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建國之初，士大夫仍然向往佛教、道教，就是韓愈所說的出入佛老。一些人信佛，一些人信道。直到北宋中葉，許多知名的文人學者還是如此。比如歐陽修、司馬光、黃庭堅等信道，他們分別給自己取有道號。如歐陽修號六一子，司馬光號齊物子。歐陽修晚年，還經(jīng)常穿起道袍，這些是以儒為主而兼信道的。
有個叫種放的人，起初他隱居修道，后來應(yīng)聘做官，成了惡霸官僚，欺壓良民。死的時候，他又要求穿上道袍，這是道而兼儒的。
像王安石，佛學思想就多一點，特別是晚年，佛學思想就更多。其實王安石也信道。他曾注《老子》,在道教中流傳甚廣。但他的基本立場是儒，也毫無問題。
社會上佛道學說流行，影響到國家考試。士人們往往在試卷中談?wù)撔男詥栴}。在司馬光看來，這都是異端邪說，并主張對在考試中大談心性的考生，一律不取。
有人曾描寫了當時的學術(shù)風氣，說士人們甚至把佛經(jīng)看得比儒經(jīng)還高明。不少人認為，許多道理，儒經(jīng)中沒有，但佛經(jīng)中有。真正能堅持儒家立場并且不受佛、道二教干擾的，寥若晨星。
其原因之一，是由于佛、道二教確實在理論上比儒家有較高的建樹。另一原因，是由于戰(zhàn)爭的破壞，士人們無書讀。而寺廟道觀受破壞較少，又有藏書可讀。寺廟又有施舍積德的義舉，使得一些貧窮的書生往往托身寺廟，既有飯吃，又有書讀。后來留傳著不少士人與寺院關(guān)系的故事。與寺院關(guān)系好的，做了大官，就報恩報德；不好的，也會抱怨報仇，至少是發(fā)泄一通不滿。傳說呂蒙正家窮，在寺廟寄食。時間長了，惹得和尚們討厭。于是和尚們商定：吃飯以后再敲鐘。呂蒙正聽到鐘聲趕去，和尚們已吃完飯了，只好空腹而歸。所以后來有“惱恨和尚飯后鐘”的詩句。
這樣的事大約是少數(shù)，多數(shù)還是對士人很好。士人們讀人家的書，許多也就拜僧、道為師，佛道又有一套較為精制的心性理論，不由人不作佛教、道教的思想俘虜。不久以后，儒者的不滿又產(chǎn)生了。最早起來提倡復(fù)興儒學的是所謂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fù)和胡瑗。但他們提出的，多是綱常名教等倫理道德問題。這些還不足以與佛道二家理論抗衡。但是以他們?yōu)槠鯔C，出現(xiàn)了儒學的復(fù)興。北宋中葉，儒學群星燦爛，出現(xiàn)了一大批思想家。他們的學說，奠定了新儒學，也就是宋明理學的基礎(chǔ)。
這些學者，在建立他們學說的時候，大多都有深厚的佛學和道教學說的修養(yǎng)。
比如張載，他起初遵照范仲淹的教導(dǎo)，先讀《中庸》,后來又讀佛教、道教的書，鉆研了好多年，覺得沒有什么收獲。于是又回頭讀儒經(jīng)。這次翻然領(lǐng)悟，認為佛道二家的理論，儒經(jīng)中早就有了。于是站穩(wěn)了儒家立場，并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事情非常明白，在沒讀佛經(jīng)以前，他從儒經(jīng)中讀不出那么多道理。讀了佛經(jīng)以后，他從儒經(jīng)中就讀出了許多道理。那么，他的道理來自哪里？ 也就非常清楚了。至于二程和朱熹，在建立他們自己理論的過程中，也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從佛教或道教中吸取了營養(yǎng)。
他們從佛教和道教中吸取的營養(yǎng)，主要是心性問題的理論。
在《論語》中，孔子的高足子貢說，他們聽不到孔子講性與天道問題。確實，孔子僅僅講過“性相近”,對人性問題沒有作過深入探討。孟子后來才講人性善，而從漢到唐，儒者們一般認為人性有上中下三種，理論比較簡單。然而，宋代儒者的中心問題，卻是心性問題。他們甚至公開和孔子唱反調(diào)，比如張載說：不懂性與天道，就無法制禮作樂。而制禮作樂，乃是儒家政治學說中最重要的事。這在實際上也就是說，要治理好國家，不講性與天道是不行的。
當時就有人指出，宋代儒者的學說竊取了佛道二家，和孔子不講性與天道的宗旨大相徑庭。但宋代儒者們辯解說，孔子表面上不言性與天道，實際上，沒有一處不言性與天道。他們按這樣的精神來理解儒學、宣傳儒學，注解儒家的經(jīng)書。
表面上，他們?nèi)匀蛔鸪缛寮医?jīng)書，實際上，從唐朝末年開始，韓愈的后繼者就把《中庸》等著作的地位抬高了。所以北宋中葉，范仲淹勸張載讀的，也就是《中庸》。因為《中庸》里講了很多性與天道問題。在他們眼里，這才是儒家學說中最重要的問題。而他們之所以有這種眼光，是因為受到了佛教道教心性學說的影響。就是說，他們抬高《中庸》等本身，就是受佛道二家影響的產(chǎn)物。到朱熹，終于將《中庸》、《大學》、《論語》、《孟子》合在一起，稱為《四書》?！端臅烦霈F(xiàn)以后，五經(jīng)雖仍受尊崇，但實際地位已在《四書》以下。直到如今，戲劇上的臺詞，往往還有“《四書》、五經(jīng)都讀通”之類的話。這說明，人們在下意識中，已經(jīng)認為《四書》是比五經(jīng)更為重要的儒學著作。
宋代儒者談心性，一個嶄新的觀點是提出了“氣質(zhì)之性”的問題。學者們在儒家經(jīng)典及傳統(tǒng)中，找不到氣質(zhì)之性的根據(jù)。其實這是來源于道教的理論。
宋明時代，儒學內(nèi)部也進行著激烈的派別斗爭。他們互相攻擊，你說我是佛，我說你是道。就像《聊齋志異》中《蓮香》那一篇，兩個姑娘你說我是鬼，我說你是狐.其實她們說得都對。宋明理學內(nèi)部的斗爭，也從一個側(cè)面說明了理學的實質(zhì)。
在儒與佛這種相互吸收、又互相斗爭的過程中，儒學羽翼豐滿了。理學以其高水平的哲學建樹逐漸代替了佛、道二教的地位，佛道二教從此以后就逐漸干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