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獨立后不到半月，陳宧又于5月22日宣布與袁世凱個人斷絕關(guān)系，四川成了脫離北京統(tǒng)治的第七個省。
陳宧(1870—1943),字二庵，湖北省安陸縣人。湖北武備學堂畢業(yè)生，初任武衛(wèi)前軍管帶，后經(jīng)袁世凱推薦，隨錫良輾轉(zhuǎn)四川、云南、奉天等省訓練新軍，頗得錫良賞識，先后任過四川常備軍統(tǒng)領(lǐng)、川滇兩省新軍協(xié)統(tǒng)、第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等職。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凱倚重，任參謀部次長，代理黎元洪統(tǒng)率辦事處辦事員事。1915年袁準備稱帝，慮滇黔“反側(cè)，乃以安陸陳二庵將軍鎮(zhèn)蜀”^[1]。3月12日，陳以會辦軍務名義率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離京“西征”。關(guān)于這天離京情況，其軍務處一等參謀季自求在日記中寫道：凌晨2時，車站已“軍警密布，送行者紛集，京中文武顯要無弗至者，不獨民國以來空前之盛舉，即后亦無繼美者”?！拔鍟r許，安陸將軍至，萬頭攢動，簇擁登車，真有大丈夫當如是之感”^[2]。由此可見袁世凱對他是何等的寵信。而陳宧的確也沒有辜負袁的期望，5月31日，他到達成都第三日，即“拜成武將軍兼巡按使之命”,積極充當袁氏萬年基業(yè)的“開路先鋒”。8月，帝制運動開始后，他曾不止一次地懇袁世凱“迅擇吉辰，舉行大典”^[3]。袁世凱做夢也沒有想到，五個多月后，陳竟那么絕情，公然宣布和他“斷絕關(guān)系”。
四川獨立，幾經(jīng)周折，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醞釀過程。蔡鍔早在入滇之日，就曾致電陳宧，促其“立揭義旗，共滅國賊”^[4]。他內(nèi)部的帝制反對派將軍署顧問劉一清、副官長鄧漢祥、巡按使署總參議楊穆生、旅長雷飆等也力勸他“同蔡切取聯(lián)絡，共策進行”^[5]。但陳宧這時正追隨袁世凱，昏昏然處在“帝制熱”中，不僅未接受蔡鍔的忠告，反“一面出示曉諭，詳述利害，嚴禁造謠；一面于敘、瀘、永寧、重慶、會理等處，撥駐可靠重兵，節(jié)節(jié)聯(lián)絡，接近滇邊，分扼要塞”^[6],妄圖阻擋云南護國軍進入四川。直至接連在敘州、瀘州附近吃了幾個敗仗之后，才不敢“十分表示反抗”^[7],轉(zhuǎn)而通過劉、鄧等帝制反對派與蔡鍔暗通聲息。但這也不過是一種投機取巧的兩面政策。事實上，他同時又通過軍署參謀長“張聯(lián)棻與曹錕、張敬堯等取聯(lián)絡”^[8],長期“抱騎墻主義”。
陳宧搞獨立，發(fā)端于帝制取消后與蔡鍔談判停戰(zhàn)議和期間。當時，袁世凱的大廈將傾，搖搖欲墜，他自己在四川的統(tǒng)治也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川南早已入護國軍之手，川東涪陵、忠縣、酆都、石砫各縣到處是“黨人隊伍”。建昌屬內(nèi)大小相嶺、寧遠披沙等地，活躍著起義川軍王先導、瞿豹岑部和當?shù)匾妥迦嗣褚约皥F總劉鴻章與都龍光土司相結(jié)合的武裝。川西自2月27日起，哥老會大爺、前保路同志軍首領(lǐng)吳慶熙、孫澤沛等人，即在溫江縣召集舊部，成立四川護國軍司令部，郫縣、溫江、大邑、邛崍、崇慶、灌縣等十余縣盡失控制。整個四川，除省城和川北外，幾無“凈土”。為穩(wěn)固統(tǒng)治，他不得不請求蔡鍔停戰(zhàn)議和。而蔡鍔即乘機促其一致迫袁退位，一面電陳堅“主急進”,并“派代表陳光勛至省接洽”^[9],一面力促馮玉祥、伍祥禎迫其宣布獨立。
在蔡鍔的推動下，馮玉祥一邊電勸陳宧俯順獨立輿情，一邊派參謀長張之江與陳光勛同行赴省。伍祥禎也于4月25日由自流井回到成都，共同對陳施加壓力。與此同時，四川各界人民一致行動起來，先是吳慶熙、譚創(chuàng)之等人上書請陳“從速宣布’獨立。接著省議會議員郭湘等七十六人又函陳說：“議員等為七千萬同胞請命，為全蜀父老昆弟救危，勢非請鈞府明白宣布獨立，與袁氏脫離關(guān)系，不足以鎮(zhèn)人心而消疑畏，維現(xiàn)狀而弭后災?！?sup>[10]繼而向稱穩(wěn)健派的前清狀元駱成驤也函稱：“省議員前有郭湘等數(shù)十人上書，刻又有傅春萱等數(shù)人續(xù)上，皆請早定大計者，人心所希望如是，當?shù)缹幠芊雌淝叭账^和平之計畫乎？”^[11]至于成都報紙所持論說，更是“一致諷當?shù)缽乃俳鉀Q此問題”^[12]。結(jié)果，連陳宧的參謀長張聯(lián)棻也“自以與項城親近，慮一旦有變，禍及其身”,而日夜“欷歔，甚至淚下”,冀早日“脫武城之險”了^[13]。在這種形勢下，陳宧“獨立之心萌矣”。
恰在這時，陳宧于2月間派往南京聯(lián)絡馮國璋的胡鄂公，也于4月24日回到成都，使他“得聞南中事甚悉”,因而“意志為之沖動不少”^[14]。他一面“密令周駿所部于東大路一帶防曹(錕)”^[15];一面要求蔡鍔借給護國滇軍四梯團，由劉一清、雷飆統(tǒng)帶，以外拒北軍，內(nèi)安反側(cè)。蔡鍔明知陳宧請援，主要不在“防袁軍”,而是為了“自衛(wèi)”,因為“道路傳言，謂川人一般心理對陳感情甚惡，欲以對趙爾豐者對陳”^[16],他所統(tǒng)護國滇軍也總共只有十三營，且兵不足額，其中持新械者只九營，但為了促成陳宧獨立，仍毅然允撥十營，委雷充第一梯團長，刻日赴敘。陳見“大勢所趨，皆不滿于袁”^[17],“雖有大力者，不能逆天以挽之矣”^[18],又有蔡鍔切實為其后盾，遂于5月3日致電袁世凱勸他退位，并表示“應如何優(yōu)待條件，宧與各省疆吏亦必力爭以報”^[19]。
然而，陳畢竟與袁私交甚深，而當時曹錕又虎視眈眈，鎮(zhèn)守渝江，威脅蓉城，因此，陳的行動也僅止勸袁退位，未有“進一步絕交之表示”。緊接著，他還唯袁命是從，將其巡按使兼職奉獻給袁的心腹黃國暄，并于7日晚與黃會銜出示說：本將軍“業(yè)已電懇大總統(tǒng)退位”,“自今日始，軍民人等如有假托名義，倡言獨立，擾害治安，以及造謠惑眾，意圖破壞者，實為地方之公敵。本將軍、巡按身任地方，負有維持安寧之責，對于此等擾亂地方之人，當適用懲治盜匪之法，并準由各該地方軍民長官查拿究辦”^[20]。由此可見，他勸袁退位不過是為了緩和人民的反抗。
但是，四川人民展開了更加激烈的斗爭。4月30日，蕭德明獨立于大竹，自稱中華護國軍四川東路總司令，檄告全省，明令鄰縣。5月1日，某警備隊長獨立于廣安、岳池，逐走知事，截收稅款。5日，熊克武舊部龍少伯聯(lián)絡川軍獨立于隆昌，知事被拘。6日，川軍連長王靖澄利用押解武器之機，起義于風洞子，自任討袁軍總司令。12日，川軍混成旅長鐘體道獨立于南充，以羅綸為民政廳長，張瀾為總參謀，自任川北護國軍總司令，電告各獨立省，勸陳宧迅即宣布獨立。13日，吳慶熙所部護國軍千余人出發(fā)圍攻成都。15日夜，其前隊進抵青羊?qū)m，成都當局徹夜未眠。此外，榮昌、達縣等地駐軍也紛紛舉義，風聲所播，全省趨向獨立，誰也不能阻擋。
在四川人民的催促下，陳宧左右急進派楊穆生、鄧漢祥等人奉劉一清為“盟主，愈慫恿川省獨立”。他們悉心研究時局，屢以輕重利害向陳宧進言，并聲稱“茍有人更事阻撓，便當殺卻”^[21]。馮玉祥也于19日由自流井遄行返省，向陳宧表示：“某此來，系向軍憲陳情。曹錕小兒與某有素仇，軍憲縱不校，某亦將自告奮勇?！?sup>[22]接著，馮又約同伍祥禎、丁鵬九在成都青年會發(fā)表演說，表示：“此次奉調(diào)回省，只知維持秩序。淺識者對北人則言川人不相容，對川人則言北人有異志，致生惡感。不知同是中國，有何南北之分？尚望于此等謠言，力為解釋。”^[23]其間，馮國璋也再次來電，支持陳宧迫袁退位。蔡鍔則以湘將獨立，“在湘黔軍不能拘守停戰(zhàn)規(guī)約”^[24]相要挾。
在此形勢下，陳宧“非常之謀復動”^[25]。18、19日，他先后兩次通過劉一清等致電蔡鍔，一面表示日內(nèi)即宣布獨立，一面要求除雷飆一梯團外，再借兩梯團，且一須真正滇軍，二須劉云峰親率，速開赴敘府，以便雷部移扎自流井。19日，他召集軍事官長會議，征求意見，“各軍官皆稱善”^[26]。20日，他又收到蔡鍔復電，告以“已飛飭曉嵐(曉嵐，劉云峰字)率領(lǐng)最樸勇善戰(zhàn)之何(海清)支隊先行來敘，后續(xù)部隊俟抽選就緒，再行續(xù)派”^[27]。這樣，陳的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四川獨立，千回百轉(zhuǎn)，終于告成。22日，陳宧致電北京袁世凱政府，宣布：“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guān)系?！?sup>[28]意思是說，他的獨立僅對袁世凱個人而言，并非和北洋派脫離關(guān)系，這在獨立各省中是獨一無二的。難怪蔡鍔指斥他“此次獨立，亦在四處討好，面面俱到”,純系“取巧”^[29]。
陳宧獨立既屬勉強，所起作用自然有限，要他以實力與護國軍共同倒袁，那是不可能的。正如蔡鍔所說：“觀其致京兩養(yǎng)電，殊有奉旨獨立意味。以此種心理而獨立，而欲迫袁退位，不其左耶(第二電竟謂以大獨立而取消各處之小獨立)?”^[30]雖然如此，他畢竟為護國軍增加了“一省獨立之聲勢”,加速了袁世凱的滅亡。據(jù)袁親信索崇仁說：“陳二庵末次與元首斷絕關(guān)系之電，(袁)閱后半日，未出一言。由是則發(fā)顯病情兩次?！?sup>[31]
繼陳宧叛袁獨立之后，湖南將軍湯薌銘也于5月29日宣布獨立，使湖南成了脫離袁世凱統(tǒng)治的第八個省。
湯薌銘(1880—1975),字鑄新，湖北省蘄水(今浠水)縣人，早年受學湖北文普通中學堂，1903年秋中鄉(xiāng)試，選送法蘭西留學海軍^[32]。畢業(yè)歸國后，歷任鏡清艦艦長、海軍部參議等職，1912年4月任袁世凱政府海軍部次長，次年10月，改調(diào)湖南都督兼民政長，從此成了袁世凱在湖南的忠實代理人。他治湘三載，橫征暴斂，瘋狂屠殺革命黨人和無辜群眾，“據(jù)其呈報中央者已達一萬一千余人”^[33]。有“湯屠戶”之稱。在支持袁世凱稱帝方面，各省地方長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34],其機關(guān)報《大中報》自籌安會發(fā)生后，“日日排二號大字，鼓吹君憲不遺余力。‘一人有慶’、‘萬壽無疆’、‘皇氣郁蔥’、‘圣德汪洋’等種種奴婢口吻，連篇累牘，觸目皆是，而捏名勸進，制造民意，亦無所不用其極”^[35]。正因如此，所以時人又稱他為袁世凱的“屠戶干兒”。
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和獨立省份的日益增加，湯薌銘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其《大中報》“昔之稱皇帝、道圣上等尊嚴名字倏改為袁逆、袁賊，最可笑者孫中山、黃克強、岑云階、鈕永建等該報素稱之曰亂黨、亂黨，至是忽尊之曰偉人，稱之曰先生”^[36]。他雖也曾為袁世凱的總統(tǒng)地位表示過要“誓當激勵所部，以備前驅(qū)”^[37],那不過是一種姿態(tài)，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究竟有什么實際意義。事實上，湯薌銘這時抱的是“旁觀主義”,“其用意所在，直坐觀成敗而已”^[38]。造成他這種不即刻抉擇獨立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是由于他殺戮太多，害怕獨立后革命黨人不見信，以致進退失據(jù)；其次是，當時湖南衡州、湘潭、岳州、長沙等地，駐有北軍不下三萬余人，而他自己的兵力卻不過萬人，因而不敢“冒昧從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湘省因袁軍全力壓境，遂致本省行動不能自由?！?sup>[39]
為此，湯薌銘一面要求袁退位，以討好革命黨人，一面派人前往上海，請躋身護國行列的長兄——進步黨人湯化龍，代為疏通與湖南革命黨人的關(guān)系。湯化龍一面通過蔡鍔，“迭電湘中健者，務與鑄新互相提攜，力戒齟齬”^[40],一面請前湖南都督、原立憲派譚延闿為居間調(diào)人。譚先與歐陽振聲、唐蟒、陳復初、曾繼梧等國民黨人達成諒解，接著又約中華革命黨人覃振以及前湖南民政長龍璋等人會談。覃初以公義私仇，表示與湯薌銘無調(diào)和余地。后經(jīng)唐蟒、陳裕時往返斡旋，兼以龍璋“亦不欲重拂調(diào)停者好意”,覃才“強制感情作用，忍痛苦以就妥協(xié)”,與湯化龍等人在譚宅擬定如下“妥協(xié)獨立條件：甲、民黨承認湯將軍為湘都督；乙、湯將軍先撥槍械完備之軍隊三營以上至五營交民黨接收；丙、設民政府管理民政全權(quán)，民政長由民黨公推；丁、組織北伐軍時，總司令由民黨推任；戊、軍事廳長由民黨推任”^[41]。湯薌銘得知湖南獨立后革命黨人仍可承認他的都督地位，一顆久懸之心才算落了地。
為了取得個人行動自由，湯薌銘一方面精選老兵，籌備添募，擴充實力。據(jù)駐湘安武軍司令倪毓棻調(diào)查，其募兵“數(shù)目在株洲招三營，衡山兩營，湘潭三千人，湘陰二千人，湘鄉(xiāng)五千人……大約共招一萬八千人，均分駐株洲、湘陰、益陽、沅江等處”^[42]。另一方面他又多方設法，請袁世凱將倪毓棻、唐天喜兩軍撤離湖南，以消除障礙。他向袁表示：如將倪、唐兩軍撤出湘境，他即全權(quán)布置，“使湘省屬地不復有獨立之事，并使南軍亦不能侵入湘境，以中立的態(tài)度保全地方，衛(wèi)護中央”^[43]。接著，他又派代表陶德瑤前往南寧與陸榮廷協(xié)商和平，借陸之口迫袁撤軍。最后甚至不惜實行“武力迫挾”。在湯薌銘軟硬兼施和陸榮廷等人的壓力下，袁世凱不得不于5月9日復電與湯：“允將倪軍退回皖境，唐軍亦一律撤退”^[44]。次日，湯薌銘電告上海陳裕時：“日內(nèi)正在布置，使其出境。此種絕人障礙幸得解除，嗣后操縱之權(quán)可由己出?！?sup>[45]并一面促其“來湘相助”^[46],一面要他“火速設法電致桂省，于倪、唐兩軍未撤盡以前，萬不可進兵，使中央有所借口添增兵力”。他表示：“湘南北軍退去湘境以后，湘省定可以與桂省一致進行?！?sup>[47]
其時，湖南各縣獨立紛起。4月26日，原陸榮廷部下游擊、零陵鎮(zhèn)守使望云亭在陸的督責和廣西護國軍的聲援下宣布獨立，自任湘南護國軍總司令。5月10日，前湘南檢查使張學濟自署湘西護國軍總司令，在乾城(今乾州鎮(zhèn))獨立。12日，湖南郴縣、宜章、資興、汝城、桂東等縣同時宣布獨立。18日，湘西鎮(zhèn)守使田應詔自任湘西護國軍總司令，在鳳凰宣言獨立。19日，湘南鎮(zhèn)守使汪學謙乘倪毓棻撤退之機，在衡陽宣布獨立。至此，“湖南自表面上觀之，尚未正式獨立，其實內(nèi)容實情已經(jīng)正式獨立者實有五十余縣之多，歸湯薌銘節(jié)制者只有二十余(縣)”^[48],而且西有護國黔軍，南有護國桂軍，內(nèi)有以程潛為總司令，以湘南靖縣為根據(jù)地的護國湘軍，與之互為聲援。湯薌銘的統(tǒng)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級官吏恐慌萬狀，紛紛潛逃。首開紀錄的是湘江道尹張官劭，接著財政廳長嚴家熾效法而去，連赫赫大名的巡按使沈金鑒，也借故溜之大吉。隨后，湖南銀行監(jiān)理官吳藩、長岳海關(guān)監(jiān)督兼交涉員劉道仁及各屬縣知事也都紛紛卷款潛逃。各署雖復經(jīng)湯薌銘派人接任，“而被派者均恐慌悚懼，借故推辭”。湯無奈，不得不隨即下令“以后不論何人何職，均不準辭職”^[49]。此外，湖南進步黨首領(lǐng)施禮鑒、李誨、陳光耀等，也一再催促湯薌銘獨立。至巨紳劉人熙、陳樹藩、殷懷安、汪頌年等則發(fā)起湖南共濟會，專事籌備獨立及獨立后種種善后事宜，并得到譚人鳳、唐蟒等國民黨人的“襄贊擘畫”。
在此形勢下，湯薌銘自知大勢所趨，倘不速定向背，急謀獨立，恐湖南全省將不等他宣布獨立，“而已慴伏于民軍之勢下”了。于是，他一面于5月27日致電張勛，痛責他和倪嗣沖無理驅(qū)逐在南京會議上主張袁世凱早日退位的湘、鄂、魯、贛四省代表；一面于28日召開重要軍事會議，并柬請劉人熙等人入會旁聽。湯陳詞說：“鄙人本亟主張獨立，徒為種種所掣肘，致未實行?，F(xiàn)在唐、倪兩軍悉已退去，望鎮(zhèn)使業(yè)已與鄙人和衷共濟，全省秩序得不棼亂。然近日蜀、魯、秦、晉奮起獨立，廣西陸榮廷又有督師入湘之耗，鄙人始終以保全地方為宗旨，今鑒于袁氏無退位之決心，若再不獨立，其隱患何堪設想？故鄙人擬明日宣布獨立，諸君以為何如?！?sup>[50]全體軍政要人暨紳界代表莫不贊成，當場推舉湯薌銘為都督，并一致通過致袁世凱與未獨立各省等通電。次日上午11時，湯薌銘正式宣布湖南獨立，“與云貴粵浙陜川諸省，取一致之行動”^[51]。
湯薌銘的“獨立”,與云、貴獨立特別是云南首義，當然有本質(zhì)的區(qū)別。當時輿論就指出：湯是在“各縣紛紛獨立，若不宣布與中央脫離關(guān)系，則將來之地位難以保全”的情況下宣布獨立的^[52]?！皽现约奔焙鯃D謀獨立而固其祿位者也”^[53]。他在宣布獨立的同時又宣布：“本省各道縣，凡已經(jīng)宣布獨立而未經(jīng)本都督認可者，均須服從本都督命令，聽候檢查處分，不準自由行動，違者按軍法治罪?！?sup>[54]這說明與四川陳宧一樣，湯薌銘打的也是以“大獨立取消各處小獨立”的如意算盤，難望他在倒袁中貢獻什么力量。但是，他畢竟長期受到袁世凱的“特別超擢”和“異常信用”,因而對袁精神上的打擊也就格外沉重。據(jù)索崇仁說：湯薌銘宣布湖南獨立之電到達北京時，他恰進謁袁世凱，“仰望神氣，大失常態(tài)，面帶愁容矣”^[55]。不幾天，袁就病死。時人有“催命二陳湯”(陳宧、陳樹藩、湯薌銘)之說，語雖尖刻，倒也符合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