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國民黨對于共產(chǎn)黨從合作改為剿滅之后，有人說，國民黨先前原不過利用他們的，北伐將成的時候，要施行剿滅是豫定的計劃。但我以為這說的并不是真實。國民黨中很有些有權(quán)力者，是愿意共產(chǎn)的，他們那時爭先恐后的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蘇聯(lián)去學習，便是一個證據(jù)，因為中國的父母，孩子是他們第一等寶貴的人，他們決不至于使他們?nèi)ゾ毩曌鼋藴绲牟牧?。不過權(quán)力者們好像有一種錯誤的思想，他們以為中國只管共產(chǎn)，但他們自己的權(quán)力卻可以更大，財產(chǎn)和姨太太也更多； 至少，也總不會比不共產(chǎn)還要壞。

我們有一個傳說。大約二千年之前，有一個劉先生，積了許多苦功，修成神仙，可以和他的夫人一同飛上天去了，然而他的太太不愿意。為什么呢？她舍不得住著的老房子，養(yǎng)著的雞和狗。劉先生只好去懇求上帝，設(shè)法連老房子，雞，狗，和他們倆全都弄到天上去，這才做成了神仙。也就是大大的變化了，其實卻等于并沒有變化。假使共產(chǎn)主義國里可以毫不改動那些權(quán)力者的老樣，或者還要闊，他們是一定贊成的。然而后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chǎn)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于是才下了剿滅的決心。孩子自然是第一等寶貴的人，但自己究竟更寶貴。

于是許多青年們，共產(chǎn)主義者及其嫌疑者，左傾者及其嫌疑者，以及這些嫌疑者的朋友們，就到處用自己的血來洗自己的錯誤，以及那些權(quán)力者們的錯誤。權(quán)力者們的先前的錯誤，是受了他們的欺騙的，所以必得用他們的血來洗干凈。然而另有許多青年們，卻還不知底細，在蘇聯(lián)學畢，騎著駱駝高高興興的由蒙古回來了。我記得有一個外國旅行者還曾經(jīng)看得酸心，她說，他們竟不知道現(xiàn)在在祖國等候他們的，卻已經(jīng)是絞架。

不錯，是絞架。但絞架還不算壞，簡簡單單的只用絞索套住了頸子，這是屬于優(yōu)待的。而且也并非個個走上了絞架，他們之中的一些人，還有一條路，是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nèi)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極其崇高的。

二

從此而不知懺悔的共產(chǎn)主義者，在中國就成了該殺的罪人。而且這罪人，卻又給了別人無窮的便利；他們成為商品，可以賣錢，給人添出職業(yè)來了。而且學校的風潮，戀愛的糾紛，也總有一面被指為共產(chǎn)黨，就是罪人，因此極容易的得到解決。如果有誰和有錢的詩人辯論，那詩人的最后的結(jié)論是：共產(chǎn)黨反對資產(chǎn)階級，我有錢，他反對我，所以他是共產(chǎn)黨。于是詩神就坐了金的坦克車，凱旋了。

但是，革命青年的血，卻澆灌了革命文學的萌芽，在文學方面，倒比先前更其增加了革命性。政府里很有些從外國學來，或在本國學得的富于智識的青年，他們自然是覺得的，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于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并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jīng)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彼砸藴绺锩膶W，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xiàn)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為，所以黃色的無產(chǎn)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chǎn)階級斗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chǎn)階級斗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lǐng)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quán)力者，現(xiàn)在已經(jīng)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lián)，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quán)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xiàn)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據(jù)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lián)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lián)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于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zhuǎn)舵，改為對于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愿，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jīng)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準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jīng)訓練過的“民眾”，手里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jié)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里淹死了，據(jù)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jīng)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么行列的了。

三

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fā)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于是別一方面，就出現(xiàn)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于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xiàn)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guān)，一相關(guān)，就失去它的水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于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么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于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

至于對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于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并不為它所擊退。“民族主義文學”已經(jīng)自滅，“第三種文學”又站不起來，這時候，只好又來一次真的武器了。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上海的藝華影片公司突然被一群人們所襲擊，搗毀得一塌胡涂了。他們是極有組織的，吹一聲哨，動手，又一聲哨，停止，又一聲哨，散開。臨走還留下了傳單，說他們的所以征伐，是為了這公司為共產(chǎn)黨所利用。而且所征伐的還不止影片公司，又蔓延到書店方面去，大則一群人闖進去搗毀一切，小則不知從那里飛來一塊石子，敲碎了值洋二百的窗玻璃。那理由，自然也是因為這書店為共產(chǎn)黨所利用。高價的窗玻璃的不安全，是使書店主人非常心痛的。幾天之后，就有“文學家”將自己的“好作品”來賣給他了，他知道印出來是沒有人看的，但得買下，因為價錢不過和一塊窗玻璃相當，而可以免去第二塊石子，省了修理窗門的工作。

四

壓迫書店，真成為最好的戰(zhàn)略了。

但是，幾塊石子是還嫌不夠的。中央宣傳委員會也查禁了一大批書，計一百四十九種，凡是銷行較多的，幾乎都包括在里面。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自然大抵是被禁止的，而且又禁到譯本。要舉出幾個作者來，那就是高爾基(Gorky)，盧那卡爾斯基(Lunacharsky)，斐定(Fedin)，法捷耶夫(Fadeev)，綏拉斐摩維支(Serafimovich)，辛克萊 (Upton Sinclair)，甚而至于梅迪林克 (Maeterlinck )，梭羅古勃 (Sologub)，斯忒林培克(Strindberg)。

這真使出版家很為難，他們有的是立刻將書繳出，燒毀了，有的卻還想補救，和官廳去商量，結(jié)果是免除了一部分。為減少將來的出版的困難起見，官員和出版家還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上，有幾個“第三種人”因為要保護好的文學和出版家的資本，便以雜志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采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以免別人也被左翼作家的作品所連累而禁止，或印出后始行禁止而使出版家受虧。這提議很為各方面所滿足，當即被采用了，雖然并不是光榮的拔都汗的老方法。

而且也即開始了實行，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設(shè)立了書籍雜志檢查處，許多“文學家”的失業(yè)問題消失了，還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們，反對文學和政治相關(guān)的“第三種人”們，也都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他們是很熟悉文壇情形的；頭腦沒有純粹官僚的胡涂，一點諷刺，一句反語，他們都比較的懂得所含的意義，而且用文學的筆來涂抹，無論如何總沒有創(chuàng)作的煩難，于是那成績，聽說是非常之好了。

但是，他們的引日本為榜樣，是錯誤的。日本固然不準談階級斗爭，卻并不說世界上并無階級斗爭，而中國則說世界上其實無所謂階級斗爭，都是馬克思捏造出來的，所以這不準談，為的是守護真理。日本固然也禁止，刪削書籍雜志.但在被刪削之處，是可以留下空白的，使讀者一看就明白這地方是受了刪削，而中國卻不準留空白，必須連起來，在讀者眼前好像還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只是作者在說著意思不明的昏話。這種在現(xiàn)在的中國讀者面前說昏話，是弗理契 (Friche)，盧那卡爾斯基他們也在所不免的。

于是出版家的資本安全了，“第三種人”的旗子不見了，他們也在暗地里使勁的拉那上了絞架的同業(yè)的腳，而沒有一種刊物可以描出他們的原形，因為他們正握著涂抹的筆尖，生殺的權(quán)力。在讀者，只看見刊物的消沉，作品的衰落，和外國一向有名的前進的作家，今年也大抵忽然變了低能者而已。

然而在實際上，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zhàn)斗。

十一月二十一日。

在這篇雜文中，魯迅運用了多種藝術(shù)手段來強化對文壇“鬼魅”們的揭露和對左翼作家反“圍剿”斗爭的表現(xiàn)，使作品洋溢著高昂的戰(zhàn)斗氣氛。例如，魯迅借用西漢淮南王劉安吃仙藥成仙的典故來揭露國民黨反動派貪婪殘暴的本性。劉先生得了上帝的恩典，終于帶了夫人、雞狗房屋升天而去了；“然而后來的情形證明了共產(chǎn)主義沒有上帝那樣的可以通融辦理”，于是國民黨當局終于顯露出自己的本性，向共產(chǎn)黨大開殺戒，瘋狂“圍剿”左翼文藝運動。這就充分證明了 “鬼魅”們的行動源出其固有本性。再如，魯迅還采用一些精辟的議論來指明“第三種人”的言與行的矛盾及荒謬?！暗谌N人”標榜自己“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xiàn)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guān)”。對此，魯迅指出，“對于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他們確實與此不“相關(guān)”;然而在其它一些場合里他們又“相關(guān)” 了，如“以雜志編輯者的資格提議，請采用日本的辦法，在付印之前，先將原稿審查，加以刪改”等等，通過這些議論分析，讀者便看清了他們 “非左”、“非右”說的荒唐可笑。此外，魯迅還運用反語來嘲諷那些在敵人高壓下投降變節(jié)者的行徑。魯迅說，有的人為了獲得一條生路，便“使勁的拉住了那頸子套上了絞索的朋友的腳”，“這就是用事實來證明他內(nèi)心的懺悔，能懺悔的人，精神是極其崇高的”。言語中滿含著鄙視與憤怒。在本篇中，魯迅還借助一些抒情性的語句來表現(xiàn)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對未來的期望。在文章結(jié)尾處，魯迅就富有深情地寫到，經(jīng)過“圍剿”和“反“圍剿”的較量，“文學界的陣線卻更加分明了。蒙蔽是不能長久的，接著起來的又將是一場血腥的戰(zhàn)斗”。這些話語對那些在黑暗的王國里為真理而斗爭的人們將是多么巨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