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唐代的科舉都伴隨著激烈的黨派斗爭。庶族新科結成的權貴勢力利用“通榜”辦法為庶族士人鼓吹引薦，也常常是為了培植私人勢力。舉子登第后，對于賞識提拔他的人，自然要感恩戴德、終身報效。
晚唐大詩人李商隱早年曾兩度應進士舉都落荒而歸，開成二年(837)第三次應考，知貢舉高鍇問令孤淘：“八郎(令狐淘排行第八)之友誰最善？”令狐淘連續(xù)說三次“李商隱”,于是李商隱終于在這一年進士及第。對此，李商隱自然感激不盡，但卻沒想到因此而卷入了“牛李黨爭”的漩渦，給自己帶來了終身的苦惱。
令狐淘屬于牛黨，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李商隱也就該是牛黨。不料純屬詩人氣質的李商隱并未察覺到這一點，不久就同涇元節(jié)度使王茂元的女兒結了婚，而王屬于李德裕黨(李商隱與關東世族李德裕并非同宗)。這就激怒了令狐淘，認為李商隱“背恩”,其實李商隱并未通過王茂元與李德裕拉過任何關系。后來李黨失敗，李德裕貶死海南島，而令狐淘官居宰相，煊赫一時，卻始終排斥李商隱。結果，這位晚唐最有才華的詩人一生飄泊四方，投靠藩鎮(zhèn)幕府當屬僚幕賓。“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雛竟未休”;“春心莫共花爭發(fā)，一寸相思一寸灰”,“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薄@些蒙朧、惆悵、悲切的詩句，浸透了詩人多么冤抑凄涼的感情。
朋黨斗爭與人才選拔制度糾纏在一起，可說是封建科舉的痼疾，它扼殺了多少無辜的才人啊。一個人的成長一旦與朋黨勢力糾纏在一起，就再也沒有真能展其真才實學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