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蒲松齡

宴笑友朋多，患難知交寡。

范叔辱魏人，斷脅棄廁下。

誰者溺其頭，無乃是須賈！

南箕不可揚，北斗不可把。

雖有杵臼交，不如同根者。

這首《詠史》，是作者閱讀《史記·范睢蔡澤列傳》時寫下的。詩中所提及的史實，梗概如下。

范睢，字叔，善辯，家貧，欲事魏王，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受命使齊，范叔為隨從。齊襄王喜范叔口才，贈金十斤及牛酒。須賈得知此情，以為范叔向齊國出賣了魏國機密，令范退金，只攜牛酒回魏，并向魏國國相魏齊作了報告。魏齊大怒，令人鞭打槌擊，致使范叔斷脅折齒。范佯死，被用草席裹著扔進廁所；其時，正當眾多賓客會宴飲酒，如廁時，皆溺之于范叔身上。后范叔賂通看守人員逃出，由魏人鄭安平將其藏匿，更名張祿。不久，適逢秦昭王派王稽使魏，經(jīng)鄭聯(lián)系，推薦，王將范密攜至秦。范后任秦相。

作品起筆便是一組冷峻的理性判斷：“宴笑友朋多，患難知交寡”。它似重錘劈空，又如春雷滾動，一下子就給人以震聾發(fā)聵的深刻感受，標明了作品的主旨。那么，它何以會如此震撼人心呢？一是它準確地概括了人際交往史的一條基本規(guī)律。當一個人處境順利，尤其是具有一定的名望、財富和地位時，人們便趨之若鶩，愿意結(jié)交的人很多。然而，一旦處境困難，尤其是遭遇不測之禍時，人們就會考慮自己的利害得失，避之唯恐不及，更不談去結(jié)交、關(guān)心和幫助了。規(guī)律如此，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認識它、把握它，所以一經(jīng)詩人點明，便如石破天驚，具有巨大的震懾力量。二是得力于邏輯判斷的巧妙組合。這兩句詩各為一個判斷，分別揭示了人際交往的兩個不同的的側(cè)面。表面看來，這兩個判斷似乎只是簡單地排列在一起，并無特殊之處，但由于人們平時往往只注意到某一個側(cè)面而忽視另一個側(cè)面，所以當兩個側(cè)面一起出現(xiàn)時，便有助于人們驟然看清人際交往的全貌，并在正反兩面的強烈對比之中受到震動。同時，還必須看到，這兩個判斷并不是機械地組合在一起，它們之間實際上隱含著一種內(nèi)在聯(lián)系，這就是前者向后者的轉(zhuǎn)化，好“宴笑”時的“友朋”之“多”，一到“患難”時就會轉(zhuǎn)化為“知交”之“寡”，而且這是一般規(guī)律。正是兩個判斷之間的這種內(nèi)在聯(lián)系，能使人得到啟迪，受到警策。

詩歌接下去以范叔與須賈的交往史實為例證，進一步闡述這一觀點。須賈是一個中大夫，而范叔則是一個布衣食客，二者地位甚為懸殊，本來可算作“杵臼之交”(即不計身份而結(jié)交的朋友)。但他們只是順境中的朋友，而不是患難之交。不僅范叔的厄運是由須賈的無端懷疑所造成，尤其是在范叔受難時，須賈壓根兒沒有伸出手來援救，致使范叔受盡了折磨和侮辱(“辱魏人”，即“辱于魏人”，也就是被魏人所侮辱)。所以詩人感慨萬分地寫道：“誰者溺其頭，無乃是須賈！”——使其受侮的，竟是他昔日的朋友！要指出的是，范叔與須賈交往的史實，固然是證明詩人觀點的一個有力例證，但“宴笑友朋多，患難知交寡”的提出，卻并不限于這一史實，而是整個人際交往史上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

作品的最后四句是詩人由此發(fā)出的感嘆?！澳匣焙汀氨倍贰?，均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典出《詩經(jīng)·小雅·大東》：“惟有南箕，不可以簸揚；惟有北斗，不可以把酒漿”，喻指順境中的朋友，不過徒有其名，并無實際意義?！巴摺保赐值?。詩人認為“杵臼交”終究不如自己的兄弟可靠。這顯然是有片面性的。因為并非所有的“杵臼交”都靠不住，也并非所有的兄弟都有手足之情，例外的情況總是有的。結(jié)尾由于缺乏嚴密的邏輯力量，故與驚警有力的開頭相比，便顯得蒼白軟弱了。

作為詠史詩，它有諸多特點，但最基本的特點，則是要求依據(jù)較為典型的歷史事實，概括出較有普遍意義的歷史經(jīng)驗或教訓(xùn)。這首詩完全達到了這一要求。同許多同類作品相較，這首詩劈頭就提出鮮明的觀點，出語果斷、明確，較它詩具有更強的警策力量。此外，詩人在敘述歷史事實時，排除了自己交友失意的介入，因而具有相對的客觀性，這也有助于增強作品的理性成份和說服力。這些，又顯示出這首詠史詩自身的個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