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甲骨文的發(fā)現。甲骨文的發(fā)現頗有傳奇色彩。清末光緒二十五年(1899)秋，山東福山人王懿榮在北京患瘧疾，太醫(yī)給他治病的藥方中用了一味常用的中藥 “龍骨”。王氏家人按藥方去宣武門外菜市口一家百年老中藥店達仁堂購藥。王懿榮打開藥包，審視有無差錯，突然發(fā)現“龍骨”上刻有刀痕，似篆非篆，大為驚訝。他是有名的金石學家，對古文字很有造詣。金石文化的敏感性使他感到這些刀痕肯定與古文字有關。于是，他把那家藥店所有的帶有刀痕的“龍骨”都買了回來，悉心研究，并告訴了來訪的友人劉鶚。劉鶚以小說《老殘游記》稱著于世，其實他是一位博學多才的奇人，精通數學、醫(yī)學和金石學。他也認為“龍骨”刀痕帶有文字的性質。王、劉兩位的共識，使甲骨文這一被湮沒了三千多年的古老文字重見天日，舉世矚目。他倆也就被人們視作甲骨文的最早發(fā)現者。
但這一發(fā)現權，有人提出異議，說“龍骨”入藥必經藥店搗碎，不會整塊包入藥包，王懿榮無從發(fā)現“龍骨”上刀痕。此說合情合理。但王懿榮之前，又有誰向世人明確宣布甲骨文的存在呢？
最早在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泥土中翻耕出甲骨文的，當然是農民，但只當作“龍骨”賣給藥店；藥店也只當作藥材收購。安陽除了出土“龍骨”外，還有青銅器及其他古物，古董商常來光顧。山東濰縣古董商范維卿在收購古物時看到了這種有刀痕的 “龍骨”,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冬告訴了天津的窮秀才孟定生、王襄等人。他們聽了介紹，認為很可能是古代留下的一種契刻物。1899年秋，范維卿帶了一些“龍骨”來北京給王懿榮。王懿榮經過研究，斷定這是商代用于占卜的甲骨，刀痕是比已知古文字還要古老的文字。從此他開始大量收購甲骨文，是甲骨文研究領域里的拓荒者。
所以，最早發(fā)現甲骨文文化性質的，無疑是王懿榮。所謂發(fā)現應是文化的發(fā)現，而不是指出土或獲取。
甲骨文發(fā)現的文化意義，首先體現在文字學上。商代已有形態(tài)完整、規(guī)則相當嚴密的漢字體系，把漢字的起源一下子推前到了三千多年之前，與史籍所載的黃帝時期倉頡造字的傳說和山東大汶口刻劃符號相距僅一千多年，把漢字起源的探索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河南安陽小屯村是殷墟之地，公元前1401年商王盤庚遷亳都于此，改稱殷。經過近百年的不斷發(fā)掘，殷墟出土甲骨文片總數達十五萬片之多。另外在河南鄭州二里崗、山西洪趙坊堆村、陜西長安張家坡、北京昌平白浮村、陜西岐山鳳雛村和扶風齊家村等地也發(fā)現了商、周時期的卜用甲骨，其中岐山鳳雛村發(fā)掘出西周窖藏卜用甲骨多達一萬七千片。但這些地方發(fā)現的甲骨文僅有三百零七片，數量雖少，意義卻不可忽視，既有殷墟文化之前的又有殷墟文化之后的，說明殷墟甲骨文并非孤立存在。
甲骨文文字量總數已超過百萬，單字字匯有四千五百個左右，其中有一千多字已被識讀，還有數千字大概是“死亡”了?，F代漢語常用字也僅在三、四千個左右。而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中的已可識讀的一千多個單字，能表達多少豐富的語言內容，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甲骨文發(fā)現后不久，它的文化意義就很快輻射到許多學科領域：政治、經濟、哲學、歷史、軍事、天文歷法、地理氣候、禮儀民俗、醫(yī)學、文法等等。經過幾代學者的悉心研究，已形成了具有大文化形態(tài)的甲骨學。它可與古籍史載相映證構成商朝斷代學，又能借此上溯夏文化下探周文化，是研究三代文化奧秘的 “金鑰匙”。
甲骨文發(fā)現的文化意義是劃時代的。隨著電子計算機等高科技手段在甲骨文研究中的運用，甲骨文碎片的整合和文化闡釋將可能出現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