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又凡鬼神事，渺芒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于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托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本文是書信體散文，寫于元和九年，是柳宗元被貶永州第九年時，針對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所作。文章和韓愈論辯了如何看待史官的問題，批駁了他的錯誤觀點，激勵他為官盡職，剛直不阿，表達了自己忠于職守，堅持原則的頑強戰(zhàn)斗精神，是柳宗元一篇著名的史論文章。

文章從內(nèi)容上看，批駁了韓愈的四個錯誤觀點。第一，批駁他認為修史會遇禍而不肯作史官的想法。告誡他：“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的事決不可為。第二，批駁韓愈“不有人禍，則有天刑”的看法，指出其錯誤根源是“不得中道”?！爸械馈奔粗姓?，意為辦事不偏不倚，恰如其份。誠懇地提醒他“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作者認為，作官要有“道茍直，雖死不可回”的精神，與韓愈對史官“豈不可畏懼而輕為之”的觀點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作者嚴肅批評而又寄以厚望的情懷隱約可見。第三，批駁韓愈認為修史工作“我一人，何能明”的觀點。韓愈在《答劉秀才論史書》中說自己“年志已就衰退”，“不足用”，“老窮”，身為史官只是“茍加一職榮之耳”。話雖如此，其真正意圖卻是“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要考慮離職而去。柳宗元深知其人，這些意志消沉，無所作為的言談，顯然事出有因，決非出自韓愈本心，因此用“‘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沉沒”，“非有志者所忍恣”，暗示出這種結(jié)果是韓愈這樣的有志者不能容忍的，激勵他“果有志”，不能等待督責才去盡職。第四，批駁韓愈的鬼神“禍人”，“福人”之說。在對待歷史人物和事跡的問題上，韓愈認為“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gòu)立善惡事跡”，(《答劉秀才論史書》)很難作出正確的評價，因此感到十分為難而喪失信心，但身為史官又不忍心“草草作傳，令傳萬世”。在這身處困境與內(nèi)心矛盾的重壓下，只好借助鬼神報應(yīng)之說為自己“不敢率爾為也”開脫。柳宗元一句“明者所不道”，便將其荒誕不經(jīng)的托詞掃除凈盡。

這篇與韓愈論史的文章是書信體駁論。作者反駁的方法十分巧妙，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根據(jù)韓愈的錯誤說法合理地引伸、假設(shè)，正反結(jié)合，層層推論，讓其謬論充分暴露，不攻自破。針對韓愈認為修史會遇刑禍而不肯作史官的想法，先假設(shè)他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那么比史官則“恐懼尤大也”;再為宰相，執(zhí)掌“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的大權(quán)，那么將“其敵益眾”，危險遠甚于史官。然后，作者借此又進一步假設(shè)說，如果作為這三者而不盡職，僅是“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乎唱于朝廷”，那么如同史官不修史一樣，只是“榮其號，利其祿”。兩層假設(shè)，三個“榮其號，利其祿”而不盡其職的形象躍然紙上，推理自然，筆調(diào)幽默，使論辯具有撼人的力量。在批駁韓愈“我一人也，何能明”的觀點時，作者仍采用了這一有效的方法，按照他唐史二百年英雄輩出“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之說引伸開去，首先指出“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后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那么“卒誰能紀傳之耶”? 然后又從正面假設(shè)“同職者、后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作者正反兩種態(tài)度，兩種結(jié)果的推斷與“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相互配合，步步緊逼，將韓愈置于無法開脫但又必須知難而進的境地，顯示出這種論辯方法周致而嚴密的長處。第二，從反駁韓愈觀點的論據(jù)和論證的邏輯方法上入手，證明他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韓愈信中把歷史上修史者所遇刑禍都認為是修史所致，顯然是牽強附會，毫無根據(jù)。作者針鋒相對，一一作了反駁，果斷而鮮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歸納起來有三點： 一是歷史上修史者遇刑禍并非因修史而致，而是另有其原因： 孔子之所以被困于魯、衛(wèi)、陳、宋、蔡、齊、楚，是因為“其時暗，諸侯不能行”;“其不遇而死”不是因為作《春秋》 的緣故； 司馬遷“觸天子喜怒”而受宮刑； 班固由于“不檢下”亡身； 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虜”全家被殺； 左丘明“以疾盲”是出于偶然的不幸，皆非為史而致。二是不修史者仍不免刑禍，“子夏不為史亦盲”;“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家族亦赤?！比切奘氛咄瑯右部梢缘玫街赜?，地位顯赫：“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弊髡哌@番議論證明修史與刑禍之間沒有必然的因果關(guān)系，充分暴露了“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在邏輯上的錯誤與論據(jù)上的虛假，讀之使人立覺正誤分明。

本文在結(jié)構(gòu)上頗具特色。全文安排簡潔完整，脈絡(luò)清晰。開頭部分作者態(tài)度明確而肯定，毫不客氣地指出： 你身為史官，地位顯赫，不是朝廷白給你的榮譽，即便如此，你這樣“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yǎng)，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是辜負朝廷的信任?！肮胖居诘勒撸蝗羰恰币痪渥鹘Y(jié)論，使經(jīng)常以“志乎古道者”自居的韓愈處境十分尷尬，指出了其觀點錯誤的性質(zhì)，隱含著對他出此謬論大失所望，深感痛惜的情感，這是文章入題的契機，為下文一一批駁他的觀點定下基調(diào)。中間部分引出韓愈的原話，依次批駁了他的四個觀點。結(jié)尾部分指出了其錯誤觀點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激勵他去為官盡職，堅持原則，與開頭相照應(yīng)。通篇一氣貫通，文氣充沛，體現(xiàn)出作者結(jié)構(gòu)文章的深厚功力。本文在結(jié)構(gòu)上另一顯著的特色是運用了先揚后抑的筆法。文中一連五個排比句，從學識、辭彩、議論、智慧及品德上首先給韓愈以充分地肯定，而后，筆鋒一轉(zhuǎn)：“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這揚抑相接，情理交融，感情真切的話語，將作者內(nèi)心的惋惜與厚望傾于筆端，結(jié)構(gòu)技巧與語言色彩相得益彰，收到突出的藝術(shù)效果。

本文語言的感情色彩十分濃厚。前幾部分語氣較舒緩，旨在論理，結(jié)尾處言詞尖銳，氣勢咄咄逼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激憤之詞溢于言表?？上攵?，韓愈讀后不能不為之改顏相向，全文多用感嘆句和反問句，尖銳，有力，有言盡而意無盡的效果。此文雖然多是反駁之詞，但沒有絲毫悔慢與嘲諷之意，深厚情感寓于詞語之中，字里行間有一股凜然正氣，有一種強烈的說服人與激勵人的神奇力量。

韓、柳二人都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成就各有千秋，但他們之間在政治上及其他方面也存在著分岐與差異。此文和韓愈的《答劉秀才論史書》就是他們史論分岐的明證。韓文中有關(guān)史論的觀點與他早期作品中積極入世，關(guān)心政治，留意古今興亡得失的精神相距甚遠，原因之一與他當時的處境有關(guān)。元和八年以前，他仕途一直不十分順利，曾因得罪宦官權(quán)要屢遭貶謫。也許是仕途風云難測，壯志難酬，唯恐作史官也遭不幸，因而發(fā)出了與“志乎古道者”十分不相稱的言論。原因之二，韓愈政治上保守，崇尚古道，反對王叔文、柳宗元的革新主傳，這導致他有時不免歪曲史實。韓愈為鄭權(quán)出使嶺南作序，稱贊鄭是家屬百口，無數(shù)畝之宅，僦屋而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但唐史上多記載鄭有貪財納賄的劣跡，顯然與韓愈的稱贊大相徑庭。這種例子在韓文中并不乏見。明人董其昌說“昌黎如何人物，書中可見，而有時乎為利害所惑”，確是中肯的批評。柳宗元卻不是這樣，他仕途上的遭遇比韓愈更加悲慘，革新運動失敗后被貶長達十四年之久，然而他卻始終堅持為官必須盡職，恪守“中道”的原則，雖然也曾違心地寫過一些為別人歌功頌德的文章，但他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他的文章以敢于正視現(xiàn)實，揭露藩鎮(zhèn)割據(jù)，宦官專權(quán)，吏治腐敗，賦役苛重等問題為世人所稱道。正因為如此，他才能在這篇文章中剴切陳詞，直言其過，尖銳地批評韓愈“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yǎng)”，揭露他常以“誅奸諛于既死，發(fā)潛德之幽光”者自居，而遇到實際利害就言不由衷甚而喪失原則的表現(xiàn)。董其昌評論此事說：“古人相知之深，洵未嘗避其所諱?！表n、柳二人既是唐代文壇巨子，又是一對諍友。對柳宗元的尖銳批評，韓愈以為：“誠中吾病”，“諸皆是也”。(柳宗元《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足見柳宗元此篇文章用心良苦與催人奮進的力量。(王友祥)

附錄：##

韓愈 《答劉秀才論史書》

夫圣唐巨跡，及賢士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沉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篡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