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18日8時20分，冀察政務委員會各委員與委員長就職典禮正式開始。作為禮堂的東樓大客廳里，正中央交懸國民黨旗和中華民國國旗，委員來賓“在主席臺前環(huán)立，首先奏樂，繼向黨國旗行三鞠躬禮”①。然后由委員長宋哲元致詞，“報告成立經(jīng)過及今后內(nèi)政外交之主張”,再由李廷玉代表全體委員、鄒泉蓀代表來賓分別簡短致詞。8時40分，典禮結(jié)束，蒞會者攝影留念，各自散去。由此，在華北大地上，出現(xiàn)了一個延時一年又八個月的特殊的地方政權(quán)組織。
冀察政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冀察政委會)的成立，是日本策動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與宋哲元二十九軍集團謀地盤、求發(fā)展以及國民黨當局推行對日妥協(xié)政策幾種因素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不斷謀求其在華北的特殊利益，繼“何梅協(xié)定”、《秦土協(xié)定》之后，又加緊策劃和掀起了華北五省自治運動。原西北軍將領(lǐng)、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在任察省主席期間，因日方的挑釁，先后發(fā)生了察東事件與張北事件。國民政府遂因此而免去了宋哲元的察省主席職務，“二十九軍將被南調(diào)剿共”的流言，在社會上也越傳越盛。當宋哲元為二十九軍的出路正焦慮不安之際，恰巧發(fā)生了漢奸白堅武策動的豐臺事件，由此二十九軍的第三十七師因緣進駐北平郊外。最終，南京最高當局與日本軍方均默認或容忍了宋哲元部進駐北平的這一事實。8月28日，國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wèi)戍司令，第二十九軍大部分調(diào)至平、津及河北各軍事要地。而此時，華北自治運動正濁浪滔滔，鋪天蓋地，上層有土肥原、多田駿的奔走游說與密室策劃，下層有日本特務、浪人收買漢奸、土匪進行的破壞交通和四處暴亂活動，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
然而，多田駿等人力主的“華北聯(lián)省自治”計劃很快遭到了慘敗，不但閻錫山、韓復榘等表示“服從中央”,就是劣紳武宜亭等人策劃的香河暴亂，也被商震迅速派兵平息了。這樣，日方只好改弦更張，放棄“聯(lián)省自治”,采行土肥原設(shè)計的中央突破戰(zhàn)略，重點策動宋哲元集團先搞冀察平津“自治”,再帶動晉、魯、綏群起效尤。隨后，日方狡計百出，先后威逼宋哲元在11月20日和30日兩次宣布“自治”。雖然宋哲元苦撐軟磨，渡過了重重難關(guān)，但華北危局的進一步惡化，使南京當局感到冀察已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已經(jīng)很少挽救的希望”。②抱著能挽救幾分算幾分的心理，國民政府行政院在11月30日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派何應欽北上，“斟酌情勢，負責辦理”③。同時提出了處理華北問題的四項原則，即：“一、如情勢許可，即就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職。否則參酌西南政務委員會現(xiàn)狀，設(shè)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二、冀察政務委員會組織以適合北方特殊情勢為標準，其委員由中央委任，并以宋哲元為委員長。三、冀察一切內(nèi)政外交軍事財政必須保持正常狀態(tài)，不得越出中央法令范圍以外。四、絕對避免自治名義與獨立狀態(tài)。”④12月初，何應欽與熊式輝、陳儀、殷同一行抵達北平后，既遭到日方的堅決排斥，又得不到宋哲元集團的真正合作，頓感荊棘叢生，困難重重。何應欽在尷尬狀態(tài)下，只好打消了就任行政院駐平長官的念頭，致電蔣介石，建議“冀察之事仍宜畀宋負責處理”⑤,亦即采行第二套預案，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12月5日，宋哲元忽然宣布自己到市郊西山“休息”,臨行前發(fā)表書面談話稱：“此后一切困難問題，當悉聽命何部長負責處理”⑥。當天，十五架日本飛機在北平上空低飛盤旋，并拋撒殷汝耕要求宋哲元響應自治的傳單。當晚，何應欽等與秦德純、蕭振瀛密商應付華北時局的對策，決定迅速成立冀察政委會，以使“內(nèi)外暫可相安”。次日晨，陳儀、蕭振瀛攜帶設(shè)立冀察政委會的方案赴天津，與土肥原、多田駿、酒井隆等交換意見，并取得了日方的同意。8日，何應欽在電請國民政府照準后，即召集陳儀、熊式輝、蕭振瀛、秦德純等會商冀察政委會的組織方案。11日，國民政府下令：“特派宋哲元、萬福麟、王揖唐、劉哲、李廷玉、賈德耀、胡毓坤、高凌霨、王克敏、蕭振瀛、秦德純、張自忠、程克、門致中、周作民、石敬亭、冷家驥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并指定宋哲元為委員長。”⑦次日，國民政府又任命宋哲元為河北省府委員兼主席；商震調(diào)任河南省府委員兼主席，張自忠兼察哈爾省府主席，蕭振瀛代替程克任天津市長。
日本肆無忌憚地分裂華北，而國民政府又一再妥協(xié)退讓，這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下，北平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12月16日，學生們舉行了萬余人參加的大示威游行，通過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不承認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任何傀儡組織”等多項決議案。由于受學生運動的沖擊，原訂16日舉行的冀察政委會成立大會，只好借口籌備不及，改開預備會議，決定“成立日期，最早十八日，最遲二十四日”,并“推定王揖唐、高凌霨、李廷玉各委員，根據(jù)中央頒布之組織大綱，負責起草本會組織章程”⑧。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成立。因懾于學生運動的聲勢，事前連開會時間也沒敢公布，大會也開得十分短小，“開會時，僅到有少數(shù)來賓，及該會職員與新聞記者等三十余人”,只用了20分鐘就草草收場。⑨當?shù)涠Y快結(jié)束時，才有四五十位來賓聞訊趕來，其中有何應欽的代表嚴寬，馮玉祥、韓復榘的代表李炘、程希賢，另有冀察平津各界名流呂秀文、張維藩、趙登禹、張吉鏞、馮治安、邵文凱、劉汝明、雷壽榮、程錫庚、湯玉麟、鮑文樾、王紹賢、鄒泉蓀等人。冀察政委會是國民政府適應日本“華北政權(quán)特殊化”要求的產(chǎn)物，也是日蔣雙方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相互妥協(xié)讓步的結(jié)果。這個特殊的地方政權(quán)組織在名義上仍隸屬于國民政府，其委員由中央政府遴選宣布，這在形式上避免了冀察平津脫離中央宣布“自治”的結(jié)局，故與當時日軍卵翼下的冀東偽組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國民政府的一般行政區(qū)域，其用人權(quán)、財稅權(quán)等均掌握在宋哲元手中，實際上處于半獨立狀態(tài)；且與日方聯(lián)系密切，也得到了日軍的認可與支持，實屬一個半自治性地方政府。該政權(quán)的這種特殊性質(zhì)，從其組織大綱中便不難窺其一二。1935年底擬定，次年1月17日公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暫行組織大綱》共十二條，全文如下：
“第一條 國民政府為處理河北省察哈爾省北平市天津市政務便利起見，特設(shè)冀察政務委員會，綜理各該省市一切政務。
第二條 本會設(shè)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一人，就中指定一人為委員長，并指定三人至五人為常務委員。其人選由國民政府特派之。
第三條 委員長總攬本會會務。
第四條 常務委員襄助委員長處理本會會務。
第五條 本會會議規(guī)則另定之。
第六條 本會暫設(shè)左列三處。

一、秘書處、二、政務處 三、財務處。

第七條 本會設(shè)秘書長一人，掌理秘書處事務。設(shè)政務處長一人，掌理政務處事務。設(shè)財務處長一人，掌理財務處事務。必要時，各處得酌設(shè)副處長一人。其組織及辦事細則另定之。
第八條 本會于必要時，得設(shè)置各項特種委員會，研討各項問題，其人選由本會聘任之。

本會得酌設(shè)顧問參議咨議專員若干人。

第九條 本會在中央法令范圍內(nèi)，得擬定單行法規(guī)，呈請國民政府核準備案。
第十條 本會會址設(shè)于北平。
第十一條 本暫行組織大綱，于必要時得呈請國民政府修改之。
第十二條 本暫行組織大綱， 自公布之日施行?！雹?br>冀察政委會的成立，有關(guān)各方都采取了容忍接受的態(tài)度，是因為它乃“日華雙方妥協(xié)的產(chǎn)物”。蔣介石和南京方面感到“差強人意”,認為借此可以回避中日雙方激烈沖突，從中起個緩沖作用，又可消弭殷汝耕偽政權(quán)成立引發(fā)的政治沖擊波，故多少感到滿足。日方雖認為成立“宋哲元政權(quán)”并未達到其根本目的，但又相信“新政權(quán)之政策將為親日反共”,“新政權(quán)不致太接近南京”,“將較南京政府對日更為親善”(11)。自信他們有能力用循序漸進方式，將宋哲元改造為華北的溥儀，使新政權(quán)成為“滿洲國第二”。對宋哲元集團而言，該組織的成立，使他們喜憂參半。獨攬冀察平津軍政大權(quán)的目的已如愿以償；但如何頂住日方的“改造”壓力，又不能不使他們有如履薄冰、如臥積薪的危迫感。冀察政委會成立后，其內(nèi)部很明顯地形成為三派勢力：一是宋哲元、秦德純、蕭振瀛、張自忠等人的西北軍系；二是萬福麟、劉哲等人的東北軍系；三是王揖唐、王克敏等的親日派。前兩派人物基本采取虛與委蛇策略，盡力與日人周旋，苦心維持華北的現(xiàn)狀，而親日派則秉承日人旨意，一切惟日方之馬首是瞻。
當初， 日方同意成立冀察政委會時，多田駿就強烈要求安排吳佩孚、齊燮元等30人為委員，企圖由親日派控制該組織。由于宋哲元的堅決抵制，這一陰謀才未能得逞。后來，委員中親日派人數(shù)雖有所增加，但決策大權(quán)基本掌握在宋哲元 一派手中。政委會成立之初，實行常委制，推定秦德純、劉哲、王揖唐三人為常委，也反映了三派勢力的鼎足之勢。兩個月后，宋哲元決定，“取消本會常委制，由全體委員受委員長指導”,(12)改行集權(quán)制，使決策大權(quán)更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1936年1月，日方制定了第一次《處理華北綱要》,要求將自治的范圍擴大到華北五省，“在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自治機能還未充分發(fā)揮時，支持冀東自治政府的獨立性，如果冀察的自治到達大體上可以信任的時候，盡快使之合流”(13)。然而，1935年12月底到次年1月底，因蒙偽軍李守信部侵占察北六縣及冀東偽政權(quán)派軍侵入長蘆鹽區(qū)，扣留北寧路款等事，冀察當局與日方進行外交談判。宋哲元曾就“大沽事件”和“朝陽門事件”主動向日方道歉，但堅持要求取消殷汝耕偽組織，并令李守信部撤回多倫。而日方則蠻橫提出，撤銷冀東偽政權(quán)必須以北方自治為前提條件。這樣，到1月底，談判因陷入僵局而中斷。2月初下旬，土肥原和多田駿先后對報界發(fā)表談話，不無沮喪地承認，冀察政委會與冀東偽政府為“互相對立之組織， 一時難有接近”(14),若“雙方能達于 一水平線上，方可合流”(15)。在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運動的感召下，宋哲元與南京中央政府的關(guān)系日益密切，對日方的態(tài)度也漸趨明朗。1936年5月，他提出了“力保主權(quán)”的口號，釋放了被捕的愛國學生，在各學校開展軍訓。并在二十九軍中不斷進行愛國抗日宣傳，同時嚴明軍紀，秣馬礪兵，對日方不斷增兵華北保持高度的戒備。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過去對日妥協(xié)的狀況也大有改觀。對于日方的經(jīng)濟壓迫，宋哲元采取了拖延、抵制、向中央請示及有意躲避等對策。如開辟航空線路問題，雖雙方長期磋商，并做了籌備工作，但直到七七事變爆發(fā)，航空公司也未能開張。宋哲元遵照中央政府的意旨，停止了津石鐵路、塘沽建港等項目的對日談判，中止改變了龍煙鐵礦等項目的籌建上馬。在土地管理、長蘆余鹽出口日本、 日軍在華北購棉等方面，宋哲元均作了程度不等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挫敗了日軍吞并華北的陰謀。
在此過程中，冀察政委會的組織機構(gòu)也有所變化。根據(jù)暫行組織大綱第八條，政委會先后成立了六個特種委員會。它們是：1.經(jīng)濟委員會。1936年1月11日成立，以蕭振瀛、張振鷺、王紹賢、冷家驥、鈕傳善、過之瀚、林世則等為委員，蕭任主席委員。2.外交委員會。1936年1月20日成立，陳中孚任主席委員，陳覺生等六人為委員。該會“在職權(quán)上初亦僅為研究機關(guān)。迨至二月十四日，冀察政務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時，通過一個修正案，該會遂由研究機關(guān)進而兼為 ‘辦理’機關(guān)，且后者較前者為側(cè)重，因此該會組織遂形擴大”(16)。3.建設(shè)委員會。1936年4月20日成立，門致中為主席委員，王揖唐、高惜冰、魏紹武、張礪生等六人為委員。4.交通委員會。1936年5月14日成立，陳覺生為主席委員，下設(shè)委員若干人，主要辦理交通、鐵道兩部所不能辦之事，與交、鐵兩部不直接行文，對外亦不負直接責任，所管事項為路電郵航各政。5.法制委員會。1936年5月18日成立，鄧哲熙任主席委員，設(shè)委員若干人。6.檢查委員會。1936年12月8日，冀察政委會改組，為檢查行政效率，特組織該會，聘齊燮元、鄧哲熙、賈德耀、張維藩、劉治洲等為委員。同時將政委會所屬各委員會縮小，被裁人數(shù)約達一半以上，如外交委員會改組后，僅設(shè)主席一人，委員由十人減為二人。被裁職員均免職待命，但月薪照發(fā)。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宋哲元曾在“和”與“戰(zhàn)”的選擇中一度處于矛盾狀態(tài)。他一方面仍幻想和平，以維持冀察局面，將沖突限定在局部狀態(tài)下；另一方面又為形勢所迫，表示了守土自衛(wèi)的決心。7月12日，日本華北駐屯軍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抵達天津，迅速作好了“必要時一舉殲滅第二十九軍”的軍事部署，同時擬定了向冀察當局提出的七項要求：1.徹底鎮(zhèn)壓共產(chǎn)黨的策動；2.罷免排日要人；3.撤走駐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統(tǒng)各機關(guān)；4. 從冀察撤去排日團體；5. 取締排日言論及宣傳機關(guān)和學生、民眾的排日運動；6. 取締學校、軍隊的排日宣傳；7.北平由保安隊擔任警備，城內(nèi)不得駐屯軍隊。香月并稱，如不答應上述要求，即日方將以強力解散冀察政委會，威逼二十九軍撤出冀察。然而，當中日正在舉行交涉談判之際，日方卻再次訴諸武力。以7月25日的廊坊事件為開端，雙方迅速展開了血戰(zhàn)。二十九軍在南苑作戰(zhàn)失利后，28日宋哲元召集了在平高級官員會議，決定退出北平。當晚，宋哲元率部離開北平，行前，他含淚寫下手諭：1.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由張自忠代理；2.北平綏靖主任由張自忠代理；3.北平市長由張自忠代理。另外決定，冀察政委會政務處長楊兆庚也留在北平，協(xié)助留平的張自忠與日人周旋。日軍進入北平后，很快將張自忠撇在一邊，于7月30日下午指使?jié)h奸成立了北平市地方維持委員會，由老牌漢奸江朝宗擔任會長， 日憲兵隊長赤藤充當顧問。冀察政委會被日軍冷落一旁，張自忠已無法行使職權(quán)，旋因其第三十八師與日軍在天津交戰(zhàn)，所謂“緩沖”日軍攻勢已不可能，張遂于8月7日通過《晨報》發(fā)表了辭職聲明，后經(jīng)美僑福開森等人的幫助，設(shè)法潛出了北平。8月20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