個極端。后者招來“違親絕俗”的非議，前者又犯了“懷祿茍安”的毛病。蘇軾自己的主張則是“蹈其義”，“赴其節(jié)”，“養(yǎng)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他打了個奇妙的比喻：譬如人的飲食，饑渴的時候，就應(yīng)吃喝；吃飽喝足，就應(yīng)當(dāng)停止。說到底，他還是主張出仕的，只是在仕途中不要沉迷，應(yīng)當(dāng)臨危即止，急流勇退。
這流露了蘇軾在輾轉(zhuǎn)流徙的仕宦生涯中的典型心態(tài)。一方面，他認為自己多年的入仕從政，已經(jīng)盡到了自己對君主效力的義務(wù)；另一方面，他又擔(dān)心因自己與執(zhí)政者的政見不合，而遭到進一步的迫害，因此產(chǎn)生了急流勇退的想法。他力圖對這兩方面都作出合理的解釋，以維系其精神的平衡，擺脫仕宦不遇的煩惱和痛苦。
鑒于以上心態(tài)，蘇軾從張氏園亭受到啟發(fā)。他認為這種“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yǎng)”的莊園，既是出仕的根據(jù)地，又是退隱的避風(fēng)港。出仕，有莊園的物產(chǎn)可以養(yǎng)其親，為行義求志解除后顧之憂；退隱，也不但有莊園的物產(chǎn)可以養(yǎng)其老，更有山林景致可以怡其性，為全身遠禍找到一塊理想的樂土。蘇軾還認為，建筑這樣的莊園不僅是為個人計，而且也是為子孫計。所以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表示相中了徐州：一是這地方的地理位置、物產(chǎn)風(fēng)景及民風(fēng)民俗好；二是這地方的百姓對自己有感情。他想在徐州購置一座莊園，與張氏莊園南北相望，以便退隱之后在這里養(yǎng)老，且時與張氏子孫往來游樂。文章以此作結(jié)，表現(xiàn)了蘇軾趨歸隱逸的思想。
從不久蘇軾在湖州知州任上發(fā)生“烏臺詩案”，遭到下獄陷害來看，他在本文中流露的急流勇退的想法并非沒有根據(jù)，也不是出于一時之興，他在離徐州赴南京時寫給蘇轍的詩中就說過“歸耕何時決，田舍我已卜”，“逝將解簪紱，賣劍買牛具”了。
為充分表達文章的重心，文章的開頭就不能不詳細描述張氏園亭的地理位置、環(huán)境風(fēng)貌、景物構(gòu)筑、物產(chǎn)養(yǎng)植，以突現(xiàn)“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yǎng)”的作用，及張氏先人構(gòu)筑此園亭的遠見卓識和澤及子孫的功德。這些內(nèi)容越是寫得充分，作者最后“將買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的構(gòu)想才更有基礎(chǔ)，更顯得合理。同時，也滿足了張碩要求作者向世人介紹其園亭之美，及其先人功德的愿望。
形式上，文章熔記敘、描寫、議論、抒情于一爐，特別表現(xiàn)出蘇文慣有的善于理性思辨的特長。議論風(fēng)生，長短句式的相互搭配，間以一連串的對偶句式的穿插，使行文如行云流水，無風(fēng)自涌，具有雄辯的氣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