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書信雖不是創(chuàng)作，但欣賞者卻可以通過作者的語氣，揣摩出作者與收信人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而去把握作者的性情。尤其是寫給相知較深的朋友的書信，更可以隨意而談，較少避諱，不講客套，裸露出作者的心胸。這封致黎烈文的書信，即有這樣的特點。

黎烈文是當(dāng)時 《申報· 自由談》的編輯。1932年底，他接編《自由談》后，即通過郁達(dá)夫向魯迅約稿，魯迅遂成為《自由談》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平均每月都有八九篇文章在《自由談》上發(fā)表。當(dāng)然，這事也很快為國民黨檢察官先生們所偵知。黎烈文為此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不得不刊出啟事說： “這年頭，說話難，搖筆桿尤難”，“吁請海內(nèi)文豪，從茲多談風(fēng)月”，而最終也不得不辭職而去。魯迅與黎烈文遂緣《自由談》而結(jié)下深厚的友情。談話通信自然可以自由地敞開思想，交流感想。甚至談及個人私事，是不需避忌的。

回信一開頭，即回答黎烈文來信中所談的湯增、崔萬秋、曾今可等人之間的一場“小風(fēng)波”，這是民族主義運(yùn)動中內(nèi)部狗咬狗之爭，雖頗滑稽，而終無聊，所以魯迅說，那是他們自己的事，“非局外人所知耳”，值不得去關(guān)注，更值不得為他們的糾葛去浪費(fèi)時間，鄙夷之情溢于言外！

黎烈文來信還談到張資平對他的攻擊。事情的起因是黎烈文接編《自由談》后，曾停刊張資平作的三角戀愛的小說；又1933年7月5日，《自由談》刊載谷春帆 《談 “文人無行”》一文，其中揭露了當(dāng)時一些所謂“文人”的 “種種卑劣行為如陰謀中傷，造謠污蔑，公開告密，賣友求榮，賣身投靠”的勾當(dāng)，揭露出曾今可的種種丑行，同時也揭露“專寫三角戀愛出名，并發(fā)了財?shù)膹垺痢粒斯虅虞m以日本某校出身自眩者，然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嗥，完全是一副滿懷毒恨的 ‘棄婦’ 的臉孔，他會陰謀中傷，造謠挑撥，他會硬派人象布哈林或列寧，簡直想要置你于死地，其人格之卑污，手段之惡辣，可謂空前絕后”。這種揭露，當(dāng)然戳到了張資平的痛處，于是次日在《時事新報》上登出啟事，自認(rèn)《談“文人無行”》“后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又說：“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令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fā)表文字，均自負(fù)責(zé)”。更影射自由談編輯黎烈文說： “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為我后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黎烈文正是在看到這一攻擊影射的文字后，憤慨莫名，遂寫信給魯迅先生，一抒郁憤； 同時又在7日的《時事新報》上刊出啟事，予以針鋒相對的回?fù)?。啟事從張資平攻擊《自由談》的遠(yuǎn)因說起，揭露其攻擊乃為懷恨已久：“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因烈文停登其長篇小說，懷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謠污蔑，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與目的過于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置答，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啟事，含沙射影，故意污毀，……而烈文現(xiàn)為《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