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飛揚跋扈的建功意識和迷狂精神

柏拉圖《斐德若篇》說：“昂首向高處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指為迷狂?！边@種迷狂在李白身上表現(xiàn)尤為突出，他的這個“狂”,首先表現(xiàn)為具有強烈的功名進取精神，是整個盛唐“醉狂”精神的一個縮影。他的“狂”在進取功名的層面上，更多地來自儒家孔子“狂者進取”,縱橫家思想和屈原的執(zhí)著人生、俠文化的扶危濟困等觀念。

李白具有強烈的用世之心，他的游歷、求薦乃至于隱居走“終南捷徑”,中年兩入長安，晚年兩次從軍，無不是在直接或間接地求仕以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負。他的政治理想是“使寰區(qū)大定，?？h清一”,他追求的功名利祿是“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并且自視才高，把功名利祿看作易如反掌之事，《永王東巡歌十一首》之二：“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其實“談”何容易！這種“志大才疏”(指政治才能)的矛盾既增強了他的政治信心，更助長了他的自我膨脹心理，再加上一杯令人狂放的美酒，從而一步步走向迷狂，如：

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爭光輝。游說萬乘苦不早，著鞭跨馬涉遠道。會稽愚婦輕買臣，余亦辭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

此為李白奉召入京別家之作，從高歌取醉到仰天大笑，詩人酒后極度興奮、狂放之情完全取代了對現(xiàn)實的冷靜、理性而深邃的思考，一種積極用世、將有所作為的喜悅之情溢于言表。這種積極入世的“狂”,是儒味十足的“狂者進取”的“狂”。

初盛唐時期，飲酒任俠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李白作為時代的弄潮兒，當然也不免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

李白不僅是“少以俠自任……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diào)，器度弘大，聲聞于天”(范傳正《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而且以實際行動加入了盛唐任俠大合唱：一是鄙財?shù)摚p生死，他自己在《與韓荊州書》說：“東游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二是講信用，重然諾，存交重義，與高鎮(zhèn)交，“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托宿吳專諸”;三是逞膽氣，尚武藝，他自稱“年十五而修劍術，二十而懷縱橫之策，欲遍干諸侯”?！缎绿茣氛f他：“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他在大量的縱酒任俠詩中反映了這種盛唐精神：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jīng)》。(《俠客行》)

李白有時也通過歌頌歷史人物的飲酒任俠行為，來表達自己的理想。如《少年行》之一：“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經(jīng)過燕太子，結托并州兒。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因聲魯句踐，爭博勿相欺。”

李白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要想實現(xiàn)理想抱負，必須入仕。自隋代以來，科舉考試成為士子進身的正途。從現(xiàn)有資料來看，李白從未參加過科舉考試，他對于獻賦、從軍、隱逸等“終南捷徑”情有獨鐘，并且做了不懈努力。但李白詩歌中的縱酒任俠、因酒使氣，更能體現(xiàn)出盛唐氣象，因而也比獻賦、隱逸等形式更富有狂熱精神。

2. 佯狂堪哀的生命意識和悲劇精神

尼采在《悲劇的誕生》一書中指出，人們內(nèi)心的痛苦和沖突，具有悲劇的性質(zhì)，是產(chǎn)生酒神的藝術動力，酒神精神與悲劇意識密切相關。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生活，李白在飲酒詩創(chuàng)作中，伴隨著狂熱迷亂蘊含著巨大的悲劇性，既有后人無法想象的瀟灑和狂熱，又有當時人無法理解的痛苦和煎熬。

李白詩歌中悲劇精神體現(xiàn)了中國古典文學中基本的傷感情結：戀愛悲劇之怨如《長干行》,游子悲劇之怨如《塞下曲》六首、《子夜吳歌》等，君棄之怨如《長門怨》《妾薄命》,世棄之怨如《送蔡山人》,盛世之怨如《行路難》,生死悲劇之怨如《將進酒》等，其中最能體現(xiàn)他悲劇力量的是政治悲劇作品。這種政治悲劇在他身上產(chǎn)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出與入、志與才、集體與個體、性格的天真與現(xiàn)實的險惡之間的矛盾。他雖然志向遠大，才華橫溢，但政治才能平平；他雖然追慕前人，卻漠視現(xiàn)實；他過分強調(diào)“個性我”,以自我為中心，傲骨太硬，但忽視了“社會我”,重個體而輕社會關系，這種個性必然會導致他即使從政也缺乏成功的關鍵因素———行方智圓。盛世時代的不幸和個人政治素質(zhì)的“缺陷”,釀成他的政治悲劇。李白既要保持個性，沖決束縛，又要執(zhí)著生活，實現(xiàn)抱負，在這種矛盾沖突中深具形而上學性質(zhì)的悲劇沖動。

酒，同游仙、山水、夢一樣，是李白用來對抗齷齪現(xiàn)實、消解悲劇意識的重要手段，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酒”。通過“酒”來放棄生命的長度，增加生命的密度：

窮通與修短，造化夙所秉。一樽齊生死，萬事固難審。(《月下獨酌》之三)

松子棲金華，安期入蓬海。此人古之仙，羽化竟何在……對酒不肯飲，含情欲待誰。(《對酒行》)

李白失落的悲劇意識愈強烈，愈想通過“酒”一勞永逸地幫助他解脫痛苦，忘卻現(xiàn)實，“會須一飲三百杯”,甚至是用“兩千石”的酒來解愁。他渴望借助“酒”超越現(xiàn)實，擺脫痛苦，這正是尼采的“把個體化狀態(tài)看作一切痛苦的根源和始因，看作本應鄙棄的事情”,是一種企圖超越個體痛苦的酒神氣質(zhì)?！暗搁L醉不用醒”,但終究有醒時，一旦回到清醒的現(xiàn)實，他就會更加愁苦，倍增他的憤慨，狂放的美酒把他從深淵之中簸揚到大狂大喜的九霄之上，有時反而加重了他的痛苦，所謂“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連酒都無法解脫，可見愁苦之深！悲劇與美酒，讓他在大醉與大醒、大苦與大樂之中顯現(xiàn)出一種跌宕起伏的生命信息，這種生命信息就是酒神精神。

酒使李白在英雄高歌和慷慨悲歌之中獲得巨大的張力，使詩人的情緒進入一種“痛苦與狂喜交織的顛狂狀態(tài)”,對他的詩歌藝術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

3. 桀驁不馴的自由個性和叛逆精神

李白在生活和創(chuàng)作中常常表達出“以酒為中心”的價值觀，這是他詩酒風流叛逆意識的重要表現(xiàn)。以酒抗世，就是要借助酒力沖決社會本身的束縛，包括傳統(tǒng)價值觀念、社會政治秩序。

李白的功名意識強烈，但是失意之時喝起酒來，他的價值觀念就與平時迥然不同，一切以飲酒為中心，以酒來觀照和評判現(xiàn)實與歷史。酒酣耳熱之際，可以把功名利祿拋之腦后，如《春日醉起言志》:“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頹然臥前楹”,人生苦短、及時行樂，通過對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叛逆表達對黑暗現(xiàn)實的不滿，是對人生大悲大苦的超越。酒酣耳熱之際，對千古圣賢的極不恭敬和對功名利祿的鄙夷，如《白馬篇》:“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羞入原憲室，荒徑隱蓬蒿”,《廬山謠》:“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這既是盛唐自由空氣的反映，也是李白個性使然。酒酣耳熱之際，用酒來重新審視歷史，《將進酒》得出“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驚世駭俗之論，這是對封建統(tǒng)治者壓抑人才的一種辛辣諷刺。

最能體現(xiàn)李白叛逆精神和自我意識的，就是以酒來對抗傳統(tǒng)的倫理秩序。封建社會最高權威是皇帝，最重要的倫理關系是君臣關系，但是這些秩序在李白的“酒”面前受到了挑戰(zhàn)。杜甫《飲中八仙歌》為李白寫照：“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凸現(xiàn)了李白傲岸不羈的性格。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縱酒可以沖破禮制、等級的限制，通過精神上“忘”的作用，達到某種平等。正如曹植《酒賦》所說：“質(zhì)者成文，剛者成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集酒氣與俠情于一體的李白，不能不考慮酒的“平等”這一文化心理影響作用。李白的這種精神，經(jīng)歷代民間創(chuàng)造和重塑，諸如“御手調(diào)羹”“龍巾拭吐”“貴妃捧硯”“國忠磨墨”“力士脫靴”,都在用放大鏡來觀察李白的傲岸模式，李白上升為中國傲視權貴的文化符號。

李白的一生充滿著矛盾，他既追求功名利祿，又蔑視功名利祿；既維護封建倫理秩序，又弘揚個性自由。矛盾的兩個方面，其實就是醉與醒、佯與真的矛盾?！靶盐摇笔菫榱巳胧硕坏貌磺焊扇说挠顾字拔摇?而“醉我”則是個性奇?zhèn)ブ拔摇?在后世看來，“醒我”不如“醉我”更像李白。這些對立方面在他身上其實是統(tǒng)一的，統(tǒng)一的基礎就是“真”。李白以酒中之“真”對抗世俗之“偽”,正是他叛逆精神和自我意識的根本體現(xiàn)，這些矛盾也導致了李白的悲劇人生，杜甫說他“佯狂真可哀”,正是指出了李白身上以酒“佯狂”與悲劇人生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