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詩

(其一)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

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

低頭窺壙戶，仰視日月光。

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

路人為流涕，黃鳥鳴高桑。

這首詩所詠為周襄王三十一年即魯文公六年夏季的事。《左傳》記道： “秦伯任好卒，以子?xùn)|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今縱無法以遺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 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fù)東征也?！薄妒酚洝で乇炯o(jì)》集解引漢儒應(yīng)劭的注： “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 ‘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谑茄傧?、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饵S鳥》詩所為作也。”秦人哀悼三良的詩即《詩經(jīng)·秦風(fēng)》中的《黃鳥》。詩中痛惜三良的殺身從君，并描述其殉葬的情景道： “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贝呵飼r秦國的文化比中原各國落后，被東方各國鄙稱為“西戎之國”，所以還保留著人殉這一野蠻風(fēng)俗。秦穆公以三良殉葬的殘暴愚昧行徑遭到了史家左丘明、司馬遷和文學(xué)家子夏、毛萇等人的批判，前引《左傳》中“君子”的評論基本上代表了他們的見解。但是三良?xì)⑸韽木男袨閰s是被后人稱贊的。董仲舒發(fā)揮先儒的思想，提出了“亙古不變”的“三綱五常”，三綱的第一條即“君為臣綱”，要求臣子為君主盡忠竭力，必要時不惜犧牲生命。三良的行為恰恰就體現(xiàn)了這種封建道德。因而人們在評論這件史事時就有了一個矛盾，既要譴責(zé)秦穆公的暴行，又要贊美三良表現(xiàn)出的忠義。阮瑀處于漢末動亂之世，禮崩樂壞，看起來似乎封建的綱常倫理都被廢棄，但實際上，要維護(hù)封建秩序，不借助于封建的綱常倫理是不可能的。曹操雖然以法治軍治國，但他的最終愿望還是使封建社會回到正軌上，實現(xiàn)儒家理想中的清平之治。所以阮瑀盡管生于漢末的混亂年代，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正統(tǒng)思想，他對秦穆公殺三良一事的態(tài)度和漢儒是基本一致的，即在譴責(zé)秦穆公的同時贊揚三良的忠義。他的這首詩就是通過忠義與生命的矛盾而贊美三良，與他同時的曹植、王粲都有詠三良的詩，其思想主題與這首詩基本一致。阮瑀在詩的一開端就對秦穆公作了批判：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接著就贊美三良， “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 作為忠臣，不應(yīng)違背君主的命令，既然已許諾了“死共此哀”，自然要與他一同去死， “就”是“走向”、 “接近”的意思。但是死終究是一件大可悲的事，人在臨死時不能不感到恐懼，于是詩人展示出了這首詩的中心矛盾，即應(yīng)當(dāng)為君主盡忠捐軀，還是應(yīng)當(dāng)珍惜生命。 “低頭窺壙戶，仰視日月光”，三良面臨著重要決擇，一邊是黑暗恐怖的墓穴，另一邊是日月的光輝即美好的生活。要盡忠就必須死，而要顧惜生命就必然辜負(fù)君主的恩義。這一對強烈的矛盾通過這兩句詩被十分醒目地突出了。《詩經(jīng)·秦風(fēng)·黃鳥》主要突出三良臨穴時的恐懼，而阮瑀的詩所突出的則是擺在三良面前的忠義與生命的矛盾沖突。最后他們選擇了死亡即忠義， “誰謂此可處，恩義不可忘”， “此”指的是墓穴，代指死亡， “誰謂此可處”這個問句實際上表示否定的意思，即任何人都說死是應(yīng)當(dāng)避開的。但是君主的恩義不可辜負(fù)，所以三良毅然地死了。他們的忠義行為感動了路人，使路人為之落淚，黃鳥也在高高的桑樹上為他們悲鳴。 “黃鳥鳴高桑”一句化用《詩經(jīng)·秦風(fēng)·黃鳥》第二章“交交黃鳥，止于?！敝Z，既是借景抒情，又切合典故。全詩語言十分樸素，所表達(dá)的感情卻很充沛，作者將《詩經(jīng)》“臨其穴，惴惴其栗”的直接的心理描寫改為“低頭窺壙戶，仰視日月光”這一俯一仰兩個動作，用具體的行動來表現(xiàn)心理，這是漢魏民歌和文人詩常用的方法，這樣就使三良臨死時對死的恐懼和對生的留戀表現(xiàn)得更為強烈，從而更強化了全詩贊美三良之忠義，批判殉葬之殘忍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