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到過北京的人，總忘不了北京街道上的清道夫。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迷漫撲人的塵土里，他們抬著一桶水，慢慢的歇下來，一勺一勺的灑到地上去，灑的又遠(yuǎn)又均勻。水灑著的地方，塵土果然不起了。但那酷烈可怕的太陽光，偏偏不肯幫忙，他只管火也似的曬在那望不盡頭的大街上。那水灑過的地方， 一會兒便曬干了；一會兒風(fēng)吹過來或汽車走過去， 那迷漫撲人的塵土又飛揚起來了！ 灑的盡管灑， 曬的盡管曬。但那些藍(lán)襖藍(lán)褲露著胸脯的清道夫， 并不因為太陽和他們作對就不灑水了。他們依舊一勺一勺的灑將去， 灑的又遠(yuǎn)又均勻， 直到日落了， 天黑了，他們才抬著空桶，慢慢的走回去，心里都想道， “今天的事做完了！”

吳又陵先生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盡頭的長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 頭頸里，都是那迷漫撲人的孔渣孔滓的塵土。他自己受不住了， 又不忍見那無數(shù)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塵霧里撞來撞去，撞的破頭折腳。因此，他發(fā)憤做一個清道夫，常常挑著一擔(dān)辛辛苦苦挑來的水， 一勺一勺的灑向那孔塵迷漫的大街上。他灑他的水， 不但拿不著工錢，還時時被那無數(shù)吃慣孔塵的老頭子們跳著腳痛罵，怪他不識貨，怪他不認(rèn)得這種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著水拿著勺子在大路上妨礙行人！他們常常用石頭擲他，他們哭求那些吃孔塵羹飯的大人老爺們，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舊做他清道的事。有時候，他灑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遠(yuǎn)遠(yuǎn)的覷見那望不盡頭的大路的那一頭好像也有幾個人在那里灑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興起來了， 他的精神又鼓舞起來了。于是他仍舊挑了水來， 一勺一勺的灑向那旋灑旋干的長街上去。

這是吳先生的精神。吳先生和我的朋友陳獨秀是近年來攻擊孔教最有力的兩位健將。他們兩人，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成都，相隔那么遠(yuǎn)，但精神上很有相同之點。獨秀攻擊孔丘的許多文章(多載在《新青年》第2卷)專注重“孔子之道不合現(xiàn)代生活”的一個主要觀念。當(dāng)那個時候，吳先生在四川也做了許多非孔的文章，他的主要觀念也只是“孔子之道不合現(xiàn)代生活”的一個觀念。吳先生是學(xué)過法政的人， 故他的方法與獨秀稍不同。吳先生自己說他的方法道：

不佞丙午游東京，曾有數(shù)詩，注中多非儒之說。歸蜀后，常以六經(jīng)，《五禮通考》，《唐律疏義》，《滿清律例》，及諸史中議禮議獄之文，與老，莊，孟德斯鳩，甄克思，穆勒約翰，斯賓塞爾，遠(yuǎn)藤隆吉，久保天隨諸家之著作，及歐美各國憲法，民法，刑法，比較對勘。十年以來，粗有所見。

吳先生用這個方法的結(jié)果，他的非孔文章大體都注重那些根據(jù)孔道的種種禮教，法律，制度，風(fēng)俗。他先證明這些禮法制度都是根據(jù)

于儒家的基本教條的， 然后證明這種種禮法制度都是一些吃人的禮教和一些坑陷人的法律制度。他又從思想史的方面， 指出自老子以來也有許多古人不滿意于這些欺人吃人的禮制，使我們知道儒教所極力擁護的禮制在千百年前早已受思想家的批評與攻擊了，何況在現(xiàn)今這種大變而特變的社會生活之中呢？

吳先生的方法，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我們對于一種學(xué)說或一種宗教，應(yīng)該研究他在實際上發(fā)生了什么影響： “他產(chǎn)生了什么樣子的禮法制度？他所產(chǎn)生的禮法制度發(fā)生了什么效果？增長了或是損害了人生多少幸福？造成了什么樣子的國民性？助長了進步嗎？阻礙了進步嗎？”這些問題都是批評一種學(xué)說或一種宗教的標(biāo)準(zhǔn)。用這種實際的效果去批評學(xué)說與宗教，是最嚴(yán)厲又最平允的方法。吳先生雖不曾明說他用的是這種實際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但我想他一定很贊成我這個解釋。

那些“衛(wèi)道”的老先生們也知道這種實際標(biāo)準(zhǔn)的厲害，所以他們想出一個躲避的法子來。他們說： “這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誤解孔道的結(jié)果。你們罵來罵去， 只罵著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一班人，卻罵不著孔先生?！庇谑怯腥苏f《禮運》大同說是真孔教(康有為先生);又有人說四教，四絕， 三慎， 是真孔教(顧實先生)。關(guān)于這種遁辭， 獨秀說的最痛快：

足下分漢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諸會之孔教，與真正孔子之教為二，且謂孔教為后人所壞。愚今所欲問者，漢唐以來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楊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楊墨稱之？何以獨與孔子為緣而復(fù)敗壞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新青年》2卷4號)

這個道理最明顯：何以那種種吃人的禮教制度都不掛別的招牌，偏愛掛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 燒去！

我給各位中國少年介紹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又陵先生！

十，六，十六

(《吳虞文錄》，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年版。)

賞析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任務(wù)，就是思想啟蒙，亦即要把中國民眾從傳統(tǒng)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來。對中國人影響最深的傳統(tǒng)思想，就是儒家思想。所以，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先覺的人們便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儒家。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有兩員惹人注目的健將，一個是在上海辦《新青年》的陳獨秀， 另一位就是胡適在這里介紹的吳虞先生。

吳虞(1872—1949)，字又陵，筆名吳吾，四川成都人。曾在北京大學(xué)、北京高等師范學(xué)校當(dāng)教授。吳虞后來在文藝、學(xué)術(shù)界并不出名，但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卻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陳獨秀在上海，吳虞在四川，互相呼應(yīng)，撰文對儒家思想進行批評。他成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921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吳虞文錄》，就是這一時期他的文章的結(jié)集。1921年11月2日，《魯迅日記》載：“吳又陵寄贈自著《文錄》一本?！濒斞杆?，就是這本《吳虞文錄》。五四時期出現(xiàn)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大約就是“只手打孔家店”這話演化而來。

胡適稱吳虞是“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清道夫”。以“清道夫”來比喻思想啟蒙者，好像不夠分量。其實很貼切。因為啟蒙者的任務(wù)之一，就是清除舊思想。清除舊思想，豈不同打掃垃圾很像嗎？大街上的清道夫，其工作雖然是為了千百萬人的衛(wèi)生，但并沒有幾個人尊重他們的勞動。所以他們是寂寞的。思想上的清道夫，他們在做救人與救國的工作，但在開始時，了解并尊重他們的人也不多，倒是有不少反對者。這樣，他們有時也是寂寞的。這就是胡適在序文中所說的“疲乏了，失望了”的意思。魯迅的《題〈吶喊〉》就說：“弄文罹文網(wǎng)，抗世違世情。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初期啟蒙者的遭際，大體差不多吧！所以，胡適的比喻生動而貼切。

胡適在序文中，強調(diào)了吳虞批孔文章的一個特點，就是“比較對勘”的方法。胡適將此方法稱為“實際主義的標(biāo)準(zhǔn)”。這很容易使人想到胡適自己的“實驗主義”。其實， “實際主義”不是“實驗主義”，胡適那樣歸納，也似多余?！胺椒ā迸c“主義”本是兩回事。“比較對堪”方法，很接近于現(xiàn)在的“比較學(xué)”。應(yīng)該說，這是一種比較好的研究方法。吳虞將儒家思想與老、莊及外國的思想家的思想觀點，加以比較，得出“孔子之道不合現(xiàn)代生活”的論斷，是很能服人的。因為有“參照物”作參照，是非就會更為分明， 比單說儒家禮教不好更有說服力。當(dāng)時的胡適能看出這種方法的好處，在序言中特別提出加以肯定，也應(yīng)該算是慧眼識英雄。

胡適序言的最后部分，實際上涉及一個學(xué)術(shù)問題：先秦儒家與漢以后儒家有沒有不同？儒家思想中所造成的社會惡果，與孔子是什么關(guān)系？正因為有這問題存在，所以，當(dāng)新文化運動倡導(dǎo)者喊出“打孔家店”時， “那些‘衛(wèi)道’的老先生們”便說，那“種種實際的流弊都不是孔老先生的本旨，都是叔孫通董仲舒劉歆程顥朱熹等人誤解孔道的結(jié)果?！边@就像俗話所說的：經(jīng)是好經(jīng)，被歪嘴和尚給念歪了。

從純學(xué)術(shù)研究的角度看，這些“老先生們”講的不無道理。先秦儒家與后世，特別是與宋以后的儒家有所不同。但在新文化運動的倡導(dǎo)期，先進的人們不是搞學(xué)術(shù)研究，而是在搞文化批判。在批判儒家思想時，勢必要追根溯源，找到孔子頭上去。所以，胡適序文中所引陳獨秀那段話是對的。雖然沒有結(jié)論，卻相當(dāng)有力。那些“老先生們”，未必還得出價錢來。因為歷代的儒家門徒打的都是“代圣立言”的幌子。打著“圣人”的旗號宣傳封建禮教，等到人們批判封建禮教的時候，又說封建禮教與“圣人”無關(guān)，那是怎樣也講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