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政治冤獄激起人民的極大義憤，各方面人士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要求立即將沈鈞儒等人宣布無罪釋放。
11月24日，全救會發(fā)表《緊急宣言》說：“將救亡領袖的無辜加以逮捕，實在是一種對于全國人民愛國運動的一種公開的無理摧殘！在這日帝國主義進攻綏遠的今天，更完全是一種在客觀上助長敵人勢力的行動?！北硎荆骸熬葒鴷娜耸考纫陨碓S國，決不是逮捕等等足以阻遏其志愿的。如果當局不愿讓人民救國，一定要人民做垂手聽命的順民、亡國奴，那么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也都一定會自動起來爭取他們的生存權利的！”^[1]同日，全救會還發(fā)表緊急通電，提出政府當局逮捕七領袖，“實出意外，敝會現(xiàn)除仍決繼續(xù)工作，率全國救國民眾為諸領袖作后盾，并要求當局將此案公開審判，將領袖立即釋放外，尚望全國各界人士，各公團，憑正義，憑良心，一致主持公道，加以援助”^[2]。27日又發(fā)表《告當局及全國國人書》,對上海市當局于25日正式公布所謂“救國會為非法組織，勾結共產(chǎn)黨，破壞人民對政府之信仰”,以及“鼓動罷工風潮，陰謀搗亂治安”等罪名作了駁復，指出：“此次敝會七領袖于一無罪證之情形下，即為市公安局會同英法租界捕房所逮捕，于法律上言之實為非法；就領袖本身言之，實為無辜”,要求當局立即釋放諸領袖^[3]。
《救亡情報》同時發(fā)表《勿為仇者所快》的社評，指出：“自七領袖被捕事發(fā)生后，上海的日文報紙就滿載了幸災樂禍的消息，并有宋慶齡先生亦已被捕的消息傳來。從日本人這種興高采烈的神氣間，我們當然可以看出，當局這一次的將七領袖加以逮捕，是如何地滿足了日人的要求，以及如何地在客觀上幫助了日帝國主義者?！?sup>[4]要求立即釋放救亡陣線領袖，公開保護救國運動，開放民眾組織。
沈鈞儒等被捕的當天，宋慶齡即委托孫科帶函給馮玉祥，請他進行營救。她在信中對沈等無辜被捕表示“殊為憤慨”,并說：“我國東北失地幾及六省，而綏遠戰(zhàn)事又已爆發(fā)，國難嚴重至此，正國民急應奮起救國之時，章先生等系救國會辦事人，救國為全國國民責任，豈救國者即為共產(chǎn)黨乎？”^[5]馮玉祥復函宋慶齡，稱已與孫科共同設法營救，并已去電蔣介石請其早日釋放。26日，宋慶齡還在一項抗議聲明中表示“反對此等違法逮捕，反對以毫無根據(jù)的罪名橫加于諸領袖”;并指出：“救國會的七位領袖已經(jīng)被捕了，可是我們中國還有四萬萬人民，他們的愛國義憤是壓迫不了的。請讓日本軍閥們當心些罷！”^[6]12月初，宋慶齡還介紹章乃器、鄒韜奮等的家屬去南京找馮玉祥，商討營救辦法^[7]。
24日，馮玉祥找陳立夫談話，提出讓“七位來南京大家談談為好，以免自己對立?！标惲⒎蛱岢觯骸耙?、維持政府威信；二、中央不便與地方不一致”,實即不同意。馮認為“是即是非即非為好”^[8],并說：“保持中央威信，我對此六字聽了即頭疼，即討厭，為什么說的人很有意思，真是不解了?！?sup>[9]杜重遠24日、25日連續(xù)幾次去見馮玉祥，商量營救事，據(jù)馮在日記記載：“見杜重遠先生，為七位被捕事，說得很詳細。”“見杜先生于鐵道部，談些如何營救七位之事?！薄耙姸畔壬勆颉⒄孪壬戮弥??！?sup>[10]杜重遠還和黃炎培商量營救對策。據(jù)黃炎培日記記載：“11月23日，夜四時，得衛(wèi)玉、重遠電話，知救國會沈衡山、章乃器、沙千里、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被捕。”“27日，訪重遠長談，知廿二夜沈衡山、章乃器、王造時、李公樸、鄒韜奮、沙千里、史良被捕以來情況?！薄?8日，重遠來?！?sup>[11]12月2日，胡愈之、徐伯昕也到黃炎培處研究營救事，是日黃在日記有如下記載：“八時半，胡愈之、徐伯昕到職社商六君子事，沈、章、鄒、李、王、沙。”^[12]
11月30日，馬相伯致電馮玉祥說：沈鈞儒等“其血心愛國，人人欽仰，視東北義勇軍有過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殺一不義，雖得天下，文武不為。今學生愛國，罪以共黨；人民愛國，罪以共黨，至沈君等數(shù)人以民胞物與之心則有之，以蘇俄為心，竊可以首領保其無也，幸我將軍有以體恤之。”^[13]隨后，馬相伯還和何香凝、宋慶齡以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執(zhí)行委員名義，聯(lián)名發(fā)表《為七領袖被捕事件宣言》,再次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政府和救國陣線間的挑撥離間和政府的無理迫害，并重申：“我們的立場是要求全國人民，不問黨派，不問信仰，不問地位，實行真正的精誠團結，停止一切內爭，立即對日抗戰(zhàn)，求得中國之自由和平等。”“救國陣線的立場始終沒有變更過，而且今后也決不會變更?！?sup>[14]
為了聲援沈鈞儒等愛國領袖，馮玉祥、于右任在南京發(fā)起征集十萬人簽名營救運動，“以表示民意所依而促南京最高當局之覺悟”^[15]。
中國共產(chǎn)黨的《紅色中華》報和《救國時報》也著文抨擊國民黨對救國運動的摧殘，認為逮捕救國領袖，“實為全國人民所痛心疾首的。全國人民決不會為南京政府的愛國有罪政策所威脅而坐視中國的滅亡，必須再接再厲，前仆后繼，來發(fā)展正在開展著的全國救亡運動。”^[16]全救會“努力從事救國之宣傳與救國運動之組織，號召全民團結，一致對外，近來我海內外同胞的救國運動之進展，該會實具有巨大推動與贊助之功”,號召海內外救國團體和同胞一致行動起來，反對南京政府“愛國有罪的暴政”,援救愛國領袖，爭取救國自由^[17]。
為了援救被捕入獄的救國領袖，上海成立了后援會，表示“要把這個事變，廣泛的傳播，大家起來援助我們的領袖，挽救我們的國家”^[18]。上海實業(yè)界領袖穆藕初等發(fā)起援救愛國七領袖運動，獲得上海各界的簽署贊成。夏丏尊、史國綱、楊衛(wèi)玉等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也著文要求迅速恢復沈鈞儒等人的自由：“吾人以為政府當局對于文化界應存愛護之念?！薄吧蚓攘司鶠楫斀癫攀?，倘獲早日恢復自由，俾在政府指導之下，獻身民族復興運動，為御侮前敵增加一分人力，亦即為國家民族保全一分元氣，此則吾人所馨香禱祝者也?！?sup>[19]沈鈞儒等在公安局羈押期間，上海各界人士前往探視慰問者絡繹不絕，每日以百計，11月31日一天即有二百余人^[20],這對沈等也是一種莫大的鼓舞。
救國領袖被捕消息傳到北平后，平津文化教育界迅速作出反應。許壽裳、許德珩、張東蓀、張申府等109位知名人士于24日聯(lián)名致電國民政府：“國難嚴重，端賴合作御侮，不容再事萁豆之爭。章等熱心救亡，全國景仰，敢請即日完全開釋，勿再拘傳，以慰群情，共赴國難為幸?！?sup>[21]北平學生救國聯(lián)合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援救辦法，當經(jīng)議決：一、停課二日，以示對被捕諸領袖聲援；二、由清華、燕京、北平、中國等十五所大學各推派代表二人，組成請愿隊，代表北平學生界赴京請愿，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捕領袖，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勿中敵人挑撥奸計^[22]。
天津《益世報》發(fā)表題為《算外賬莫算內賬》的社論，認為逮捕沈鈞儒等人，給了人們“一個深刻的刺激”。“中國到了今日，內賬外賬絕無同時清算的機會。合作御侮，方有生機；萁豆相殘，同歸于盡?！?sup>[23]
11月26日在成都春熙路青年會小禮堂召開各界聲討國民黨鎮(zhèn)壓救亡運動、聲援七領袖的群眾大會，并籌備成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會上，車耀先慷慨激昂，痛哭流涕地控訴國民黨的倒行逆施^[24]。廣州各界于11月27日舉行反日群眾大會，反對壓迫救國運動，要求立即釋放“七君子”。廣州各大學教授洪深、尚仲衣、林勵儒等四十余人亦聯(lián)名電請政府釋放各救國領袖^[25]。此外，廣西、山東等各救國團體亦開展了營救運動。
國民黨逮捕愛國領袖也引起一些黨政上層人士的不滿。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于右任、孫科、馮玉祥、李烈鈞、石瑛、蔡元培等二十余人聯(lián)名致電在洛陽的蔣介石，表示對此事應“鄭重處理”^[26]。愛國將領蔣光鼐、蔡廷鍇致電林森說：“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被捕，聞訊不勝駭異！現(xiàn)當綏戰(zhàn)緊張，敵寇進迫愈急，民氣激昂，正為發(fā)動全國抗戰(zhàn)絕好時機，豈可有此違反民意之舉動。懇即嚴令釋放，并開放救國運動，免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sup>[27]廣西實力派人物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致電馮玉祥、孫科、居正等：“當此日人主使匪偽侵我綏東，全國輿情極端憤慨之時，政府對愛國運動，似不應予以壓迫。……且沈鈞儒等七人，平時或主教育，或主言論，其為愛國志士，久為世人所公認，如政府加以逮捕，足使全國志士寒心。”^[28]
“七君子”事件在海外華僑和國際人士間也引起了很大反響，旅居歐洲、美國和東南亞各國華僑以及國際知名人士羅曼·羅蘭、愛因斯坦、杜威、羅素、孟祿等都致電南京政府，要求恢復沈鈞儒等人的自由。杜威、愛因斯坦等十六位著名科學家和教授致蔣介石、孔祥熙、馮玉祥電說：“中國處境困難，至表同情。我們以中國朋友的資格，同情聯(lián)合及言論結社自由，對于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七位學者被捕的消息傳到美國，聞者至感不安，同人尤嚴重關懷?！?sup>[29]英國中國人民之友社的羅素等在援救電中說：“中國人民的朋友們對于全國各界救國聯(lián)合會領袖們之被捕，非常關懷。我們相信，這種逮捕是由日本主使，因為日本害怕中國的統(tǒng)一與自由，我們希望立即釋放被捕的抗日志士?！?sup>[30]
全歐華僑抗日聯(lián)合會、巴黎中國學生會、旅法華工總會聯(lián)名致電南京政府：“日寇攻綏方急，正應團結抗日，何乃自毀長城！望速釋放，以示政府救國之誠?！?sup>[31]留英中國學生抗日會的電文指出：“若主張抗日即為共黨，主張聯(lián)合即為危害民國，則全中國國民皆應為政府階下之囚，罪亦不在此數(shù)人。”^[32]旅美僑胞致電說：“國難日亟，正宜全國一致抗敵，乃今自毀長城，不勝惶惑。盼立釋七領袖，并懲辦陷害主犯?！?sup>[33]旅美華僑柳無垢、陳其瑗、劉維熾、冀朝鼎等三百余人還發(fā)表告海外同胞書，認為沈鈞儒、章乃器等“奔走呼號，目的純在抗日救國，不僅得全國人民之敬佩，且得全世界之同情。抗日救國不僅我全國同胞之公意，亦我全國人民之天職。若謂沈、章諸先生有罪，是我四萬萬同胞均為有罪也”。并指出：“吾人久讀救國聯(lián)合會及沈、章諸先生之文字，他等主張民族解放斗爭則有之，煽動階級斗爭則無有；主張督促政府抗日則有之，主張推翻政府則無有；主張援助上海日紗廠工友罷工則有之，煽動總罷工則絕對無有?！了^‘勾結赤匪，煽動階級斗爭’云云，均系上海市政府之惡意宣傳。”^[34]要求立即釋放七領袖，實行對日抗戰(zhàn)，保障人民救國運動。此外新加坡等地華僑亦有相同的表示。
著名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為營救“七君子”也作了努力，并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爆發(fā)(詳見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