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安會發(fā)表宣言后不久，蔡鍔匆匆趕到天津，在湯覺頓寓所與梁啟超等共同商定：為爭四萬萬人的人格起見，非拼著生命與袁世凱干一場不可。具體步驟是：1.由梁啟超作篇文章，迅速打出鮮明的反袁旗幟，切實掌握輿論主動權(quán)，并力爭通過推心置腹的規(guī)勸，促袁世凱自行停止帝制，以免干戈四起，生靈涂炭；2.由蔡鍔秘密聯(lián)絡云、貴舊部和各方反袁勢力，以便規(guī)勸無效時，得以立即發(fā)動軍事討袁；3.由于軍事討袁尚需一定準備時間，而梁、蔡師生間的特殊關系又為眾所周知，為使蔡鍔不致因梁啟超發(fā)表反袁文章而遭袁世凱忌恨，他們約定在一定時期內(nèi)，表面上要裝成“分家的樣子”^[1]。
此后，梁、蔡二人便各依計而行。8月21日，梁啟超用一夜的功夫，寫成了《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交湯覺頓帶京登報。梁在這次行動中表現(xiàn)了近年來少有的果敢精神和堅決態(tài)度。屬稿之時，雖說也“痛楚不能自制，廢然思輟者屢矣”^[2],但主導思想還是如他對女兒梁思順所說：“吾實不忍坐視此輩鬼蜮出沒，除非天奪吾筆，使不復能屬文耳。”^[3]至于這篇文章發(fā)表前所經(jīng)受的各方面的壓力就更多了。先是籌安會打電報給他，直言“勿將此文公布”^[4];繼而袁世凱又親派內(nèi)使夏壽田赴津，賄以“二十萬元，令勿印行”^[5];但都被他嚴詞拒絕。9月1日，他干脆呈明袁世凱：“近頃變更國體之論，沸騰中外”,“竊不敢有所瞻忌，輒為一文，擬登各報，相與商榷匡救，謹先錄寫敬呈鈞覽”^[6]。袁見后更加惱怒，復遣人威脅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中況味亦既飽嘗，何必更自苦？”沒想到這時的梁啟超還是不怕死，他笑笑說：“余誠老于亡命之經(jīng)驗家也，余寧樂此，不愿茍活于此濁惡空氣中也?！?sup>[7]不少好心的朋友恐他招禍，特派代表二人“趕至天津，勸其少安”。但他的回答是：除原文語氣可略改婉轉(zhuǎn)外，其他一概不改。他對來人說：“諸君雖愛我，但一息尚存，不能使自由二字掃地以盡?！?sup>[8]隨后，他遵循友人勸告，刪去了“由此行之，就令全國四萬萬人中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贊成，而梁某一人斷不能贊成也”那一段痛斥帝制的文字，其余各段“亦改就和平”^[9]。為避免他人受累，又特地聲明脫離進步黨，以示純?yōu)閭€人行動。經(jīng)此周密布置后，《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終于發(fā)表出來，表現(xiàn)出進步黨人反帝制運動的鮮明態(tài)度。
與此同時，蔡鍔依約裝出與梁啟超分家的樣子。8月25日，不等梁文發(fā)表，他便約集袁世凱心腹原統(tǒng)率辦事處總務廳長、新任參謀次長唐在禮和其他在京高級軍官蔣尊簋、孫武、蔣作賓、陸錦、覃師范、張士鈺、張一爵、姚鴻法、蔣方震、陳儀等十二人舉行贊成帝制的簽名活動。他不但親書了“主張中國國體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題款一行，并帶頭簽了“昭威將軍蔡鍔”六個字^[10]。隨后，又以經(jīng)界局督辦身份代表全局與陸軍訓練總監(jiān)蔣雁行等八人呈請袁世凱“乾衷獨斷，迅予施行”^[11]。9月16日，他還與田中玉、蔣尊簋、張士鈺、唐在禮、蔣雁行、陸錦、蔣作賓、袁乃寬、張鳳翙、馬龍標、傅良佐、雷震春、孫武、丁槐、蔣廷梓、張鈁、劉基炎等軍界要人在東廠胡同將校聯(lián)歡社，設筵款待由各省應籌安會請來的赴會代表八十余人，“要約始終抱定君主立憲主義”^[12]。不僅如此，他對所任各職，也較前更為主動和積極了。他按時出席參政院會議，充任帝制請愿案審查員，贊同由立法院向袁世凱提出建議案。在將軍府，他繼段祺瑞之后為“暫代主席”,主持討論劃分軍區(qū)案及統(tǒng)一軍械各項事宜。對于入值統(tǒng)率辦事處，他奉命唯謹，從不瀆職。他的這些表現(xiàn)，與梁啟超長期蟄居天津，拒不出席參政院會議，甚至請求辭職的態(tài)度，形成鮮明對照。他逢人便說：我們先生(指梁啟超)是“書呆子”,不識時務。此外，他還在生活上“姑從事婦人醇酒”,示人以“樂不思蜀”的樣子。曾經(jīng)傳誦一時的真假摻雜的他與京中名妓筱鳳仙的故事，便發(fā)生在這個時期。
然而，所有這些都不過是“帶些權(quán)術(shù)作用”的斗爭策略，簽名贊成帝制尤其是這樣。正如蔡鍔后來答復統(tǒng)率辦事處責難時所說：“國體問題，在京能否拒絕署名，不言而喻。若問良心，則誓死不承。”^[13]他支持經(jīng)界局秘書長周鐘岳拒入籌安會，便證明了這一點。8月30日，唐繼堯、任可澄在蔡鍔的督促下，致電籌安會，稱：“已派楊晉、趙鶴齡、周鐘岳、楊本禮等四人充滇省軍政商界代表就近赴會?！?sup>[14]但周不欲“觍顏入會，與此輩同流合污”,請蔡準其“先行辭職”。他當即表示：“吾事尚須相煩料理，此時未便遽離，如不肯入會，吾可電蓂公，謂此間已派惺甫(周鐘岳字)赴東三省調(diào)查經(jīng)界事宜，請另派代表，并將此情通知籌安會可也?！?sup>[15]果然，9月1日蔡即致電唐、任，謊稱周“已派赴東省調(diào)查經(jīng)界事宜，刻難回京，籌安會代表請另派替員”^[16]?？梢?，蔡鍔反對帝制的態(tài)度，在“自己人”中是毫不隱瞞的。
實際上，即在他贊成帝制的背后，—場以云貴為中心的軍事討袁戰(zhàn)爭，已在有計劃有步驟的醞釀著。8月20日，蔡鍔致電貴州護軍使劉顯世，一面告以“京中近組織籌安會，研究國體問題”;一面表示擬派人“前赴滇、黔，切商一是”^[17]。不久，原云南軍官、經(jīng)界局評議委員殷承??便奉命出發(fā)了。9月3日，他又致電前貴州巡按使戴戡，促其早日入京。一星期后，戴即登程離筑，并于10月中旬抵京。這就是梁啟超所說：“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電報把重要人叫來?！彼麄冾A訂的計劃，正在具體實施。隨后，由于帝制“迫速”,蔡鍔不等殷到達云南，便不顧袁探檢查郵電的危險，徑直“用經(jīng)界局關防發(fā)一密電往滇”,鼓動“人民反對帝制”^[18]。
但是，他也清醒地意識到：袁世凱正在密切注視著京外各省，特別是云、貴對帝制的反映，而他與云、貴的關系又是人所共知的。因此，他又頻頻指使云、貴隨波逐流，盡可能向袁表示忠順。8月26日，他復電貴州劉顯世：“籌安會發(fā)起后，京外多主張贊同，軍界重要諸人亦皆預聞其事”,“該會即有電相囑，仍以推舉代表為宜”。28日，他同時致電云南將軍唐繼堯和劉顯世：“籌安會各省代表均將派齊，尊處希早日指派為要。”9月6日，又電劉顯世：“至電呈一節(jié)，各省已大半照辦，尊處似亦不妨以同。”18日，再電劉：“國體事現(xiàn)仍進行，各省軍、巡來電，主張均歸一致，尊處盡可電院表示贊同?！?sup>[19]劉顯世頗有感慨地說：國體問題，承“松公隨時賜電，俾不致茫茫無主，感激何似”^[20]。
當然，蔡鍔的策略也是靈活的，只要有機可乘，就絕不放棄宣傳反對帝制。例如，9月6日，袁世凱派政事堂左丞楊士琦至參政院發(fā)表國體意見后，袁的意圖已盡人皆知。用當時人的話說，就是“詞意贊成改革，實已昭然若揭”^[21]。其實，蔡鍔對此也是明白的。當參政院指定他為帝制請愿案審查員時，他就和其他審查員一樣，表示“各請愿書可以成立”^[22]。但是，他在會后分別打給云貴的電報中卻說：“主峰今日(派員)到參政院宣示意見，有維持共和，為其職責，更改國體認為與時事不合等語?！?sup>[23]這表明他是在利用袁世凱的語言，合法地暗示云貴不可不反對帝制。
為使討袁戰(zhàn)爭更有把握，蔡鍔還在京內(nèi)外進行了一系列的聯(lián)絡準備。如：9月29日，他在己宅與黑龍江將軍朱慶瀾“暢談半日，叩其對于帝制問題，沉吟者久之”,“知其已有會心”^[24]。差不多同時，又與前四川都督胡景伊“熟籌川事，密約南旋”^[25]。他還了解到山東靳云鵬于籌安會發(fā)生時“頗形反對”,沿江各省如江蘇、江西皆持異議。此外，籌安會初起，他便囑經(jīng)界局評議員袁家普“與上海民黨暗通消息，得其真相報告之”^[26]。9月底，又派專人給遠在美國的黃興，送去一封長達十七頁的密信，“談到當時國內(nèi)形勢以及袁世凱陰謀稱帝的種種活動，并提出他自己準備潛赴西南發(fā)難的計劃”^[27],等等。
然而，袁世凱也沒有睡大覺。他既早就認為蔡鍔有陰謀，所以把他調(diào)來北京，現(xiàn)在冒險實行帝制，自然不能對他沒有防備。果然，不久他便接到報告，據(jù)云南人說，京中有重要人物致密電該省，唆使人民反對帝制。經(jīng)向電報局詳細調(diào)查，此人用的是經(jīng)界局關防^[28]。接著，路孝忱又報告說滇省反對帝制，蔡鍔等人也“通信與謀”^[29]。為了拿到真憑實據(jù)，10月14日，他令軍警進一步搜查棉花胡同蔡宅。這天上午10時，“有著軍服者五人貿(mào)貿(mào)然來，聲稱系軍政執(zhí)法處衛(wèi)隊，奉處長諭：有大總統(tǒng)令，命查抄鹽商何姓寄存之贓物。蔡宅家丁方欲攔阻，已排闥而入，翻箱倒籠，頗極騷擾，其勢洶洶，不可理論。后閽者約集多人壯膽向前語之曰：‘此系昭威將軍蔡大人住宅，汝等奉命有何憑據(jù)？何得無故動蠻？速言其故！’”軍警見搜查無所得，這才順水推舟，“云系奉總統(tǒng)令，查抄福宅寄存之何姓贓物。既現(xiàn)在為蔡宅，我等另向旁處搜查可也。遂相率馳去”^[30]。
至此，梁啟超、蔡鍔深感北京已不可久留，軍事討袁應從速作為主要方針提上議事日程。蔡宅被搜后三天，梁啟超便退了北京正陽門內(nèi)前細瓦廠的租屋，一切器具悉運天津。蔡鍔也隨即“稱病，云非有溫泉地方，不能適養(yǎng)身體”,為出京制造借口。但老奸巨猾的袁世凱卻認袁克定常住的“湯山合宜，令其養(yǎng)病”^[31]。其時，適貴州戴戡、王伯群到達北京。經(jīng)過密議，都認為“欲活民國，非出京不可”^[32]。隨后，他們密約至天津，與梁啟超、湯覺頓、蹇念益、陳國祥等，就起義事作進一步研究?！俺踝h以梁任公往日本辦報鼓吹，蔡、陳、戴、蹇與伯群或往云南，或往兩廣運動起義。討論多時，僉謂辦報東京，袁不許入口，無益于事，不如分頭運動”。“蔡自擔任云南，戴與伯群擔任貴州”^[33]。他們計劃滇、黔兩省同時起義，具體步驟是先發(fā)一警告電，要求取消帝制；袁不應，再發(fā)最后通牒；又不應，即通電全國，宣告獨立。為了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他們并決定：“由云南潛運軍隊到四川境后，乃始宣布獨立?！?sup>[34]最后，還深入討論了不發(fā)軍用票，通過擴大富滇銀行解決財政問題，以及梁啟超在外策應，暫不赴滇、黔等一系列具體措施。會后，王伯群帶著蔡鍔的密信直奔云南，梁啟超留在天津準備各種起義文告，蔡鍔回京做好出走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