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這一政治、文化的歷史進程，秦漢以來長期沿用的官印制度，在隋唐時期也發(fā)生了一次重大的變革，形成了一種新的印制和新的印風，并且成為此后封建社會中官印的定式。
首先，由于隋唐兩代都是由西北民族的門閥地主建立起來的政權，其官制因襲于北朝，因此，隋唐時期所創(chuàng)立的新的官印印制和印風，也是以北方文化傳統(tǒng)為根基的。隋代開國皇帝楊堅原是北方后周皇帝的重臣，他沿用后周開創(chuàng)的八璽制是件很自然的事?！段墨I通考》載：“隋神璽，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余六璽行用，并依舊制。”而唐代開國皇帝李淵，原本又是隋代的重臣，則源自北方的這一璽制傳統(tǒng)在唐代的延續(xù)，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了。雖然至武則天改 “璽”為 “寶”,到宋代以后又不斷增加寶璽的數(shù)量，并間用金質印材制璽，但隋唐所確立的寶璽制度基本上沿用不改。
其次，這一時期的新印制新印風，又是南北方文化交融的產物。隋沿用后周的八璽制，在其雄據北方之際，一般的官印當然也會遵循后周的印制。而在北朝自北魏至后周的官印傳統(tǒng)中，我們可以看到為后來隋唐官印所確立的疊文的萌芽，即以印文線條的曲折來充實不斷擴大的印面，例如北魏的 “懷州刺史印”、北齊的 “城紀子章”,等等，這是南朝所不具有的印風。另一方面，當隋統(tǒng)一南北方之后，似乎又對南方文化特別感興趣。制造于開皇十六年的隋代官印“觀陽縣印”(后世印章的邊款銘文發(fā)端于此),即是繼承南方出現(xiàn)的新印風的一個重要證據： 南齊官印在總體上沿用漢制，但也出現(xiàn)了 “永興郡印”那樣的大型陽文印，而隋唐官印無論是其大型陽文印式還是其印文書風，都是與這方“永興郡印”一脈相承的，則又是北朝所不具有的印風。因此，我們可以將隋唐官印理解為以南朝印式、書風改進北朝印制、書體的產物，而宋代以后逐漸普及確立的九疊篆大型陽文官印，則是對隋唐官印的委婉曲折的印文線條加以規(guī)范化、制度化的結果。
第三，造成南北方官印印風交融的原因，絕不僅僅是由于隋唐之際生長于北方的帝王們對南方文化的愛慕，更重要的還是因為，隨著紙張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使用，印章的鈐印方式發(fā)生了根本的改變，即由原先的鈐抑于封泥轉變?yōu)榇藭r的蘸色鈐抑于紙帛，以陽文印蘸色鈐印與以陰文印鈐抑封泥，其鈐印效果相類似。所以，隋唐官印采用陽文印式而仿效南方印風，實質是從印章的使用效果出發(fā)的。

隋唐官印

第四，佩印之風的延續(xù)，與鈐印方式有關：鈐抑于封泥，印面便不可能太大，這樣的小型官印也就有可能作為佩印。而一旦鈐印于紙帛，為使其醒目，有必要擴大印面，這樣的大型官印便不再適合作佩印了，這又導致了隋唐以下官印制度中一些新因素的出現(xiàn)：不再佩印，以印材質地的不同區(qū)分官印等級便失去了意義，因此，唐宋以后統(tǒng)一用銅質印材作官印，轉而以印面大小來區(qū)分官印等級，進而以篆文疊數(shù)分辨時代、區(qū)分等級。鄧散木《篆刻學》說： “唐官印皆以銅為之，其文承六朝之后，更作屈曲折疊之狀，愈趨纖巧，印亦愈大，印文用九疊篆(又名上方大篆，傳為程邈所作),自后以迄明清，無不承之。”近人沙孟海曰： “九疊文不盡九疊，如勾當公事印用七疊(愚案： 明歷日印亦七疊，取日月五星七政義也);承受差委吏印僅六疊；都統(tǒng)之印、萬戶之印，乃有十疊；又如行軍都統(tǒng)之印等，則疊如不等。名曰九疊者，以九為數(shù)之終，言其多也。疊數(shù)多寡之故，大抵因印文多寡而為增損，或因時代不同，而所鑄各殊，或如三代尚數(shù)，各有定儀，明九疊篆印，取乾元用九之義，八疊之印，取唐臺儀八印之義是也?！北M管金、元以后又恢復以印材質地、乃至印章的重量區(qū)分等級的因素，但印面大小的等級標準一直被沿用下來。
此外，唐宋時期還出現(xiàn)了“記”、“朱記”這一類的官印，大小不等，正方形、矩形不一，印文字體有小篆、疊篆、隸體、真書，這是官印發(fā)展史上出現(xiàn)的新印式。而宋代北方的金人，則將“記”列為官印的末等，由此可知元押的近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