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藝術(shù)史上，齊白石是一位獨創(chuàng)性極強的藝術(shù)大師。他的印章藝術(shù)，是一種典型的陽剛之美。我們大可以用姚鼐《復(fù)魯絜非書》所云“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鐵；其于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眾，如鼓萬勇士而戰(zhàn)之”來形容。因為，從王冕以來的文人印史上，是沒有人能像他那樣的氣度恢宏、戛戛獨造！盡管何震的篆刻曾被人們稱為“猛厲”,但是卻絕對沒有齊白石的爽快與猛厲——只有齊白石的印風，才是名符其實的猛厲。
齊白石(1864—1957),原名純芝，字渭清，后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以號行，別號借山吟館主人、寄萍主人、齊大、木居士、三百石印富翁等。他出生在湖南星斗塘的一個農(nóng)民家庭中，由于家貧輟學，而一邊放牛、一邊讀書。從十二歲起學木工，二十七歲才開始接觸了一些文人雅士，而得以向他們學習書畫、詩文。在他四十歲的時候，他曾“五出五歸”,開始了幾乎遍及全國的壯游。在不到十年的時間，他游歷了陜、豫、贛、蜀、漢、湘、廣，以及京華等地，遍覽華岳、嵩山、廬山、衡峰之勝，下陽溯、過長江、泛洞庭。胸襟因之而大為開闊，識見亦由此而更為雄深。他定居在北京之后，于1920年老人五十七歲時開始了“衰年變法”的十年摸索時期——這既是探索的時期，同時也是一個創(chuàng)造的時期——齊白石藝術(shù)生涯中的獨創(chuàng)意識，在這段時間里徹底體現(xiàn)出來了： “人欲罵之，余勿聽也； 人欲譽之，余勿聽也！”此時，他與藝術(shù)知己陳師曾、徐悲鴻、林風眠等人交往甚篤，而這些人在藝術(shù)觀念上無疑是相通的。其中陳師曾最擅長于篆刻，因此，他們在篆刻方面的交流是不言而喻的。我們要記住的是，陳師曾是吳昌碩最為得意的弟子之一，他一定會把吳昌碩的印章與印學思想介紹給齊白石。而吳昌碩的印章與風格，對齊白石也有相當?shù)挠绊憽?br>

齊白石印

他的藝術(shù)堪稱是中國藝術(shù)史上最為瑰麗的一頁。在繪畫方面，取法于徐渭、朱耷、石濤、李殫及吳昌碩等大寫意一派，殫精竭慮，而參之以己意。他曾這樣說過：“畫家先閱古人真跡，然后脫盡前人習氣，別創(chuàng)畫格，為前人所不為者。”在題材上，他擅長于花鳥蟲魚，亦畫山水、人物，風格淳樸而清新，得自然之趣。
五十代年后，他書畫、篆刻創(chuàng)作活動益見勤奮，年逾九十歲，作書、畫、印而不輟。歷任中國文學藝術(shù)界聯(lián)合會主席團委員、中國美術(shù)家協(xié)會主席。1953年，中央文化部授予他 “人民藝術(shù)家”稱號；在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授予他以德國藝術(shù)科學通信院士榮譽狀； 1956年，他獲得世界和平理事會1955年度的國際和平獎金。他傳世的作品很多，國內(nèi)外各大博物館都藏有其作品。
大概在1896年即他三十歲的時候，他才開始正式的學習篆刻。根據(jù)黎錦熙記載：“時家父與族兄鯨庵正研究此道，白石翁見之，興趣特濃厚，他刻的第一顆印為 ‘金石癖’,家父認為便佳……家父的《松翁自訂年譜》載，自丙申至戊戌，共刻印約為百二十方，己亥又摹丁、黃二十余方，這幾年，白石與家父是常共晨夕的，也就是他專精篆刻的時候。他從此鍥而不舍，并不看做文人的余事，所以后來獨有成就。”黎戩齋《記白石翁》中也說：“家大人自蜀檢寄西泠六家中之丁龍泓、黃小松兩家印影與翁摹之。翁刀法因素嫻操運，特為矯健，非尋常人所能企及”——齊白石似乎在學印伊始，雖然是從西泠印派中的丁敬與黃易入手，但似乎很快就將他在雕刻木花時所學到的嫻熟的刀法運用到篆刻之中，因而顯得特為 “矯健”——其腕力與嫻熟，從此時起，就已為他人所不及。
隨后，他又見到了趙之謙的《二金蝶堂印譜》,曾精心鉤摹了兩大冊，毫發(fā)不爽，用力至勤。他對趙之謙的風格臨仿了很久。從齊白石留下來的印章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亂真的趙之謙的風格。然而齊白石畢竟是藝術(shù)大師的種子——藝術(shù)大師的標志，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技法上集大成；二、在技巧與審美境界方面開出新局面——而這兩種特色往往是集中在一身的。
因此，正像所有的藝術(shù)大師一樣，獨創(chuàng)意識是滲透在一切方面的。齊白石在《自嘲》一詩的小序中說：“吳缶廬嘗與友人曰： ‘小技拾人者則易，創(chuàng)造者則難’?！饼R白石的藝術(shù)，是“創(chuàng)造的”,而不是因襲的，甚至不是進化的。他是如此地希望與時人、古人拉開距離。我們僅從篆刻藝術(shù)的三大要素來看，齊白石的篆法，平直方正，與大、小二篆絕不相同；他的刀法，一刀下去，再也不去管它，而任其自然剝落；他的章法，穿插挪讓，極盡變化——換言之，齊白石印章的篆法、章法、刀法，這構(gòu)成印章藝術(shù)三大要素的東西，不僅與秦漢璽印不同，而且與文彭、何震、丁敬、鄧石如、趙之謙、黃士陵、吳昌碩等人，也都不盡相同。
作為一位篆刻家，對于他的書法，最能引起我們興趣的，當然是他的篆書。他的篆書的特色是什么？他顯然既不對那種了無生趣的鐵線篆感興趣，又不肯重復(fù)鄧石如或趙之謙式的老路。
齊白石優(yōu)游于傳統(tǒng)之中，得其精蘊，而不為法縛，甚至看起來與傳統(tǒng)毫不相關(guān)——篆書，既不是秦代李斯或唐代李陽冰的端莊整飭，也不是鄧石如式或趙之謙式的婉轉(zhuǎn)流暢，而是獨到的可以被稱為 “齊家樣”的篆書。
他的篆書風格的形成，大概要遲到六十歲。我們現(xiàn)在可以看到的在他成熟期之前的篆書二條屏，在落款上他這樣寫道： “南湘仁弟令以錯亂無度之字書之，不足為教也?！睆倪@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之所以以這種看似奇怪的方式進行創(chuàng)作，一是出自于對擺脫傳統(tǒng)所作的努力； 二則是對尋求自己的風格所作的探索或試驗——這種結(jié)果，必然表明的是，齊白石在非常懇切地實行著自己的 “膽敢獨造”與“掃除凡格”的審美理想。因為，在這件作品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正規(guī)的秦篆(即《說文》篆),也有漢代碑額與《祀三公山碑》式的漢篆，同時還有吳昌碩石鼓文式的風格，而且里面更夾雜了一些楷、行草書——這種楷、行草書的夾雜絕對不會是一種無意的，而是有意的：即使是齊白石成熟的篆書風格，也明顯地滲透著這種楷化、行草化的傾向，只是趨向于樸拙的美學風范而已。因此盡管他的篆刻如刃發(fā)新硎，然而卻玉未離璞、深淳可愛。這同時也表明，他不僅在結(jié)構(gòu)上，也在筆勢上開拓著篆書的表現(xiàn)力。
齊白石的篆書，是把視點固定在了鮮為人所取法的奇古、恣肆、樸拙、險絕之上。于是，漢《祀三公山碑》、《開通褒斜道刻石》、吳《天發(fā)神讖碑》、隋《曹子建碑》等體勢開張、意趣奇古的“奇趣”型作品，就成為他的靈感的源泉——這些碑刻，在清代及晚清，對于書法家與篆刻家來說，只不過是偶爾的借鑒而已，像齊白石這樣，把它作為自我風格的基礎(chǔ)而琢磨之、深研之的，絕無僅有。他有這樣一首詩，可以說明他的書風的形成：“篆文許慎說后止，典故康熙纂后無。二者不能增一字，老夫長笑世人愚?！?《看書》)
如果說，在 《石鼓文》、李斯 《泰山刻石》、李陽冰《三墳記》、鄧石如或趙之謙的篆書中，還具有比較精細的技巧處理的話，那么，如《祀三公山碑》等，卻有著更多的狂放不羈的野性。這是一種以 “趣味”(即齊白石所謂“天趣”)為尚的審美傾向。它們是比正規(guī)的小篆書更趨于疏放的一路，而且，由于其摩崖性質(zhì)，就不得不盡量開張以求清晰無誤，因此在無意之中，又助長了摩崖書風的線條趨向于遒勁跌宕。明乎此，齊白石篆書風格之謎也就迎刃而解了。舉例說，趙之謙篆書中靈巧機敏的用筆與頓挫分明的行筆顯然更接近于帖學的風范，而齊白石所取法的漢篆及摩崖刻石，卻是典型的大巧若拙，一切細膩的技巧動作都被消蝕在蒼茫渾樸之中。
齊白石篆書的代表作，當推“元吉處靈位，王靈起闕廷”一聯(lián)。在這件作品中，我們所熟悉的小篆特征，在這里都找不到了。齊白石的篆書，夸張了用筆的沉著拙樸，如折釵股、如印印泥、如錐畫沙，其結(jié)體收放有致，獨具匠心，奇險而大膽，一種天矯不凡之意，躍然紙上。
齊白石關(guān)心的是一種自然的生命力在藝術(shù)中的流露——因此，他的藝術(shù)形式，并不是傳統(tǒng)的形式，而是基于個性表現(xiàn)的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齊白石將“天性”、“天真”這些屬于自我的東西置于印章的最高境界層：“縱橫歪倒貴天真，削作平勻稚子能。若聽長安流俗論，漢秦金篆盡旁門?！?(《答婁生刻石兼示羅生》)
歷史上的典范在這里轉(zhuǎn)化為個體生命的自然流露——齊白石的出新，就在于傳統(tǒng)的個性化、平凡的奇崛化、歷史的時代化……他的許多技法，在古人那里，是被當做刻印的禁忌——指責齊白石的人，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印章——而被視為不可違背的金科玉律。但是在齊白石的刀下，這些規(guī)矩不僅可以不遵從，而且可以違反； 不但違反，而且違反得那么決絕，那么毫無顧忌——這難道不是中國印章藝術(shù)史上的一種驚人之舉么？他不僅令時人大為驚詫，即使是例如文彭、何震、鄧石如、趙之謙等人見到，也會為他的印風而瞠目結(jié)舌。齊白石如是說過：
余刻印，不拘昔人繩墨，而時俗以為無所本。余嘗時人之蠢。不思秦、漢人，人子也；吾儕，亦人子也，不思吾儕有獨到處。如令昔人見之，亦必欽佩。
不受任何拘束的創(chuàng)作，會使個性獲得無限的解放，生命力發(fā)揮之處，一段精光也是最不可磨滅之處。他的印章的生命力，全在運刀的敏銳。于是，他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深深地打動我們的，就是刀鋒所至留下的痕跡。石花之剝落，尤具天然之妙。齊白石自己說：
刻印，其篆刻別有天趣勝人者，唯秦、漢人。秦、漢人有過人處，全在不蠢，膽敢獨造，故能超出千古。
從情結(jié)因素上來說，齊白石想擺脫原來的工匠身份而成為文人，但是文人卻拒絕接受他——他獨辟蹊徑的動力，不能不從此推想。于是，在齊白石的印章中，他所追求的不是文人的不溫不火的氣息，而是相對來說顯得粗樸的野性趣味——雖然這也是一種文人氣息的野性趣味，無論就篆文本身的美感而言，還是就用刀、章法而言，都沒有絲毫的俗氣，與文人之作，亦大相徑庭。
所以，他是在銳氣中增加優(yōu)美文雅，而不是在優(yōu)美文雅中增加銳氣——就是這樣，他的繪畫也好，書法也好，篆刻也好，才開始在藝術(shù)史上別具特殊的意義的。
他的印是抒情的，但更是一種桀驁不馴的個性的直接表白——一切東西在他那里，都不是含而不露的，而是鋒芒畢露的。甚至，他竟可以說出他的印章不蹈漢印之轍跡，這是一種多么豪邁的宣言？!因此齊白石的篆刻，除了他在面貌與秦、漢印不同之外，甚至在審美趣味也不盡相同。他崇尚 “力”,崇尚 “勢”,崇尚 “氣”,而不是例如 “韻”一類的陰柔之美。
他的印在很大程度上，固然以受趙之謙的影響為多，但更多的，則是源自于黃士陵的影響——這既有形式上的，也有方法上的。在寫到黃士陵與吳昌碩的時候，我們曾經(jīng)提到，在線條上，吳昌碩取多變的曲線，黃士陵則取整齊的直線；在結(jié)構(gòu)上，吳昌碩取欹側(cè)的結(jié)構(gòu)，而黃士陵則取方正的空間。而齊白石顯然是更接近于黃士陵而不是吳昌碩的。
從風格上來說，如黃士陵所刻 “但視其字如其人”(見《黃牧甫印譜》第43頁)、“曼青” (同上第50頁)、“縣拓山房藏書印” (第113頁)、“陶冶性靈” (同上)、“十萬卷草堂”(同上第116頁)等，其平正方直，都已經(jīng)可以見出齊白石式風格的淵源所自。
而他從黃士陵在刻印方法上所得到的啟示則更多。他像黃士陵一樣，棄“做”、“摹”、“蝕”、“削”做印方法，而只追求“刻”的意味。
中國藝術(shù)之所以富于濃郁的生命意味，就在于它恰切地表達了生命的本質(zhì)。而這一切都體現(xiàn)在直接性的筆意的表現(xiàn)之中——如果說沖動的旋律能在創(chuàng)作中反映于線條，從形象上表現(xiàn)出美，實脫胎于筆意。
齊白石以刀代筆，刀趣勝于筆意。“筆意”是什么？孫過庭 《書譜》中說： “一畫之間，變起伏于峰杪； 一點之內(nèi)，殊衄挫于毫芒”——中國的藝術(shù)家就是這樣從線條的微妙變化，而執(zhí)著于線的內(nèi)在精神性的潛在的無限可能性。換言之，線與西方藝術(shù)所不同的，成為中國藝術(shù)的經(jīng)脈神髓，因為心靈的感覺隨著線條運動、震顫，而性情、心緒、氣質(zhì)亦隨此一線墨痕而流露、宣泄。它敏銳地包含著瞬間的感覺與主觀情調(diào)。
若稱藝術(shù)美發(fā)自于作者的內(nèi)心，那么其內(nèi)心，就蘊含著豐富的筆意。筆意應(yīng)當廣泛地理解為傾瀉情感的個性反映。
筆意的運作，必須在表現(xiàn)的脈絡(luò)中暢通無阻，這就是直接。這不僅是中國藝術(shù)中關(guān)于“筆意”的理解，同樣也是齊白石領(lǐng)略 “刻”之真解所在。
齊白石不是像趙之謙或吳昌碩那樣的以刀法而體現(xiàn)筆意，而是以 “刀的趣味”為主。所以，在他的印中，參差的線形所體現(xiàn)出來的韻律，有如一杯濃烈的醇酒，使人在追循運刀的痕跡中體驗其出神入化、不可測及之妙。
或者說，齊白石不是憑篆書之婀娜多姿來組織印面，像趙之謙他們所做的那樣，而是依據(jù)運刀的輕重、光滑與毛糙來組織印面篆書構(gòu)架的空間。在一般情況下，齊白石絕不是以一根線條刻得好壞為目的，而是將整個印面作為一組來處理其粗細、方圓、交叉、連帶……由此而展示其豐富的空間節(jié)奏——凡此種種，都是在他之前或與他同時的印家所不敢為之處。
這與齊白石獨特的用刀是分不開的——所謂的 “單刀直入”。
齊白石既是偉大的畫家，同時也是偉大的書法家。他對筆的把握無疑是一流的。無論是書法，還是繪畫，都必須一下去完成，不能有任何的遲疑，也不能有任何來自于理智的控制與猶豫，它只是由于生命的推動而完成的，因而線條的微妙變化即是迅即消逝的生命的寄寓。正如生命是不可重復(fù)的一樣，一筆下去之后就不容許有任何的修改。中國的水墨畫不像西方繪畫那樣，可以一再的抹去而重新畫過。而水墨畫與書法在任何產(chǎn)生重新修改的地方，無疑都是一種無可補救的污點——這些地方在墨水干了以后，所有的缺點都無可掩蓋。這或者也是他采取單刀刻印所獲得的啟示。
以單刀治印，除在漢印的急就章中明顯可見外，在文人篆刻史上，只有趙之謙曾嘗試過以單刀治印。而學習過趙之謙的齊白石，卻將單刀治印法，發(fā)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地步。他如是說道：
“單刀絕妙”;
“用刀之力，若寶刀截玉如泥”;
“我刻印，同寫字一樣，寫字，下筆不重描；刻印，一刀下去，決不回刀”。
尤其是后面的一句，最能說明齊白石對“刻”所作的理解。所以，齊白石一刀下去，爽直明快，保持著鮮活的趣味，而絕不因為復(fù)刀而損失了它的精神。它是一種文化意識的滲透，就如我們前面所說的。
單刀雖然爽快，但是卻容易流于單薄，因此，齊白石雖然在治印時以單刀為主，然而卻追求刀意上的變化，追求一種墨趣的自然滲化。
大刀闊斧的用刀、視覺強烈的形式感，以及平中寓險的章法，使他的印無論在什么時候，看起來都能震撼人心。
追求力度的騰挪變化，則必少恬淡文雅之美； 追求“勢”的奇險恣律，則必少平和寧靜之態(tài)；追求 “氣”的剛健博動，則必少虛和清婉的韻致——所以，這既是齊白石的長處，同時也是齊白石的短處。
趙之謙的印，給我們的是一種琳瑯滿目的美不勝收印象；吳昌碩的印，給我們的是種渾穆淵雅的豐滿醇存印象；黃士陵給我們的，是一種精美絕倫的陶醉的印象；而齊白石給我們的，則是痛快淋漓的干凈俐落的印象。他在《題某生印存》詩中說：“做摹蝕刻可愁人，與世相違我輩能?？靹囹猿伤牢?，昆刀截玉露泥痕?！毙∽⒅杏诌@樣寫道： “世間事貴痛快，何況篆刻風雅事也?！?br>他的這種痛快的印風，古今無二。
雖然，古人早已指出，以意為鋒，務(wù)求刻露，其于淳古淡泊之意必失之；然而，齊白石本人之意卻絕不在于所謂的 “淳古”,而在于與古為新，追求新理異態(tài)。
與風流儒雅的民國印風來比較，通過個性強烈的表現(xiàn)力，遵循傳統(tǒng)審美趣味中的 “天然質(zhì)樸”,以逋峭的刀法清晰地刻出種種意味——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與齊白石的藝術(shù)精神絕對一致而又美妙地點綴著他那個時代的印章藝術(shù)史的偉大創(chuàng)獲。
盡管，許多人對齊白石的印風加以挑剔與批評，但，他畢竟是從傳統(tǒng)中走出，然后，他又匯入了傳統(tǒng)之中，而最為純粹在代表了他那個時代。
鐘惺《隱秀軒集》卷三五《跋林和靖、秦淮海、毛澤民、李端叔、范文穆、姜白石、王濟之、釋參寥諸帖》中說：“古人做事不能詣其至，且求不與人同。夫與人不同，非其至者也？所謂有別趣，而不必其法之合也。寧生而奇，勿熟而庸。夫若是，則亦可以傳矣。”
齊白石之印所以能傳于世，其意義或在于此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