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 閱讀和欣賞這篇雜文，弄清兩個方面的情況會對文章的理解大有幫助。一是，魯迅此期的雜文雖然仍在《申報·自由談》上發(fā)表，但隨著文化專制主義的新聞檢查制度的強化，魯迅發(fā)表的文章在內(nèi)容上也就更為隱晦，在為《花邊文學》所寫的序言中，魯迅曾談到自己的文章是在“書報檢查處”的“明誅暗殺”之下，“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要不然根本就不能發(fā)表出來。這篇《過年》中，凡加黑點之處，均是在發(fā)表時，被檢查官們刪去的，由此可見文化專制主義檢查制度的嚴酷以及當局的虛弱。這篇文章給我們留下了文化專制主義制度下的一個標本。第二，是在寫作本文前后，國民黨開始提倡和推行“新生活運動”。國民黨政客戴季陶等對此大肆宣傳張揚。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即在南昌行營大講“新生活運動要義”。他們一面提倡尊孔讀經(jīng)，力圖保存文言，鼓吹四維八德；一面不準人民過舊歷年，幾次下令廢止夏歷，實質(zhì)是將中國封建道德與法西斯主義結(jié)合起來，以達到其所謂“整齊劃一”，“復興民族”，維持其統(tǒng)治的目的。

了解以上有關(guān)的背景，我們對這篇雜文的內(nèi)容就容易理解了。這是一篇針對和批判所謂“新生活運動”，揭露其實質(zhì)的文章。自然，所謂“新生活運動”的內(nèi)容是多方面的，一篇雜文所能夠承擔的揭露和批判的任務(wù)，只能是有選擇有重點，從特定的角度出發(fā)來進行的。

魯迅指出：“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經(jīng)叫人終年奮發(fā)，悲憤，紀念，”但是“中國的可哀的紀念太多了，這照例至少應(yīng)該沉默；可喜的紀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動分子乘機搗亂’”，這樣“幾經(jīng)防遏，幾經(jīng)淘汰，什么佳節(jié)都被絞死”，于是就只有殘存的“廢歷”，或“古歷”的舊年，然而也以“封建的余意”而被禁止。那么，當局的要人們“整年的悲憤，勞作”，實際上，就是要叫人們整年的當牛做馬，以供他們更好的驅(qū)使和更多的盤剝。魯迅指出，“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們，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憤，勞作的人物?！彼€指出：“在實際上，悲憤者和勞作者，是時時需要休息和高興的”，就連 “古埃及的奴隸們，有時也會冷然一笑。”“不懂得這笑的意義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勞作較少，并且失了悲憤的奴才”，這里，實際上是對妄圖剝奪一年中唯一的“休息和高興”的機會的統(tǒng)治者的揭露： 他們甚至比古希臘的奴隸主還要兇狠和惡毒，而那些“叫人整年的悲憤、勞作”的“英雄的作家們”，只不過是 “失了悲憤的奴才” 而已！ 結(jié)尾更以“我不過舊歷年已經(jīng)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的行動來表示對于國民黨當局所提倡的“新生活運動”的反抗和蔑視，把文章對當局的批判之意更加集中的表現(xiàn)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