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陶淵明接受史概論

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山東濟南，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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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對隋代初唐讀者來說陶淵明已不陌生 , 但主要還是一位風雅高士 , 而非詩人。盛唐人雖有不滿陶的一面 , 但總體上欣賞淵明風流 , 以群體的形式發(fā)現(xiàn)并開拓了田園詩。中唐人則將陶的平淡自然精神進一步凝定、普遍化。晚唐對陶的接受無多大進展 , 但也有特色。隋唐五代人之所以接受陶淵明是有其特定原因和條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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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guān)鍵詞：

隋唐五代； 陶淵明；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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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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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ccount of the Reception of Tao Yuanming during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bstract：

To readers of 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ies, Tao Yuanming was no stranger, but they took him for a charming recluse rather then a poet.Scholars in the prime of Tang Dynasty, though unsatisfied in some respect, appreciated his elegance, and developed the pastoral poetry.People from mid Tang Dynasty affirmed Tao's simple and natural spirit.No further development showed in the reception of Tao in late Tang Dynasty but with special features.There were special reasons and conditions in terms of receiving Tao by the scholars of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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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

Sui;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Tao Yuanming; re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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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 2001-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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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五代， 陶淵明為人和詩文的魅力再也遮擋不住， 他象上弦月一樣日益流光溢彩。他的個性風神、他的詩歌精神從隱居之地走出來， 向社會、文化、詩歌創(chuàng)作輻射、滲透。這種輻射、滲透是強有力的， 又是如春雨潤物般細而無聲的。它貫穿于整個隋唐五代陶淵明接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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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南北文化的融合， 隋代人對陶淵明已不陌生。由南北朝入隋的詩人江總、盧思道等都曾在《于長安歸還揚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賦韻詩》、《聽鳴蟬篇》等詩中用到陶淵明詩文中的詞語和典故。這種情況在隋代詩人中也不止一例。又如孔德紹《登白馬山護明寺詩》云：“今日桃源客， 相顧失歸途。”[1] (P2722) 孫萬壽《別贈詩》云：“酒隨彭澤至， 琴即武城彈。”[1] (P2640) 李巨仁《登名山篇》云：“避世桃源士， 忘情漆園吏?！盵1] (P2726) 胡師耽《登終南山擬古詩》云：“結(jié)廬終南山……且對一壺酒， 安知世間名。寄言朝市客， 同君樂太平?！盵1] (P2730) 楊暕《與逸人王真書》云：“彭澤遺榮， 先有《歸來》之作?！盵2] (P4060) 由隋入唐的劉孝孫、王通、王績等人對陶淵明都有或多或少的接受。被當時人稱為“王孔子”的文中子王通一生致力于周孔之道， 恪守儒家道德規(guī)范， 主張即使不得已而退隱， 也應(yīng)不忘兼濟天下。因此當有人問他對陶淵明的評價時， 他回答說：“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 《五柳先生傳》則幾于閉關(guān)矣。”[3] (卷9) 他也批評效仿陶淵明的弟弟王績說：“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 吾不與也?！盵3] (卷3) 王績倒是陶淵明的一個大知音， 他在飲酒和詩文創(chuàng)作中都深受陶淵明影響。別人把他稱為當時的陶淵明。實際上， 王績真是陶淵明為人和詩文的嫡系真?zhèn)?。王通、王績兄弟對陶淵明的抑揚開啟了唐人對陶淵明的基本態(tài)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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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初唐人來說， 陶淵明主要還是一位穎脫不群、好酒拔俗的風流雅士， 而不是一位詩人。因此， 初唐史家魏征等《隋書·文學傳序》、《隋書·經(jīng)籍志》集部論、令狐德棻等《周書·王褒庾信論》, 文學家“四杰”、由初唐入盛唐的張說《唐西臺舍人贈泗州史徐府君碑》等， 在歷述、稱引到中古時期著名作家時， 動則曹植、王粲、劉楨、阮籍、嵇康、潘岳、陸機、張協(xié)、左思、郭璞、謝靈運、江淹、徐陵等等， 獨不及陶淵明。這表明， 初唐人在一般泛論文學史歷代作家時， 往往忽視了陶淵明。類似的情況在一定范圍內(nèi)是隋唐五代陶淵明接受史上的一種常見現(xiàn)象。如盛唐殷璠《河岳英靈集》評王昌齡語、中唐李華《揚州功曹蕭穎士文集序》、韓愈《薦士》詩、晚唐顧陶《唐詩類選序》、李商隱《獻相國京州公啟》、后晉劉昫《舊唐書·文苑傳序》等也沒提到陶淵明。這顯示了陶淵明的詩文在初唐直至五代知音稀少、被輕視的一面。但知音稀少并不等于沒有知音， 輕視并不等于沒有注意。同前期相比， 從初唐開始， 陶淵明的知音、讀者便有增無減。上至最高統(tǒng)治者， 下至著名文人乃至一般文人大都欣賞陶之為人， 常常在宴會等集體場所稱引陶好酒的情趣。初唐“四杰”可為其中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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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時， 王維、李白、杜甫等人都對陶淵明的人生選擇和襟懷抱負有不欣賞的一面， 王維在《與魏居士書》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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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陶潛， 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 解印綬棄官去。后貧， 《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笔菍移蚨鄳M也。嘗一見督郵， 安食公田數(shù)頃， 一慚之不忍， 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 忘大守小， 忘□其后之累也。[4] (P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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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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齷齪東籬下， 淵明不足群。[5] (P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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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也在《遣興五首》其三中表現(xiàn)了唯一一次貶低陶淵明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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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潛避俗翁， 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 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 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 何其掛懷抱。[6] (P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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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前代讀者所沒有提出的新的接受史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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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初唐， 在盛唐， 對陶淵明的興趣 (主要是對他的隱逸和飲酒) 進一步由個體走向群體， 向社會、文化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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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盛唐人的詩文史料， 當時有的《高士傳》中收有陶淵明。如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寄京邑舊游》云：“嘗讀《高士傳》, 最嘉陶征君”[7] (P120) , 李白《口號贈楊征君》云：“陶令辭彭澤， 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 君與古人齊?！盵5] (P511) 其實， 陶淵明可能是唐代人最后補充進《高士傳》的。吳筠《高士詠序》中就把陶淵明看作最后一位高士。作為一位名隱， 陶淵明的個性特征， 李白在《戲贈鄭溧陽》中是這樣描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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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令日日醉， 不如五柳春。素琴本無弦， 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窗下， 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 一見平生親。[5] (P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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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達知足、怡情于酒、遺世獨立、悠然自得， 正是盛唐人所理解的典型的陶淵明形象。飲酒是陶淵明表現(xiàn)其曠達任真?zhèn)€性的典型行為， 而陶淵明又愛重九之名， 嘗于九月九日無酒坐菊叢中悵望久之， 見白衣人王弘送酒至， 即便就酌。因此盛唐人每于九日詩中稱引淵明， 且與飲酒、菊花聯(lián)系， 如崔國輔《九日》、崔曙《九日登望仙臺呈劉明府》、王昌齡《九日登高》、劉虛《九日送人》、高適《九月九日酬顏少府》及《重陽》、杜甫《九日楊奉先會白水明府》及《復(fù)愁十二首》其十一、張均《九日巴丘登高》、孟浩然《盧明府九日峴山宴袁使君張郎中崔員外》等都是如此。重陽節(jié)飲菊花酒本是古老的民間習俗， 自從陶淵明賦予菊、酒以一種典型的高雅脫俗的意味后， 盛唐人第一次大量在“九日”詩中稱引陶酒、東籬菊以加強重陽節(jié)高雅的文化品位， 使陶酒與東籬菊成為日后“九日”詩中的兩種典型意象。當然， 稱陶好酒并不僅僅出現(xiàn)在“九日”詩中， 如王維《送六舅歸陸渾》、孟浩然《和盧明府送鄭十三還京兼寄之什》、杜甫《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及《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等詩也稱陶好酒。好酒的確是盛唐人對陶淵明的最深的印象， 因此王維那首著名的詠陶之作《偶然作六首》之四便扣住“酒”字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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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潛任天真， 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 家貧不能有。九月九日時， 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 倘有人送否？白衣攜壺觴， 果來遺老叟。且喜得斟酌， 安問升與斗。奮衣野田中， 今日嗟無負。兀傲迷東西， 蓑笠不能守。傾倒強行行， 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 肯愧家中婦。[4]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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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遺形取神， 對陶淵明一切個性、言行、心理的刻畫都圍繞著一個“酒”字， 陶詩篇篇有酒， 王詩則句句有酒， 在濃郁的酒香中， 我們仿佛看到了一位任真自然、瀟灑飄逸、遺世傲兀的醉酒的陶淵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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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盛唐人中， 真正繼承陶淵明飲酒之風， 而又飲出自己豐滿傳神的個性的卻只有大詩人李白。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在文學史上， 以飲酒聞名而又獨具個性的優(yōu)秀作家， 當先要數(shù)的應(yīng)是阮籍、陶淵明和李白。阮籍是狂悶之飲， 陶淵明是率真之飲， 李白則是豪情之飲。然就師承關(guān)系而言， 李白的飲酒之風既受阮籍為代表的竹林名士的影響， 也受陶淵明的影響。在現(xiàn)存的990首詩、166篇雜文中， [5]據(jù)初步統(tǒng)計， 至少有78篇詩文與陶淵明有較直接的關(guān)系， 而在這78篇詩文中則有21篇與陶淵明飲酒有關(guān)。概而言之， 李白學陶飲酒主要有如下三點值得注意：第一， 表現(xiàn)隱逸高雅之趣， 流露率然天真的個性。第二， 展現(xiàn)外視名利、灑脫自得的風姿， 突出個體的人格意識。第三， 借酒消除悲愁， 流露懷才不遇、時光空逝的悲嘆， 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深深的孤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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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人在陶淵明接受史上最重要的一個貢獻是， 他們以群體 (而非個體) 的形式發(fā)現(xiàn)并深入學習了陶淵明的田園詩。即， 從盛唐開始， 陶詩 (特別是陶的田園詩) 開始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大面積而又較深刻的影響。盛唐人對陶詩的學習已不是單純的典故使用， 也不是詞句的局部借鑒， 而是在融合陶、謝 (靈運) 詩的基礎(chǔ)之上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山水田園詩。李白于《早夏于將軍叔宅與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杜甫于《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等詩文中不約而同的將陶、謝 (靈運) 并稱， 顯示出陶詩在有識之士心中詩史地位的提高。陶淵明對盛唐山水田園詩的影響是全面而廣泛地展開的。就廣泛而言， 以王、孟為中心， 絕大多數(shù)寫過山水田園詩的盛唐詩人無不受陶淵明影響， 如明顯受陶詩影響的詩人有：包融、丘為、崔顥、王昌齡、張九齡、裴迪、祖詠、殷遙、盧象、綦毋潛、劉虛、高適、儲光羲、杜甫、李白等等。從創(chuàng)作成就和影響大小來看， 尤以王、孟、儲最具代表性。據(jù)清人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 王維現(xiàn)存479首詩中， 與陶有明顯關(guān)系的約50首， 約占總量的1/9.6;據(jù)近人李景白《孟浩然詩集校注》, 孟浩然現(xiàn)存近270首詩中， 與陶有明顯關(guān)系的有42首， 約占總量的1/6.4;據(jù)《全唐詩》卷一三六至一三九， 儲光羲現(xiàn)存225首詩中， 有17首與陶明顯相關(guān)， 約占總量的1/13。當然， 這些受陶影響的詩作中， 山水田園詩占絕大多數(shù)。如果再考慮到?jīng)]有陶詩明顯痕跡， 而在題材、審美態(tài)度等方面受陶影響的作品， 盛唐山水田園詩中的學陶之作的數(shù)量和比例是驚人的。就全面而言， 是說盛唐山水田園詩對陶淵明田園詩所開創(chuàng)的寫作典范都有繼承和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受陶詩影響的詩人中， 李白、杜甫、祖詠、裴迪等大小詩人的山水田園之作， 雖然在風格上也有陶詩的影子， 但巍然獨自成家、以鮮明的個性為后代讀者所確認的優(yōu)秀山水田園詩人的代表卻是王維和孟浩然， 此外還可加上一個儲光羲。他們學陶而自成格局， 創(chuàng)造出了新的詩歌境界和個性風格。王、孟、儲三人受陶詩自然沖淡風格的影響， 分別形成了自己的主導(dǎo)風格：清腴自在、疏淡閑曠、質(zhì)樸古雅。在田園詩里， 盛唐人最感興趣的一個話題和意象是“桃源”。我們可以夸張地說， 整個盛唐山水田園詩在共同訴說一個桃花源的母題， 即桃花源已不僅僅是一個普通意象， 而是一個凝聚著盛唐詩人的理想和憧憬， 甚至某種潛意識體悟的原型母題。桃花源與盛唐人的理想有著異體同構(gòu)的關(guān)系， 因此它成為盛唐山水田園詩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母題原型。以盛唐的四大詩人而言， 孟浩然有12次明確寫到桃源， 王維有8次， 李白有14次， 杜甫有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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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山水田園詩對陶淵明詩文的接受情況表明， 陶淵明及其詩文所代表的審美追求、價值追求在盛唐已經(jīng)被從一定程度上較為普遍地肯定或認同， 它作為一種與城市、社會、官場等世俗世界相對立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審美價值、人生價值向知識階層進一步擴散并初步定型。人們雖然尚沒有在理性上給予充分的重視， 但在審美上、生活上卻在較為普遍地學習和效仿， 并進一步創(chuàng)造了獨具個性而且成就輝煌的盛唐山水田園詩及山水田園精神， 對后世的陶淵明接受者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孟、王、儲等人為主的山水田園詩派發(fā)展壯大了始自陶、謝的山水田園詩傳統(tǒng)， 特別是將陶、謝開創(chuàng)的山水田園詩傳統(tǒng)凝聚成一種淡雅自然、率性任真的藝術(shù)精神。這種精神對整個中晚唐乃至更遠的宋、元、明、清詩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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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人貶抑陶淵明的觀點直接影響了中唐文人， 象顧況、李端、白居易等人都對陶略有微詞。但從整體、主流看， 中唐人比盛唐人更加理解陶淵明的人生追求。在盛唐人 (如李白) 看來， 陶淵明的隱逸、飲酒顯示出灑脫不群、憧憬自由的個性特征， 隱逸與仕途尚是基本對立的兩種不同生活。中唐人則比盛唐人更加津津樂道于陶淵明的隱逸閑趣， 并把這一閑趣普遍化、平俗化， 從田園引向官衙、從理想引入世俗。由此， 隱逸閑趣進一步超越形跡， 向心靈內(nèi)斂， 變?yōu)槌匠鎏帯⑹穗[而又不避世俗的閑適。這在韋應(yīng)物、白居易身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因此， 盛唐人學陶以示不羈個性的隱逸、飲酒， 在中唐則成為獨善生活、心靈超越狀態(tài)下閑適之趣的佐助。中唐的韋應(yīng)物、柳宗元直接繼承了導(dǎo)源于陶、謝， 壯大于盛唐的山水田園精神。特別是韋詩， 其藝術(shù)淵源首先是陶淵明， 然后才是其他詩人詩作。韋詩繼承并發(fā)展了陶詩恬淡沖和、真率自然的精神。他進一步把這種精神大量帶進其它題材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 特別是寫官場、官衙的詩作中。正是從打破詩歌題材、將陶詩精神普遍化這個意義上， 從韋應(yīng)物開始， 陶詩以平淡自然、率真無飾為內(nèi)核的田園精神才真正成為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shù)精神和理想的人格境界之一。也正是受韋詩的直接影響， 才產(chǎn)生了白居易的閑適詩。白居易閑適詩強化了來自陶詩和韋詩的恬適精神， 并進一步將其貫穿于抒寫各種題材的作品里， 使這一以超越、化解悲情為特點的恬適精神成為詩歌和人生共同追求的精神境界。從而對淵源于陶詩、以平淡自然為理想的宋詩精神和人生追求產(chǎn)生了最直接的深遠影響。柳宗元詩中雖沒有提到陶淵明， 極少有來自陶淵明詩文的典故、詞語， 但他的許多詩， 如《南澗中題》、《覺衰》、《首春逢耕者》、《夏初雨后尋愚溪》、《田家》三首、《飲酒》、《讀書》等作品不但在意趣、題材上借鑒了陶詩， 而且在風格上蕭散簡遠， 醇厚有味， 放之淵明集中， 幾乎難辨。因此， 蘇軾《題柳子厚詩》云：“柳子厚晚年詩， 極似陶淵明。”[8] (P2109) 中唐韓孟詩派因詩學追求的差異， 于陶詩雖接受不多， 但韓愈也贊賞“古淡” (《酬贈張秘書》) 、自然的詩作， 所以他的《秋懷詩十一首》其一和其五、《晚菊》、《南溪始泛》、《江漢雖云廣》等“未嘗不師法陶公?！盵9] (P89) 孟郊《隱士》、《秋懷》、《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等詩寫淡泊閑適之趣也明顯受陶詩影響。繼盛唐李白、杜甫、王昌齡等人以審美感悟的方式點評陶詩之后， 中唐有更多的詩人以更為明確和理性的態(tài)度發(fā)現(xiàn)了陶詩， 特別是皎然在《詩式》、《詩古文聯(lián)句》中明確運用當時的詩學觀點對陶詩的藝術(shù)特點、藝術(shù)價值進行發(fā)掘， 并在分析的基礎(chǔ)上確立了陶詩在詩史上非同尋常的地位。這標志、也代表了唐代人對陶詩的最高理性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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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人對陶淵明便幾乎沒有微詞了。他們雖仍然認為陶淵明是嗜酒的縣令、高雅的隱士， 但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初盛唐人大多把陶看作有優(yōu)點也有缺點的朋友對待， 對陶是欣賞和寬容的。到中唐有人自稱“異世陶元亮”, [10] (白居易《醉中得上都親友書以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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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多時憂問貧乏偶乘酒興詠而報之》 (P837) 對陶是傾慕和效仿的。而晚唐似乎又回到了蕭統(tǒng)的觀點， 有對陶極為仰慕、將陶理想化的一面。他們更加突出了陶不愿同流合污、不滿現(xiàn)實、高蹈避世的鮮明個性。晚唐五代詩人中的大家、名家如杜牧、李商隱、杜荀鶴等對陶淵明的接受甚少， 但眾多的小詩人對陶詩有或多或少的接受。特別是在業(yè)已形成的崇尚淡泊的詩歌精神的影響下， 他們在寫隱逸淡泊情思時往往受陶詩的影響， 如唐彥謙、司空圖、李建勛、徐鉉等人都有不少明顯受陶影響的作品。其中司空圖的詩歌理論倡導(dǎo)沖淡之美， 提出“味外之旨”、“韻外之致”的詩論命題， 并以深受陶詩影響的王維、韋應(yīng)物詩作為典范。雖未明言陶詩如何， 但聯(lián)系宋代梅堯臣、蘇軾等人的論陶言論， 司空圖這一時代詩歌理論在揭示陶詩美學內(nèi)涵上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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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接受陶淵明并不是偶然的。尚隱、以酒入詩是唐人接受陶淵明為人的基本原因， 莊園經(jīng)濟的發(fā)達、庶族文學的興起和新的美學追求是唐人接受陶淵明詩文的重要原因。陶淵明詩文和傳記通過各種途徑在唐代的傳播則為唐人接受陶淵明提供了必要條件。以上原因， 筆者曾專文探討過， [11] (P83-87) 在此再從三個方面進一步申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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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尚隱不僅僅來自統(tǒng)治者對道教的重視， 還來自社會動蕩和仕途失意的刺激。陶淵明所處乃晉宋易代之際， 社會動蕩， 尚隱成風。隋唐易代之際， 大背景與陶淵明的時代很相似， 天下多事， 世道衰敝， 有才難施。因此， 許多有才之士知難而退， “不能役心而守道， 故將委運而乘流?！盵12] (王績《游北山賦》, P1) 僅王績文集提到的隱士就有十多人， 足見當時避世之風的興盛。當隱逸本身就代表著一種高雅的價值觀念之后， 隱逸便成為時尚， 盛唐如此， 而動亂之后的中唐更是如此。安史之亂的刺激使“大歷時期的人總體上顯示出一種逃避現(xiàn)實、追求個人安逸的茍安心理?！盵13] (P11) “吏隱”遂成時尚。隱逸不再是盛唐人的點綴品， 而是成為中唐士人的生活本身。晚唐五代， 時世艱難至于兇險， 士人對政治極度失望， 他們的心態(tài)又螺旋式的回到隋末唐初， 避世心態(tài)尤其嚴重。在正直士人眼里， 軒冕不值一錢， 戰(zhàn)亂逼迫他們“長歌深入武陵溪。”[14] (司空圖《丁未歲歸王官谷》, P7249) 隋唐五代陶淵明接受史中三個轉(zhuǎn)折性的重要讀者王績、韋應(yīng)物、司空圖恰好出現(xiàn)在社會動蕩之時， 不能不說明時世影響之巨。政途失意也是尚隱心態(tài)的刺激源。如初唐“四杰”中接受陶淵明最多的盧照鄰， 一生只做過幾任小官， 很不得意， 便常借陶淵明寄托“江湖之思”。[15] (《于時春也慨然有江湖之思寄此贈柳九隴》, P14) 中唐白居易開始大力接受陶淵明的最直接動因就是退居渭上和遭貶江州兩大事件。他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和《題潯陽樓》等追模、贊頌陶淵明的詩作都作于政治失意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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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自然價值的確立， 是唐人接受陶淵明的思想動因。自然價值實質(zhì)上是以建功立業(yè)、積極進取為主要特征的盛唐精神的另一面， 即“希企隱逸、徜徉于山水、追求個體的獨立自由。”[11] (P83) 自然價值是魏晉六朝這一人的覺醒時代長期積淀的結(jié)果。在魏晉六朝， 以莊老釋思想為核心的玄思淡化了儒家思想影響下的名利觀念， 促使生命個體在理性上的覺醒；士人承認并投身于世俗功利之外的非功利人生， 對自然山水及其所體現(xiàn)的人性美給予高度肯定。南北一統(tǒng)后的唐代政治局面喚醒了士人建功立業(yè)、求取名利的理想和欲望。但有著強烈用世之心的唐人并沒有因此拋棄東晉南朝就已經(jīng)定型的崇尚自然的價值觀念， 仍然認為山水風月足以澡雪精神、興寄情思， 更何況又有日益滲入傳統(tǒng)文化的佛教思想的進一步影響。如果說山水為人格之形貌， 那么獨立自由則為之神髓。在等級制度之下進入仕途， 焉能不折腰向人！追求以獨立自由為核心的自然價值 的唐代士人， 對此折腰之苦感受殊烈， 意氣風發(fā)的盛唐人尤其突出。高適“拜迎長官心欲碎”, “轉(zhuǎn)憶陶潛歸去來?！盵16] (《封丘縣》, P170) 岑參亦以“頭白反折腰”為恥， [17]《衙君守還》, P211) 李白更是高歌“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 使我不得開心顏！”[5]《夢游天姥吟留別》, P708)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獨立精神和歸去來兮的自由心聲， 引起了人格高揚的盛唐人的共鳴。陶淵明是自然價值最集中的體現(xiàn)者之一， 他于田園山水、人格自由兩方面都為后人標示了典型， 唐人的精神也在他那兒找到了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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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陶詩之所以引起唐人較為普遍的關(guān)注， 與中國古典意境理論在唐代日益成熟分不開。六朝人論詩不論是求形似， 還是講吟詠情性， 亦或是講“圓美流轉(zhuǎn)”, [18] (《王筠傳》, P609) 都極少綜合考慮諸因素綜合而成的意境美。唐人， 尤其是盛唐之后， 隨著大量富于意境之美的優(yōu)秀詩作的誕生， 意境理論也及時得到總結(jié)。這些總結(jié)建立在敏銳的審美基礎(chǔ)之上， 成為衡量古典詩歌的嶄新標準。初唐人重興寄風骨， 功利味道過濃， 于陶詩仍極隔膜， 到盛唐人重興象、重情景交融的意境美， 便發(fā)現(xiàn)了富于意境美的陶詩。如， 盛唐王昌齡《詩格》認為“物色” (景物) 與“意興” (情致) 兼融方好。在此前提下， 他分五“格”論詩時， 便摘引陶詩為例。[19] (P39) 中唐皎然以情、格、事論詩， 于《詩式》中14次舉陶詩為例進行論析。晚唐司空圖的詩論推崇沖淡的意境美， 將意境理論推向成熟， 為宋代人把對陶淵明的接受引向深入和理性奠定了基礎(chǔ)。王昌齡、皎然、司空圖的意境理論一脈相承， 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的獨創(chuàng)， 更是時代審美觀念的總結(jié)。因此， 唐人以群體的形式較為普遍的接受了陶詩。伴隨著意境理論的成熟， 富于意境美的陶詩也日益從歷史云霧中凸現(xiàn)出它迷人的光彩， 難怪唐人已經(jīng)在說“只應(yīng)陶集是吾師”了。[20] (P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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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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