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以盧溝橋事變?yōu)榻杩?，不斷擴大對中國的侵略。侵華日軍雖侵占了華北、華東與華南的大片領土，但這些地方并不安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深入日軍占領區(qū)，展開敵后游擊戰(zhàn)，廣大愛國民眾也奮起進行各種反抗斗爭?；钴S于城鄉(xiāng)各地的抗日武裝，迫使控制占領區(qū)的日偽軍步步退縮，僅能控制一些城鎮(zhèn)及主要交通干線。
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后，侵華日軍被迫把主要兵力轉向占領區(qū)，以“確保所占領地區(qū)的安定”^[1],華北日偽當局反復進行“治安肅正”與“治安強化運動”。以長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中地區(qū)，是日本占領區(qū)內經濟最發(fā)達的地方，又是汪偽政府的政治活動中心。日本中國派遣軍為鞏固對華中占領區(qū)的統治，在汪偽政府開張后不久即策動汪精衛(wèi)等人，推行了以“清鄉(xiāng)”為名的殖民主義活動。
推行“清鄉(xiāng)”運動，是日本侵華戰(zhàn)略的重要一環(huán)。日本與德國、意大利結盟后，從國外獲取的重要物資急遽減少。為擺脫經濟困境，日本內閣于1940年11月8日決定了《對華經濟緊急對策》,強調要全面控制中國經濟，“不拘泥于歷來措施，迅速加強中國各方面經濟力量的綜合運用，促進當地必要物資的調撥及獲得帝國所需物資的進口”,“以此，期待帝國的國防經濟力量特別是綜合戰(zhàn)斗力的迅速提高”^[2]。五天后，日本御前會議又通過《處理中國事變綱要》的決定，對中國占領區(qū)的政治和經濟提出了更多要求。
根據日本政府的要求，1941年1月，日本總軍制定《長期作戰(zhàn)政治策略指導方針概要》,對如何貫徹政府方針做出具體部署?！陡乓窙Q定：為實現政府的目標，“特別要加強對敵占區(qū)的封鎖”,“有效而合理地截斷占領區(qū)和敵占區(qū)之間的聯系”;“逐步劃出重要地區(qū)，促進占領區(qū)的治安整頓，謀求充實我國防資源，同時，謀取民心安定，扶植新政府的實力，滲透其政治力量，以便使之對我戰(zhàn)爭的進行與事變的處理進行策應與協助”。其實施要領是：“在政略戰(zhàn)略上的要地，軍隊的給養(yǎng)及我方取得國防資源的產地……應確立高度治安，確保它們相互之間的連絡線”;“為此，首先從處于長江下游的小塊地方開始，在取得成果的同時，也要考慮到當時的各種狀況，逐漸擴大之”^[3]。依照上述原則，日本總軍有關部門與汪偽政府官員反復會商，決定將確立“高度治安”的行動稱為“清鄉(xiāng)工作”,由當地日軍與汪偽政府共同實施，并由汪偽政府出面組織。
日偽當局為什么要在華中地區(qū)實施比“治安強化”更為復雜的“清鄉(xiāng)運動”?這是根據日本在相持階段的侵華戰(zhàn)略決定的。
首先，華中地區(qū)具有重要戰(zhàn)略地位，日本企圖通過“清鄉(xiāng)”,把它變成進行“大東亞戰(zhàn)爭”的一個后方基地。日本劃定的華中地區(qū)，北至隴海鐵路，南跨長江三角洲，西起漢水，東臨黃海與東海，包括蘇、浙、皖三省及贛、鄂、豫三省之部分，上海、南京、杭州、武漢、徐州、南昌等城市及戰(zhàn)略要點都在其內。這一地區(qū)，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軍事上，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然而，日軍雖控制該地區(qū)多年，統治仍很不穩(wěn)固。1938年以來，以新四軍為主力的抗日游擊戰(zhàn)爭在這里蓬勃發(fā)展起來。日軍雖進行過頻繁掃蕩，但猶如潑油滅火，游擊戰(zhàn)爭更成燎原之勢。單純的“掃蕩”難于奏效，于是只能改用“清鄉(xiāng)”這一招。
其次，華中淪陷區(qū)是汪偽政府的內宅重地，日本當局企圖以“清鄉(xiāng)”來強化汪政府的統治，引誘蔣介石投降。汪偽政府的建立，表面上實現了南北偽政權的統一，實際上依然是貌合神離，各自為政。偽政府所能管轄的區(qū)域，不過是原“維新政府”的領地，即不完整的蘇、浙、皖三省及南京、上海兩市而已。日軍發(fā)動“清鄉(xiāng)”后，提出“強化育成國府”的口號，把汪偽政府扶到臺前，在形式上給予更多的獨立權能，除武力“掃蕩”外，行政、治安、財政、文教等，日軍都裝出“協助”姿態(tài)。日軍處處使汪偽當局以“獨立”政府的姿態(tài)出現，并要求樹立“和平模范區(qū)”,其真實意圖是要給蔣介石集團樹立一個“模范”,引誘他們步汪精衛(wèi)的后塵。
第三，更多地搜括戰(zhàn)略物資和掠奪經濟資源。當時，江蘇的棉花產量居全國第一；皖中與湘漢平原的米糧生產冠于全國，素有中國谷倉之稱；江浙一帶集中了大量的近代企業(yè)，上海更是工商業(yè)的中心。日軍占領華中后，到處貪得無厭地掠奪財物。但是，“新四軍的抗戰(zhàn)，大大破壞了敵掠奪計劃。加上日寇處于戰(zhàn)爭危機，經濟恐慌、資源枯竭、糧食缺乏的極端危急狀況，加緊對江南的搜括是必然的，而清鄉(xiāng)則是'確保占領區(qū)'保障掠奪財物的手段”^[4]。在汪偽政府看來，實施“清鄉(xiāng)”即是為大東亞戰(zhàn)爭開拓資源。汪精衛(wèi)說：“努力于清鄉(xiāng)，就是努力于大東亞戰(zhàn)爭之一種重要工作，保障治安，以安定大東亞戰(zhàn)爭的后方，增加生產，以培養(yǎng)大東亞戰(zhàn)爭的資源?！?sup>[5]所謂培養(yǎng)資源，就是更多地劫掠，為日本的侵略戰(zhàn)爭“輸血”。此外，實施“清鄉(xiāng)”也是解決財政困難的途徑之一。汪偽政府成立后，其財政完全依附于日本。當時開辦費沒有著落，由日本正金銀行上海分行從保管的上海海關的關稅款中，以借款形式通融4000萬元，予以解決^[6]。因此，汪精衛(wèi)集團也希望通過“清鄉(xiāng)”,將自己的統治權力向社會下層滲透，以便更多地在統治區(qū)進行搜括，改善自身經濟困境。
根據侵華日軍的要求，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于3月24日召開會議，決定成立“清鄉(xiāng)委員會”。汪精衛(wèi)親自兼任清鄉(xiāng)委員會委員長，陳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員長，內政部長陳群、工商部長梅思平、參謀總長楊揆一等十四名各部委長官任委員。根據日本軍事顧問團提議，由汪偽特工總部副主任李士群任清鄉(xiāng)委員會秘書長，并代行會務^[7]。清鄉(xiāng)委員會在汪偽政府中與行政院、軍事委員會并列，占有很高的地位。對于清鄉(xiāng)區(qū)內的軍政事宜，清鄉(xiāng)委員會有權“制定法規(guī)、發(fā)布命令”,并“咨商行政院暨軍事委員會分別執(zhí)行之”^[8]。
侵華日軍對“清鄉(xiāng)工作”寄予很大希望，新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指示有關人員，迅速研究對汪政府進行軍事協力，增強其財力、武力之方案。4月3日，日本總軍擬出《第一次軍事協力施策要領》,強調：“在對敵進行的經濟戰(zhàn)及安定民生所需條件的限度內，6月以后，設法使國民政府增加收入，以鞏固其財政基礎，同時在軍事協力上使其分擔部分軍費?！?sup>[9]其后又陸續(xù)擬出關于“政略指導”、“調整物資流通”等一批方案。
從4月14日開始，汪偽清鄉(xiāng)委員會在一個月內連續(xù)召開八次籌備談話會。出席者除清鄉(xiāng)委員會正、副秘書長、各處處長及部門負責人外，汪偽警政部與特工總部也派要員參加。日方軍事顧問則每會必到，直接指揮。根據日本總軍的意旨，會議確定了“清鄉(xiāng)”目標：一、“確立治安”,即確立日汪在占領區(qū)內的統治；二、改善經濟，即進一步加緊對占領區(qū)民眾的掠奪。鑒于以往在華中的“掃蕩清剿”和在華北在“治安肅正”屢遭失敗的情況，會議決定在“清鄉(xiāng)”中采用新的策略。李士群提出，“清鄉(xiāng)”要“軍政并進，剿撫兼施，由城而鄉(xiāng)，遍及全區(qū)”。日本顧問晴氣也強調：“清鄉(xiāng)工作，軍政相輔而行，可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以政治為中心，而以軍事推動之，且特工又從旁協助”^[10]。談話會還討論和確定了實施“清鄉(xiāng)”的各種手段和方法，他們把日本曾在朝鮮，中國臺灣、東北和華北實行過的各種殖民統治手段與方法統統搬了出來，諸如“掃蕩清剿”、“封鎖交通”、“政治宣撫”、“物資統制”,等等。為推行這一整套法西斯措施，會議決定在清鄉(xiāng)委員會之下再設立各種專門委員會與專職機構。
根據清鄉(xiāng)的目標與方針，日偽雙方還秘密制定了具體實施步驟。第一步是“軍事清鄉(xiāng)”。具體辦法是實行分區(qū)肅清，“一區(qū)肅清后將軍隊向第二區(qū)線內移動，第一區(qū)線內改調保安警察接防”;第二步是“維持治安”?！霸诜怄i線內從事收編游兵股匪，撫緝流亡離散”,對抗日軍民“設法感化，令其誠服來歸，為政府效命”;第三步是“整理建設”?！皣勒＜拙幹疲D農村生產，推動教育發(fā)展，加強黨務活動，以及訓練民眾，擴大宣傳，調整交通，調劑金融，等等”^[11]。
要推行這一套維持占領區(qū)穩(wěn)定的總體方案，首要條件是擁有足夠數量的軍隊。然而此時，日本中國派遣軍在華中地區(qū)的兵力已捉襟見肘，汪偽政府能用于“清鄉(xiāng)”的“兵力有限”。因此，“清鄉(xiāng)”計劃只能先在“局部實施”?！扒遴l(xiāng)”籌備期間，汪精衛(wèi)曾提出：“以京滬路沿線作一個示范性的實驗區(qū)，先把力量集中在這里試搞一下。因為這個地區(qū)最易看出成績，日本人對這條線也很重視；特別是可以減少南京所遭受的威脅。”^[12]于是，清鄉(xiāng)委員會決定，先將京滬鐵路沿線以北之太倉、昆山、常熟、吳縣、無錫、江陰、常州、丹陽、鎮(zhèn)江、揚中等十縣劃為第一期清鄉(xiāng)地區(qū)^[13]。
基本方案確定后，汪精衛(wèi)即于5月11日公開發(fā)表談話，正式宣布成立“清鄉(xiāng)委員會”。此后。汪偽政府又不斷發(fā)布各種“清鄉(xiāng)”法規(guī)，日汪合作的“清鄉(xiāng)”運動開始啟動。6月10日，汪偽當局在南京召開“清鄉(xiāng)”區(qū)行政會議，劃定“清鄉(xiāng)”區(qū)域，對實施“清鄉(xiāng)”的各項活動作了具體部署。6月18日，李士群與侵駐該地的日本第十三軍(登集團軍)參謀長秘密簽訂《關于蘇州地區(qū)清鄉(xiāng)工作之日華協定》,對“清鄉(xiāng)”期間軍隊調度等問題達成諒解事項。協定規(guī)定：登集團軍司令官為日方“清鄉(xiāng)”的最高指揮官，中國方面最高負責者為清鄉(xiāng)委員會委員長；“清鄉(xiāng)”期間，日本軍隊主要擔任“關于作戰(zhàn)及封鎖事項”,“中國方面主要擔任政治工作”;中國方面用于“清鄉(xiāng)”的軍隊、警察及其他武裝，“受登集團司令官之指揮”,或受當地日軍調遣^[14]。
根據該秘密協議，日本總軍加強了原先已在蘇州設立的“清鄉(xiāng)”指揮部，以便嚴格控制“清鄉(xiāng)”運動之展開。曾在汪偽清鄉(xiāng)委員會擔任要職的汪曼云這樣回憶說：“偽軍事顧問部也設立了‘出張所’,主其事的便是……李士群的‘靠山’、日寇晴氣中佐與小笠原少佐，名義上它是作‘駐蘇州辦事處’與日寇‘清鄉(xiāng)指揮部’之間的聯系工作的，實際上卻是按照‘清鄉(xiāng)指揮部’的意旨，牽著李士群的鼻子跑?！?sup>[15]
日汪的“清鄉(xiāng)”運動，從開始發(fā)動到最后破產，全過程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清鄉(xiāng)”發(fā)動至1942年夏季以前在蘇南地區(qū)的“清鄉(xiāng)”。該階段又可分為三期：1941年7月至9月在江蘇吳縣、昆山等四縣進行的“清鄉(xiāng)”為第一期。7月1日，日偽合伙，共調集15000余兵力，攻擊新四軍蘇常太游擊根據地。由于新四軍缺少反“清鄉(xiāng)”斗爭經驗，在給日偽軍沉重打擊后，被迫撤出該根據地。同年9月至12月為第二期。其“清鄉(xiāng)”重點移到無錫、常熟、江陰三縣的部分地區(qū)。抗日軍民汲取了第一階段反“清鄉(xiāng)”的經驗教訓，采用以合法斗爭為主的方針，基本達到了隱蔽堅持的目的。1942年2月至6月為第三期。主要在滬寧鐵路南側及江陰、武進兩縣部分地區(qū)進行。該年年初，偽江蘇省政府改組，李士群兼?zhèn)问≈飨?，“清鄉(xiāng)”改由偽省府統一掌管。他們對“清鄉(xiāng)”區(qū)實施廣泛而嚴密的封鎖，推行了種種罪惡措施，但仍遭到抗日軍民的英勇反擊。
第二階段是從1942年夏至1943年春，著重在太湖東南地區(qū)和上海郊區(qū)進行“清鄉(xiāng)”,同時也在蘇淮特別區(qū)開始“清鄉(xiāng)”。
第三階段從1943年春至1944年初，重點置于鎮(zhèn)江地區(qū)和蘇北地區(qū)，同時也在浙江杭州地區(qū)和余姚實施“清鄉(xiāng)”。第四階段從1944年初至1945年夏，“清鄉(xiāng)”規(guī)模日益縮小，最后徹底失敗。
在長達四年之久的“清鄉(xiāng)”運動中，日偽當局采用各種法西斯手段，給華中、華南淪陷區(qū)人民造成了極為深重的災難?！扒遴l(xiāng)”發(fā)動之初，汪精衛(wèi)即強調“清鄉(xiāng)”之目的是為了“確立治安，改善經濟”;后來又一再鼓吹，“清鄉(xiāng)的意義，不只在確立治安，尤其要改善民生”^[16]。不久，又提出“思想清鄉(xiāng)”的要求，到第三年，更大彈其“清鄉(xiāng)必先清心”的濫調^[17],把“思想戰(zhàn)”抬到重要地位。日偽的“清鄉(xiāng)”,不僅僅是單純的軍事掃蕩，它同時具有所謂“總體戰(zhàn)”的特點，滲透到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軍事則是整個運動的支柱。其手段主要有如下幾項：
第一，軍事“清鄉(xiāng)”?！扒遴l(xiāng)”運動，首先是一個殘暴的軍事掃蕩運動。軍事“清鄉(xiāng)”是各地“清鄉(xiāng)”的第一步。日偽當局首先調集優(yōu)勢兵力，在“清鄉(xiāng)”區(qū)周圍增設大量據點，構成大面積包圍；然后深入到包圍圈內，以強大兵力尋找新四軍主力決戰(zhàn)，“對反抗進軍之村莊，實行大燒大殺，警一以戒百”^[18]。接著又構筑封鎖網，實施“封鎖政策”。在“清鄉(xiāng)”區(qū)邊緣構筑長達數十公里的封鎖籬笆，在“清鄉(xiāng)”區(qū)內的據點之間，也用竹籬笆、鐵絲網等構成小塊封鎖圈，以便分區(qū)搜剿。在封鎖線的各交通路口，設置檢問所，對過往人員進行嚴格搜查。其封鎖法規(guī)定，凡民眾通過封鎖線，“須領有各種證明書”;凡運輸物資，“須申請發(fā)給搬出入證”^[19]。各種證件名目繁多，如“良民證”、“漁民證”、“旅行證”、“歸鄉(xiāng)證”、“身份證”、“特別通行證”等等，其限制之嚴格，將人民的基本權利剝奪殆盡。
第二，政治“清鄉(xiāng)”。這是軍事“清鄉(xiāng)”后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鞏固軍事行動取得的成果。政治“清鄉(xiāng)”的首要內容是根據各地治安形勢采取不同的辦法進行編組保甲。對于軍事掃蕩甫告結束的“清鄉(xiāng)區(qū)”,“以宣傳招撫賑濟及組織指定隊，搜捕零匪及匪物等項為主要工作”;對已完成封鎖的“自衛(wèi)區(qū)”,“以嚴密布置崗哨，編查保甲戶口，搜捕零匪，構筑碉堡，整理交通道路等項為主要工作”;對已建立保甲組織的所謂“保甲區(qū)”,則“對于保甲組織應切實進行整理”。他們把強化保甲，作為確立治安的主要工作：“清鄉(xiāng)區(qū)自收復后應于二十日內促進為自衛(wèi)區(qū)，自衛(wèi)區(qū)應于一個月內促進為保甲區(qū)。保甲區(qū)無論已進至如何程度，應于兩個月一律組織完成?！?sup>[20]其次是舉辦壯丁訓練，編組“自衛(wèi)團”、“愛鄉(xiāng)會”等偽組織，強令十八至四十五歲的民眾參加壯丁訓練，將他們編入“自衛(wèi)團”,并具“聯保切結”,發(fā)現有抗日言行，即予鎮(zhèn)壓。與此同時，為強化“清鄉(xiāng)”區(qū)內的地方政權，新建并加強了警察保安系統，健全特務情報網。這些罪惡活動，被稱為“不流血的清鄉(xiāng)”。
第三，經濟“清鄉(xiāng)”。“改善經濟”,是汪偽標榜的“清鄉(xiāng)兩大宗旨之一”。汪精衛(wèi)每次巡視“清鄉(xiāng)”,總要提出兩個問題：一、“清鄉(xiāng)”前后的人口比較；二、“清鄉(xiāng)”前后的賦稅收入比較。他把這兩個問題作為“治安能否確立，民生是否改善的估計標準”^[21]。顯然，人口多可以增加掠奪的對象，賦稅多即直接增加偽政府的財富。經濟“清鄉(xiāng)”的一項重要政策是經濟封鎖，凡日偽當局認為“絕對禁運品”的物資，一律被禁止“在境內運輸或運出運入”^[22]。其根本目的是要切斷對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qū)的物資流通。通過增加賦稅，對民眾進行敲骨吸髓的剝削，這是經濟“清鄉(xiāng)”的另一項重要政策。田賦被汪偽當局視為“最大之稅源”,他們除提高稅額外，還“督征舊欠”,即不顧因戰(zhàn)禍而造成田園荒廢的事實，強行收取自“八·一三”事變至“清鄉(xiāng)”開始時未交清的田賦^[23]。日偽當局對營業(yè)稅和其他各種捐稅的勒索，也是駭人聽聞的。他們以“整頓”為名，巧立名目，層層加碼，明征暗搶，無所不用其極。江蘇太倉等七縣在“清鄉(xiāng)”第一年，征收的營業(yè)稅即較前一年增加十倍以上^[24]。另外，日偽還在“清鄉(xiāng)”地區(qū)設立所謂“合作社”,強迫民眾出資入社，以合作之名行掠奪之實。如松江特別區(qū)強令民眾入社，每戶出資五元，一次就勒索了6000余元^[25]。
第四，思想“清鄉(xiāng)”。日偽不僅把“清鄉(xiāng)”作為“政治戰(zhàn)”和“經濟戰(zhàn)”,而且還作為一場思想戰(zhàn)。汪精衛(wèi)一再鼓吹“清鄉(xiāng)先要清心”,要使人民在“心力”上“信仰和平運動”。周佛海也在代汪精衛(wèi)主持“清鄉(xiāng)”會議時強調：“清心工作之根本，不僅為軍事上之掃蕩，抑且為思想上之斗爭；不僅在治安上的確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設?！?sup>[26]他們空前增強了對“清鄉(xiāng)”區(qū)民眾的思想控制和精神奴役。軍事掃蕩過后，即采用各種方式進行“清鄉(xiāng)宣傳”。緊接著再進行“清鄉(xiāng)特種教育”,他們自己的解釋是，“特種教育……即是感化特殊區(qū)域民眾的教育”^[27]。其目的是“宣傳和平反共建國之理論，增強人民對于國民政府之信仰”^[28]。加強對青少年的奴化教育，是思想“清鄉(xiāng)”又一個重點目標。為此，他們成立了“清鄉(xiāng)區(qū)青少年隊”,采用誘騙與強制手段迫使青少年參加，入隊者奉汪精衛(wèi)為“最高領袖”,鼓吹學習“武士道精神”,“奉行領袖之意志”,擯棄“共產主義的誘惑”,“為反共和平建國而奮斗”^[29]。
縱觀日、汪“清鄉(xiāng)”的全過程可以發(fā)現，這是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在華中、華南占領區(qū)的部分地方推行的一種總體性的侵略鎮(zhèn)壓措施。然而，不管日、汪當局如何煞費苦心，接連不斷的“清鄉(xiāng)”運動不僅未能鞏固其在占領區(qū)的統治，相反卻使這些地區(qū)的抗日烈火越燒越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