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家韓愈一生很愛給死人作墓志，他的作品中，僅碑志文就七十余篇，約占總數(shù)的百分之三十。在這些數(shù)量可觀的碑志文中，確有不少光輝奪目的杰作，如廣為傳誦的《柳子厚墓志銘》、《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等，不僅內(nèi)容真實、具體，有歷史價值，而且形式手法也不落俗套，運用傳統(tǒng)的墓志銘文體，有聲有色地刻畫人物，敘寫故事，或議論或抒情，靈活多變，情文并茂，具有濃郁的文學(xué)色彩。
在韓愈的碑志文中，也有相當(dāng)一部分美化死人的“諛墓”之作，這為歷代論者所鄙夷。據(jù)說最早揭出韓文諛墓的是一個叫劉叉的人，他曾公然拿走韓愈為人作墓志銘所得的酬金數(shù)斤而去，還說：“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同時代的劉禹錫也認(rèn)為韓愈受金(接受潤筆費)而作碑志，討好死者，有“載贓”之嫌。既然得了人家的錢，一般就得照墓主的意圖寫，不論其品行如何，一律“稱美不稱惡”。最明顯的例證如《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據(jù)史書記載，許國公韓宏一生有過美政，也有過惡行。在平定淮蔡吳元濟亂時曾立有戰(zhàn)功，對穩(wěn)定當(dāng)時的局勢起了作用。但韓兇殘暴戾，動輒濫殺無辜，據(jù)《新唐書》本傳說，平蔡時宏一度“陰為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而韓愈在碑文中對此只字不提，一味美譽，所以近代學(xué)者林紓以為文中有“諛墓之曲筆”。
碑志文本來是一種應(yīng)酬文體，一些平素和韓愈有來往的同僚、親友，慕于韓的文名，身后都想請他寫幾行文字置于墓前，以企留名百世，而韓為人寬厚，往往有求必應(yīng)。于是，對一些一生虛度年華，確實無事功可記，甚至惡行昭著的墓主，作者也礙于情面，或妄加評斷，“無美而稱之”,或東拉西扯一些好聽話，敷衍了事?！兜钪猩俦O(jiān)馬君墓志銘》中的墓主馬繼祖本屬膏梁子弟，因門蔭四歲便得到高官，一生庸祿無功可記，而韓與馬家是故交，只好故弄姿態(tài)，夸飾自己與馬家三代交情，以致初次見到馬時“眉眼如畫，發(fā)漆黑，肌肉玉血可念”的嬰孩可愛貌。韓愈這類應(yīng)付親故而作的內(nèi)容空虛的碑志文大約占總數(shù)的一小半，其諛墓色彩也是很明顯的。
韓愈一向被稱為“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師，他倡導(dǎo)古文運動，進行卓越的創(chuàng)作實踐，成為繼司馬遷之后最杰出的散文作家，金人李治說：“文至于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而韓文中常被人提及的“諛墓”之辭，無疑是他散文的瑕疵，正如清人顧炎武感慨的：“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后敘》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猶未敢許也！”(《亭林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