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五臺山記》

顧炎武

五臺山在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史炤 《<通鑒>注》 曰：“五臺山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xiàn)之地?！?《<華嚴(yán)經(jīng)>疏》 云： “清涼山者，即代州雁門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p>

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有謂： 環(huán)基所至五百余里，有謂四埵去中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埵為趙襄子所登以臨代國，南埵為帝堯遭洪水系舟之處，北埵夏屋山，后魏孝文駐蹕之所，西埵天池，隋煬帝避暑之龍樓鳳閣者，皆太廣遠(yuǎn)而失其實。惟今山志所言五臺者近是。北臺最高，后人名之葉斗峰，有龍湫，其東二十里為華嚴(yán)嶺； 又東二十里為東臺，上可觀日出，其東為龍泉關(guān)路。自北臺而南二十里為中臺，其巔西北有太華泉； 又西十五里為西臺。其西疊嶂?jǐn)?shù)十里，北有秘魔崖，東南有清涼嶺。惟南臺稍遠(yuǎn)，去中臺可五十里。五峰周遭如城，其巔風(fēng)甚烈，不可居。而佛寺之大者，五六皆在谷中。其地寒，不生五谷，木有松無柏，亦有民人，以樵采射獵為業(yè)。在古建國時，當(dāng)為林麓之地，中代以下，而吾人之逃于佛者居焉。于是，山始名，而亦遂為其教之所有。然余考之，五臺在漢為慮虒縣，而山之名始見于齊。其佛寺之建，當(dāng)在后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為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雒陽而不在此也。

余又考之，《北齊書》 但言“突厥入境，代、忻二牧，馬數(shù)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 《隋書》 但言“盧太翼逃于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shù)人廬于巖下，蕭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而已。至 《唐書·王縉傳》始言，“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費錢巨億萬?？N為宰相，給中書符牒，令臺山僧?dāng)?shù)十人分行郡縣，聚徒講說，以求貨利?！庇谑谴松矫勍庖?。至“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見于敬宗之紀(jì)。而 《五代史》 則書有胡僧游五臺山，“莊宗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書五臺山僧繼為劉承鈞鴻臚卿，“能講 《華嚴(yán)經(jīng)》，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山當(dāng)契丹界上，繼颙常得其馬以獻(xiàn)，號‘添都馬’?！?《元史》 則書武宗至大二年二月“癸亥，皇太后幸五臺山”; 三月己丑，“令高麗王隨太后之五臺山”。英宗至治三年五月甲申，“車駕幸五臺山”，庚寅“禜星于五臺山”。夫以王縉之為相，莊宗、武宗、英宗之為君，其事亦可知矣。然此皆山志所不載； 問之長老，亦無有知其跡者。此在三四百年之間，而不能記述已如是矣，而況于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xiàn)乎？

其山中雨夜，時吐光焰。《易》 曰：“澤中有火，革?！鄙钌骄捋?，無佛之處亦往往有之，不足辨。嗚呼！ 韓公《原道》之作，至于“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而李文饒為相，能使張仲武封刀付居庸關(guān)，而不敢納五臺之逃僧。蓋君子之行王道者，其功至于如此。而吾以為，當(dāng)人心沈溺之久，雖圣人復(fù)生，而將有所不能驟革，則莫若擇乎荒險僻絕之地，如五臺山者而處之，不與四民者混，猶愈于縱之出沒于州里之中，兩敗而不可禁也。作 《五臺山記》。

五臺山在山西省五臺縣東北的層巒峻嶺中，是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這里佛寺云集，夏季氣候涼爽宜人，雖然地處偏僻，卻成了僧侶香客朝圣拜佛的靈仙寶境，也是游人觀覽名勝古跡，消暑度夏的宜人去處。古往今來，許多文人墨客來此游覽，寫下了眾多游記詩文。現(xiàn)存的游記散文有明代喬宇的 《五臺山》、王思任的 《游五臺山記》、徐霞客的 《游五臺山日記》等。清代文人現(xiàn)存的記游五臺山的散文更夥，已知有七、八篇。這些游記散文，由于作者愛好興趣、游歷感受和世界觀的不同，因而所記敘的重點、描繪的對象、抒發(fā)的思想感情各有側(cè)重。而顧炎武的這篇 《五臺山記》卻是其中迥異其趣、獨具一格、思想內(nèi)容較為深刻的一篇。

這篇游記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層從開頭至“故曰五臺”。主要是介紹五臺山的地理位置，并引用史籍和佛教經(jīng)典介紹五臺山佛教傳說和氣候地形特征。文章一開始作者首先大概地交待了五臺山所處的方位：“五臺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北距繁峙縣一百三十里”。這就好像幾何學(xué)上兩條直線相交，其交匯點就是五臺山的準(zhǔn)確位置。接下去引用了史炤《<通鑒>注》和澄觀 《<華嚴(yán)經(jīng)>疏》中有關(guān)五臺山的記敘。史炤，北宋末年人，曾為司馬光等人編撰的編年史 《資治通鑒》作注釋，著成 《<資治通鑒>釋文》 一書?！度A嚴(yán)經(jīng)》全稱 《大方廣佛華嚴(yán)經(jīng)》，原為梵文，有晉、唐兩種譯本，是佛教華嚴(yán)宗的主要經(jīng)典，唐代華嚴(yán)寺沙門僧澄觀為之注疏，撰成 《<華嚴(yán)經(jīng)>疏》一書。代州，隋朝所置，轄區(qū)相當(dāng)于今代縣、五臺、繁峙、原平四縣。文殊，梵語音譯為“文殊師利” (或作“曼殊師利”)，意為妙吉祥、妙德，以智慧知名，為佛教大乘菩薩之一，與普賢常侍于佛之左右。相傳文殊菩薩曾率仙人五百在五臺山說法，故五臺山為文殊道場。所以《<通鑒>注》云：“相傳以為文殊示現(xiàn)之地”。五臺山系由東臺、西臺、南臺、北臺、中臺五座位置和高矮不同的山巒組成，所以史炤說“山形五峙?！倍斡^則介紹得比較詳細(xì)一些，說是“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边@里的氣候條件是：“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逼鋵嵾@“清涼”二字還含有佛教可以使人清心寡欲、超脫塵世、解除煩惱的意思。這一層是全文的引言，這兩段引文也是作者在下文中所要否定的目標(biāo)。

第二層從“余考昔人之言五臺者過侈”至“而況于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xiàn)乎”。主要是寫作者通過實地考察，旁征博引史書典籍，論證五臺山既不是東漢印度僧人攝摩騰所居之清涼臺，更非文殊師利示現(xiàn)之地，而是佛教僧徒的妄說或夸大之詞。這一層還可以分為兩大段來分析。

前一段以“余考昔人之言五臺山者過侈”領(lǐng)起，例舉了有關(guān)五臺山的幾種傳說： 有的說，五臺山周圍有五百多里。有的說，四個臺頂離中臺各有一百二十里。東臺是春秋時趙國第一代君王趙襄子登臨觀察代國 (春秋時國名，后被趙襄子所滅) 的地方。南臺是帝堯遭遇洪水而系舟的處所 (系舟山其實在太原市北陽曲縣境內(nèi))。北臺又叫夏屋山，后魏孝文帝拓拔宏出行時曾在這里駐留過。西臺有天池，隋煬帝楊廣曾建筑汾陽宮龍樓鳳閣以避酷暑 (其地應(yīng)在寧武縣西南的管涔山上)。進(jìn)而指出這些傳說“皆太廣遠(yuǎn)而失其實”，不一定可信。接下去，作者結(jié)合《五臺山志》記載和自己實地考察，對五座臺頂?shù)膭e稱、距離、所臨近的山峰、泉水，以及五臺山地區(qū)的氣候、植物、居民的職業(yè)等情況作了概括的介紹，進(jìn)而認(rèn)為這里“在古建國時，當(dāng)為林麓之地，中代 (通常指魏晉以后) 以下，而吾人之逃于佛者居焉。于是，山始名，而亦遂為其教之所有。”顧炎武認(rèn)為，魏晉以后，人們?yōu)榱颂颖墁F(xiàn)實而皈依佛教，才來到五臺山。于是，才有了五臺山的山名，而五臺山也才成為佛教的圣地。緊接著作者又作了進(jìn)一步的考證，指出： 五臺在漢代時為慮虒縣，五臺山這個名字始見于北齊時期。而這里的佛寺建筑，當(dāng)是后魏時才有的。然而，佛教徒認(rèn)為東漢高僧?dāng)z摩騰當(dāng)初從天竺 (古印度) 來到中國時，就居住在五臺山，其實是不知道漢明帝當(dāng)初得到釋迦牟尼立像，令畫工繪制的清涼臺是在洛陽，而不是在五臺山。意思是說攝摩騰來華時是住在洛陽的清涼臺，而不是住在五臺山，從而證明東漢時佛教還沒有傳播到五臺山這個地方。

后一段以“余又考之”領(lǐng)起，博引 《北齊書》、《隋書》、《唐書》、《五代史》、《元史》等多種歷史典籍有關(guān)五臺山的記載，繼續(xù)來否定五臺山是“摩騰之始來，文殊之示現(xiàn)”的說法。突厥，我國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公元564年曾入侵北齊忻、代二州。盧太翼，河間人，本姓章，因避仇，遂以章仇為姓，后隋煬帝賜姓盧，曾逃于五臺山。王縉，唐代宗時曾任宰相，崇信佛教。吐蕃，公元七至九世紀(jì)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藏族政權(quán)。繼顒，五代燕王劉守光之子，守光被殺后，他削發(fā)為僧，曾居五臺山，后任職于北漢王朝，北漢第二代皇帝劉承鈞時，曾任鴻臚卿，官至太師、中書令，死后封定王。契丹，古代北方少數(shù)民族。高麗，古代朝鮮族封建王朝。這一段引證歷史文獻(xiàn)，史料翔實、可靠，可以見出作者淵博的歷史知識和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精神。引文時運(yùn)用了“但言”、“始言”、“則書”、“又書”等語詞，不僅使語言顯得靈活而不單調(diào)，而且體現(xiàn)出作者對史料的認(rèn)識和態(tài)度。引證之后，作者深有感觸地議論道： 以王縉顯為宰相，莊宗、武宗、英宗貴為國君，他們的事跡都有可靠的史書記載，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這些史料，五臺山的志書都不記載； 向寺院的年高壽長的僧人詢問，他們也沒有人知道這些史料。這些在三四百年之間的事情，都已經(jīng)不能夠記述了，更何況攝摩騰初來和文殊菩薩示現(xiàn)的情況呢？ 這一段議論用了幾個轉(zhuǎn)折關(guān)系的復(fù)句，最后以反詰句式結(jié)束，不僅有理有據(jù)，說服力很強(qiáng)，而且感情色彩也比較強(qiáng)烈，令人信然。

第三層從“其山中雨夜”至篇末，主要是抒發(fā)了對佛教迷惑人們，使人心沉溺的感慨，并且提出了對佛教徒的處置意見。在這一層里，作者首先對人們迷信的一種自然現(xiàn)象，認(rèn)為“山中雨夜，時吐光焰”是佛祖顯圣的妄說，作了解釋。指出《易經(jīng)》對這種現(xiàn)象已有記載：“沼澤中出現(xiàn)火光，是革象 (征兆著時世將有改變)”。這種現(xiàn)象，一般深山巨壑沒有佛教傳播的地方也常常出現(xiàn)，實在不值得辨析。緊接著對韓愈和李文饒雖主滅佛，卻不能施行表示十分感嘆。唐代文學(xué)家韓愈在《原道》一文中，力主滅佛，提出了“僧、道之徒原為普通人，讓他們還俗，仍為普通人； 焚燒佛教、道教的經(jīng)典書籍；把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宮觀，改作民房，讓人們居住”的主張，然而卻觸怒了唐憲宗，幾乎被處死刑。唐武宗時，李德裕 (字文饒) 為宰相，力主削弱藩鎮(zhèn)，廢除佛教，他推薦張仲武任薊北副節(jié)度使，知節(jié)度事，兼幽州長史，張仲武曾屢敗回紇，還計獲回紇間諜八百多人，使北方邊境居庸關(guān)一帶和平安寧，軍民封刀樂業(yè)，可是李卻對逃往五臺山的僧人不敢收容遣散，無可奈何。所以，作者感慨地說： 有作為的志士仁人想要做興利除弊的事情者，尚且是這樣的結(jié)局，無功可言。由此可見佛教的影響和勢力之大。因此他認(rèn)為： 當(dāng)人們迷信佛教已久，受其影響很深的時候，雖然圣人再世，也一時難以革除，迅速加以禁絕。于是提出： 還不如選擇荒涼偏僻、險阻隔絕的地方，像五臺山這樣的處所來安置佛教僧徒，不要讓他們與士、農(nóng)、工、商混雜而居，迷惑老百姓。這樣做總比放縱這些人讓他們出沒于鄉(xiāng)里之中要強(qiáng)，又避免造成兩者都受其害而愈發(fā)不可禁止的局面。這一段的議論雖然著墨不多、比較簡括，但卻感情強(qiáng)烈，明確地表達(dá)了排佛的思想觀點，這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顧炎武是明清之際進(jìn)步的思想家、著名的學(xué)者，他崇儒排佛，然而五臺山又偏偏是佛教圣地。他這次游覽，看到五臺山佛教影響和勢力很大，眾多的人們皈依佛門隱遁避世，沉溺得很深，思想上當(dāng)然是頗受觸動的。所以他沒有閑情逸致去描寫山水，更無心記敘佛寺僧院，而是把興趣放在考訂歷史事實、糾正訛言誤傳方面，澄清有關(guān)典籍的記載失實，目的是在排佛，從而表現(xiàn)了他的進(jìn)步的世界觀。從文章的寫法上來看，結(jié)構(gòu)嚴(yán)密，邏輯性也很強(qiáng)，以廣博的征引、實地的考察、明確的論述見長，不僅具有較強(qiáng)的說服力，而且還有著濃郁的感情色彩。所以這更像一篇學(xué)術(shù)性較強(qiáng)的考證文章，是一篇學(xué)者的游記，這也是本文有別于一般游記散文而獨具一格的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