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西江月》蘇 軾

蘇 軾

平山堂^①

三過平山堂下^②，半生彈指聲中^③。十年不見老仙翁^④。壁上龍蛇飛動^⑤。欲吊文章太守^⑥，仍歌楊柳春風。休言萬事轉(zhuǎn)頭空。未轉(zhuǎn)頭時皆夢^⑦。

注釋 ①平山堂：歐陽修知揚州時所建之堂，在揚州大明寺西南。②三過：元豐七年(1084)十月，蘇軾由黃州移汝州，第三次經(jīng)過平山堂。③彈指：言時間極短。④老仙翁：指蘇軾的恩師歐陽修，此時已故去。⑤“壁上”句：歐陽修在平山堂壁上留下了許多墨跡，“龍蛇飛動”是形容筆勢飛揚騰躍。⑥文章太守：歐陽修《朝中措《送劉仲原甫出守維揚》一詞有“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鐘”句。⑦“休言”二句：白居易《自詠》有“百年隨手過，萬事轉(zhuǎn)頭空”，蘇軾反用白居易的詩意，含義深刻。

綠野堂圖 【清】袁耀

鑒賞 這是一首懷念恩師歐陽修的詞。對蘇軾來說，歐陽修不僅是他受業(yè)的恩師，也是一路提拔他的文壇領(lǐng)袖，更是讓他一生都仰慕、崇敬的道德偉人?？梢哉f，蘇軾崇高的人格有很大一部分是源自歐陽修的影響。蘇軾一生寫了很多贊美、懷念恩師的文章，從初聞歐陽修之名一直寫到自己生命的盡頭。他懷念歐陽修的詞作也有很多，但大概要數(shù)這首《西江月》最有風致、最有感情。我們可以聯(lián)系當時的背景來體會詞中包含的深沉意蘊。

元豐七年(1084)四月，蘇軾結(jié)束了漫長的黃州貶謫生活，“量移汝州”。在黃州的五年時間里，蘇軾過著幾乎是軟禁的生活，也從未離開過這個窮鄉(xiāng)僻壤。這次離開黃州之后，蘇軾經(jīng)過揚州拜訪了平山堂，憑吊恩師。此時離上一次蘇軾拜訪平山堂(在熙寧七年(1074)，即第二次過平山堂)已經(jīng)整整十年，離最后一次見到歐陽修(在熙寧四年，即第一次過平山堂)已十三年。此時歐陽修逝世已經(jīng)十二年，詞中所謂“十年不見老仙翁”，如果按照數(shù)字來看，應(yīng)是指離上一次過平山堂吊唁已十年。但文人寫詞可以只舉其成數(shù)，十二年、十三年未必不可以稱“十年”，所以這里所說的“十年”可以有多種理解。此時，歲月的無情流逝，物是人非的景象，以及這些年來的坎坷經(jīng)歷，讓蘇軾感慨萬千。

詞的開篇三句，有一連串數(shù)字：“三過”“半生”“十年”。這三個數(shù)字寫盡了這些年蘇軾的經(jīng)歷和心情。蘇軾平生三過平山堂(已見上文)，當他第三次登上平山堂時，前兩次的景象一一浮現(xiàn)，給他造成一種時空交錯的幻覺。十幾年的、或者半輩子的時光，在記憶中如夢一般短暫迷離?！皬椫浮币辉~本是佛教用語，見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一引《僧祇律》：“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yù)，二十羅預(yù)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卑选鞍肷罢f成一“彈指”。一長一短形成對比，這也是用了佛家的觀念。經(jīng)過黃州貶謫之后，蘇軾對佛家的理論有了比較深的了解，詞中隨手用來，自然圓融?！氨谏稀本鋵憵W陽修留下的墨跡，增添了物是人非的感慨，“龍蛇飛動”既是形容其字的俊逸瀟灑，也與“老仙翁”的身姿呼應(yīng)，暗示他的道德文章。

接著由歐陽修的墨跡想到他的生平著作，“文章太守”一語既承接上文語義，又暗用歐陽修詞中的句子，十分神妙。這里的“欲吊……仍歌……”是一個整體，“歌楊柳春風”是“吊文章太守”的具體方式。歐陽修曾在平山堂前種植柳樹，其《朝中措《送劉仲原甫出守維揚》有“手種堂前垂柳”一句，蘇軾十年之后拜訪平山堂，這柳樹必然已是巍巍長成了。所謂“木猶如此，人何以堪”，睹物思人，追憶已逝的歲月，總能平添無限的悲意。承接這種悲意，蘇軾又化用白居易的詩，慨嘆生命的虛無——這是他身罹大難之后一直都有的慨嘆。前人往往激賞本詞的最后兩句，因其在化用白居易詩之外，又增進一層：既感慨歲月、生命的虛無縹緲，又指出世間人在未曾醒覺之前，都只是沉睡在夢中，也包括他自己。這種帶有自哀的自醒，是蘇軾思想成熟的表現(xiàn)。

宋釋德洪覺范《石門文字禪》卷二七《跋東坡平山堂詞》記載：“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妝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于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這段記載給我們留下了當時場景的珍貴記錄。“紅妝成輪”“名士堵立”，可說是一場盛會，但是蘇軾“目送萬里”“殆欲仙去”，則哀傷之情溢于言表。在盛會之時寫一點歲月流逝的感慨，這是自古以來文人的俗套，蘇軾或許也不免有些刻意。但是蘇軾的感慨是有真實的經(jīng)歷和現(xiàn)實為基礎(chǔ)的，在他崇高的人格的感召下，當時的觀眾和今日的讀者在看到這些字句時，都會感慨萬千。(姚蘇杰)

集評 清《陳廷焯：“東坡《西江月》云：‘休言萬事轉(zhuǎn)頭空。未轉(zhuǎn)頭時皆夢?！愤M一層，喚醒癡愚不少。”(《白雨齋詞話》卷六)

鏈接 宋代理學家文章理論的發(fā)展。北宋時代的理學家，開始承韓愈的“文道”論，在文章的觀念中逐漸強化“道”的核心地位。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在其《通書》的《文辭》篇中明確提出：“文所以載道也?！边@也就是后來常被人說起的“文以載道”說。到了二程的時候，程頤更是在《語錄》中提出“作文害道”一說。這些理學家所講的“道”，主要是關(guān)于“身心性命”的義理之學，他們由最初的“重道輕文”，進而發(fā)展為“重道廢文”。到了南宋，隨著理學的進一步發(fā)展，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在繼承周敦頤、程頤觀點的基礎(chǔ)上，又提出了“文道合一”的理論，認為只要修“道”明“理”。文便會自然“從道中流出”，不必舍此而求文(《朱子語類》卷一三九)。以至于后來的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品評文章只從“明義理，切世用”的角度著眼，而基本不注意文章的藝術(shù)性，充分暴露了道學家文學理論的缺陷。

曾鞏強調(diào)文章“周理”“適用”。受歐陽修古文觀念的影響，曾鞏在“文”和“道”的關(guān)系上認為“畜道德而能文章”(《寄歐陽舍人書》)，要求“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fā)難顯之情”(曾鞏《南齊書目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