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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文 | 《孟子·滕文公下》 |
| 釋義 | 《孟子·滕文公下》6·1 陳代曰①:“不見諸侯,宜若小然②;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③?!巳艨蔀橐病!?/p>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④,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⑤。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⑥,終曰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⑦?!蛞愿嫱趿肌A荚唬骸垙?fù)之?!瘡姸罂桑怀@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喿釉唬骸沂拐婆c女乘⑧?!^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范我馳驅(qū)⑨,終曰不獲一;為之詭遇⑩,一朝而獲十?!对姟吩疲骸安皇漶Y,舍矢如破。(11)”我不貫與小人乘(12),請辭?!咔倚吲c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 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p> 6·2 景春曰①:“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②?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③?!?/p>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 子未學(xué)禮乎? 丈夫之冠也④,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⑤:‘往之女家⑥,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⑦,貧賤不能移⑧,威武不能屈⑨,此之謂大丈夫。” 6·3 周霄問曰①:“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②,出疆必載質(zhì)③?!鲀x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吊④?!?/p> “三月無君則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⑤,夫人蠶繅以為衣服⑥。犧牲不成⑦,粢盛不絮,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鼩ⅰ⑵髅?、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出疆必載質(zhì),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nóng)夫之耕也,農(nóng)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⑧?” 曰:“晉國亦仕國也⑨,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逾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鉆穴隙之類也?!?/p> 6·4 彭更問曰①:“后車數(shù)十乘②,從者數(shù)百人,以傳食于諸侯③,不以泰乎④?”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⑤;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⑥,不可也?!?/p> 曰:“子不通功易事⑦,以羨補不足⑧,則農(nóng)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⑨。于此有人焉,入則孝⑩,出則悌(11),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xué)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曰:“子何以其志為哉? 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12)?食功乎(13)?” 曰:“食志?!?/p> 曰:“有人于此,毀瓦畫墁(14),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p>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6·5 萬章問曰①:“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②,則如之何?” 孟子曰:“湯居亳③,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瘻惯z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④?!瘻官癖娡鶠橹先躔伿?sup>⑤。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⑥,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⑦,殺而奪之?!稌吩弧鸩痧A’,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⑧,四海之內(nèi)皆曰:‘非富天下也⑨,為匹夫匹婦復(fù)仇也?!瘻颊?,自葛載⑩,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蕓者不變,誅其君,吊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稌吩唬骸畯形液?,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11),東征,綏厥士女(12),匪厥玄黃(13),紹我周王見休(14),惟臣附于大邑周(15)。’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16)?!短摹吩唬骸椅湮P,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17),于湯有光(18)?!恍型跽茽?,茍行王政,四海之內(nèi)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6·6 孟子謂戴不勝曰①:“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②,則使齊人傅諸③,使楚人傅諸?” 曰:“使齊人傅之?!?/p>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④,雖曰撻而求其齊也⑤,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岳之間數(shù)年⑥,雖 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⑦,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 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 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⑧?” 6·7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 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逾垣而辟之①,泄柳閉門而不內(nèi)②,是皆已甚③,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④,大夫有賜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⑤,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曾子曰:‘脅肩諂笑⑥,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⑦,非由之所知也⑧。’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yǎng)可知已矣?!?/p> 6·8 戴盈之曰①:“什一②,去關(guān)市之征③,今茲未能④,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后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⑤,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唬骸垞p之⑥,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后已?!缰浞橇x,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6·9 公都子曰①:“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我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于中國②,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③。《書》曰:‘洚水警余④。’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qū)蛇龍而放之菹⑤,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⑥,壞宮室以為污池⑦,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⑧。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⑨、伐奄,三年討其君,驅(qū)飛廉于海隅而戮之⑩,滅國者五十,驅(qū)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11),文王謨(12)! 丕承哉(13),武王烈(14)! 佑啟我后人(15),咸以正無缺(16)?!?/p>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鬃討?,作《春秋》?!洞呵铩?,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諸侯放恣(17),處士橫議(18),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19);墨氏兼愛,是無父也(20),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瘲钅啦幌ⅲ鬃又啦恢?,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21)。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圣之道(22),距楊墨(23),放淫辭(24),邪說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復(fù)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对姟吩疲骸值沂氢撸G舒是懲,則莫我敢承(25)?!療o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26),放淫辭,以承三圣者。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6·10 匡章曰①:“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②? 居于陵③,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④,匍匐往,將食之⑤;三咽,然后耳有聞,目有見?!?/p> 孟子曰:“于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⑥。雖然,仲子惡能廉? 充仲子之操⑦,則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與,抑亦盜跖之所筑與⑧?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⑨,以易之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鐘,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⑩,處于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11)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12)?’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龆壑?sup>(13)。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 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p> 【鑒賞】 這一篇較完整地體現(xiàn)了孟子的歷史觀。司馬遷著《史記》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即發(fā)表自己對宇宙人生的看法,尋求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度龂萘x》開首便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泵裰V中也有“十年河?xùn)|,十年河西”的說法,這些都是對歷史發(fā)展的簡單表述。其實從古至今,人們一直在努力探索歷史的發(fā)展變化,其中第一個高峰應(yīng)是先秦諸子時期。為了總結(jié)人類古往今來的進程,論證社會治亂的根源,他們紛紛發(fā)表自己的看法,并展開了激烈的討論??鬃印白媸鰣蛩?,憲章文武”(《漢書·藝文志》),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是三代,尤其是周,“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孔子以周為現(xiàn)實政治的楷模,因此一生致力于恢復(fù)周的禮儀制度;道家主張返回到原始社會中去,建立一種無私寡欲、清靜無為、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的社會;法家的歷史觀比較進步,分歷史為上古、中古、近古、當今幾個階段,認為人類社會的歷史總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主張法后王,反對今不如古的觀點;孟子則“言必稱堯舜”,極力推崇堯舜時期的豐功偉績,向往著“使民有恒產(chǎn)”、“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理想社會。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公孫丑下》),堯舜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其間各距五百年,在孟子看來,人類歷史的發(fā)展,大體以五百年為一個周期,每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現(xiàn)來開創(chuàng)新的歷史局面,建立太平盛世,在此期間,也一定會有顯赫人物來輔佐圣王。這是孟子考察歷史的起始點,是他認真考察了以往歷史的發(fā)展后所得出的結(jié)論。雖然這只是孟子對其以前短暫歷史現(xiàn)象的簡單描述,有其歷史局限性,被后代歷史所否定,但他卻給后人以啟示。拋開其間唯心主義的看法和時代局限性,人類歷史的發(fā)展,歷朝歷代的迭興,特別是新王朝的建立,的確是依靠賢明君主的出現(xiàn)和有智謀與膽識的人的輔助的。從這一點上看,孟子不愧為先知先覺,他對歷史發(fā)展的預(yù)見性是有其進步意義的。與此相聯(lián)系,孟子用十分簡練的語言勾勒出了歷史發(fā)展的大輪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滕文公下》)孟子根據(jù)堯至戰(zhàn)國中期這段史實,得出了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是一部“治”、“亂”相互交替的歷史。他還說:“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離婁下》)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其流風(fēng)余韻,經(jīng)過五代,必會斷絕。縱觀歷史,社會的發(fā)展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按照治亂交替的規(guī)律向前運動的,一個朝代總是由興至衰,由治到亂,最后被滅亡,然后另一個朝代又以同樣的模式走完自己的歷程,整個歷史的發(fā)展呈波浪起伏的治亂交替狀態(tài)。但孟子受條件的限制,認為從亂到治的時間大致在五百年,從西周初年天下大治到戰(zhàn)國中期已經(jīng)七百多年了,因此他對天下大治的遲遲不肯到來不能理解,“以其數(shù),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公孫丑下》)。沒有辦法,他只能到上天那兒去尋求答案,把責(zé)任歸之于上天,認為“天不欲平治天下”(同上)。 在先秦諸子中,孟子第一個提出了治亂交替的歷史演變模式,對后代思想家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如其后的陰陽家鄒衍提出了“五德終始”說,以土、木、金、火、水五種物質(zhì)形式,來比附人類歷史發(fā)展的過程。漢代儒學(xué)大師董仲舒,以黑統(tǒng)、白統(tǒng)、赤統(tǒng)“三統(tǒng)”循環(huán)來說明王朝更替現(xiàn)象等等,都是在孟子治亂交替歷史觀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演變而來的,他們不同程度地走進了歷史循環(huán)論。孟子治亂交替的歷史觀在下層百姓中也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十年河?xùn)|,十年河西”、“江山輪流坐,今朝到我家”等等都是孟子歷史觀的演繹。 孟子還特別重視君主的作用,認為在人類整個歷史進程中,天下的安危都取決于最高統(tǒng)治者,他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上》)這就是孟子著名的圣賢史觀。如果君正了,全國上下便會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國家就太平;如果君不正,全國上下就會走上邪路,國家就會不安定。國君是社會的核心,正像孔子說的“君子之德風(fēng),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fēng)必偃”(《論語·顏淵》)。國君的作風(fēng)好比風(fēng),百姓的作風(fēng)好比草,風(fēng)向哪邊吹,草向哪邊倒。在儒家看來,賢君、英雄人物才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他們的道德修養(yǎng),他們的善心仁政,直接關(guān)系著國家的興亡和天下的安危。古往今來,杰出人物在歷史上確實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推動了人類的文明,社會的進步。賢明的君主的確能開一代之風(fēng),建立起宏圖偉業(yè),使天下太平,百姓和樂。像漢武帝劉徹,唐太宗李世民,清朝康熙帝、乾隆帝等等,他們的豐功偉業(yè),為世人仰慕。但歷史上這樣的君主畢竟是少數(shù),孟子犯的更大錯誤,是片面夸大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認為他們是歷史的主宰,而忽視了人民群眾的力量,陷入了唯心史觀。正是過分強調(diào)了個人的作用,孟子發(fā)出了這樣的豪言壯語:“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公孫丑下》)孟子的自信與豪邁足以使人敬佩,他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努力游說君王實行自己的學(xué)說,他幻想著依靠一己單薄之力來拯救天下,卻未免流于幼稚與不成熟,所以當理想被現(xiàn)實撞得粉碎時,孟子只能獨善其身,回家著書立說了。 雖然在孟子看來國家安危系于君主一人之身,自己的主張要得到推行也須經(jīng)由君主作出決定,但他沒有像同時代的縱橫家們一樣,急匆匆地跑到國君面前推銷自己,而是一切都要按禮儀來,不肯稍有偏離。本篇開頭,孟子的弟子陳代提出“枉尺而直尋”的建議,以為為了達成人生的大目標,在禮儀問題上稍稍做些讓步是很值得的。古往今來,有多少人以自身行動為這種成功方式投上了一張贊成票!但孟子堅決反對這種破壞原則的做法,認為這種做法雖然表面上是對崇高人生目標的追求,實際上卻已被對利益的追逐所取代,而“利”不應(yīng)當是君子追求的第一目標。并且在他看來,“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滕文公下》),自己已然偏離了自己推行的正道,又如何能去矯正別人的行為呢?這真可謂是赤裸裸的真理,而我們所強調(diào)的“以身作則”的道理就在于此。孟子接著所提到的君子出仕問題也是基于同樣的標準。古代的君子們雖急于出仕事君,但對于“不由其道”則惡之,這又與后世某些人利祿熏心不惜買個官來做的行為形成鮮明比照! 君子最初的仕進目標乃是為大道得行、為百姓得救,但隨著社會風(fēng)氣的轉(zhuǎn)變,人們竟逐漸丟棄了本心,舍本逐末而孜孜不怠,若令圣人有知,不免憤慨! 而有人卻羨其“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威力”,便稱這些人為“大丈夫”。孟子針對此種現(xiàn)象,提出了一個有名的標準,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此言對后人多有激勵,每當民族危難之際、國家傾危之時,總有這樣真正的“大丈夫”挺身而出,救民眾于水火之中,中華民族的精神源流中此一脈始終未有斷絕。 孟子的目光在上溯歷史的同時,也對當時的社會狀況看得十分透徹,他概括為“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滕文公下》),緊接其后,是對與儒家思想最相對立的楊墨兩家的批評斥責(zé),由此可窺見,當時的不同學(xué)術(shù)派別間爭論的關(guān)鍵不僅僅在于學(xué)術(shù)上的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治理天下的方法上的差異。孟子在對古今事實的參詳中,發(fā)現(xiàn)了治亂交替的規(guī)律,并當仁不讓地主動承擔(dān)匡正天下正道的重任,自剖心跡道:“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诐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同上)既然決定了做這件難事,他就不能不采取一定的方法。在當時,可行之事無非是游說君王、與其他諸派代表進行辯論及著書立說等,但這些事情如果沒有較好的才辯是難以取得良好效果的。而且當時的縱橫之士多是靠自己的三寸不爛之舌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格局,辯術(shù)的應(yīng)用在當時達到了頂峰。孟子身處于這樣一個時代的大環(huán)境之中,又肩負勸行仁義的重任,卻不得不遵循這個以辯術(shù)行天下的社會習(xí)慣,這就是“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內(nèi)在原因。后人自當明了這點,不能將其與那些徒弄口舌的好辯分子混為一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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