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政治態(tài)度轉向之后，金庸依然以他那支社評的健筆來參與政治，抒發(fā)政治熱情。
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陸臺灣兩方面的政局都相對穩(wěn)定，金庸的政治視點集中到了香港的前途問題上去了。從1981年金庸專注于筆論香港前途，幾乎是每隔兩三天就以一篇關于香港的社論面世。
1984年，金庸曾從他的這些談香港前途的社論中，挑選出一百多篇，匯集成《香港的前途——明報社評之一》一書出版。金庸認為：“中國和英國方面處理這件事所有的有關人員，都已盡了很大努力，已在最大的可能范圍中尊重了香港人的基本愿望?！?br>香港回歸祖國的問題，是因為英國新界的租約在1997年滿期，香港的存在和發(fā)展將受到政治環(huán)境的巨大影響。金庸的一系列社評具有專業(yè)政治水準。后來中英雙方會議的主要內容及達成協(xié)議，都基本與金庸的分析相符合。專家指出，金庸一系列社評的理性分析，是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這對后來英國人、香港人放下幻想，以現(xiàn)實的態(tài)度對待前途問題，使中英談判順利并達成協(xié)議，起到了很大的新聞導向作用；很多人在中英達成協(xié)議之后再回過頭來看金庸的社評，無不佩服金庸分析的精辟和眼光敏銳獨到。應該指出，對于中英雙方的政治立場，金庸以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更多地支持了中共一方的立場，支持中共的開明務實的作風。
1984年9月26日，中英雙方終于在北京草簽了關于香港前途的《聯(lián)合聲明》,宣告了香港的殖民統(tǒng)治行將結束，從此香港進入了回歸祖國的過渡時期。因為金庸獨到的政治眼光和天才，金庸由此更為深入和直接地參與了關于香港前途的政治活動。金庸從政的經歷也在80年代后半期達到了他前所未有的一個高峰。
中共高級領導層極為欣賞金庸的政治才能，而且也看出了這一點。在香港前途的政治問題上，金庸是中共良好的合作伙伴。在中英《聯(lián)合聲明》發(fā)表時，金庸就高度評價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是“天才的設想”,“一言可為天下法，一語而為百世師”。
《聯(lián)合聲明》生效之后，起草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基本法的工作隨即提到中共議事日程上。1985年4月10日，六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負責起草基本法。這時，金庸被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告知，中方邀請他參加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必須要說明的是，這件事看似異常，其實對金庸有著很大的特殊意義。
我們已經一再討論了金庸一生都存在著政治熱情，金庸不僅僅是一個文人，或是一個商人，金庸對政治有著普通人難以理解的熱情和抱負。在這之前，金庸通過他寫政論文章，發(fā)揮和解釋他的政治情結，但這畢竟是紙上談兵，隔岸觀火，金庸是何等的不能滿足。這一次中共的邀請，無疑給了金庸一次實實在在的施展政治抱負的機會，金庸自然不會輕易放過。
事實上，反對金庸參與這次政治活動的壓力相當大，這個壓力不僅來自于外部，也來自于《明報》機構的內部。因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是中方成立的機構，參加草委，將會有被讀者認為金庸親共，《明報》有成為左傾報紙的風險，這對于《明報》事業(yè)是不利的。一旦讀者懷疑到《明報》立場的改變，《明報》事業(yè)必然蒙受損失。但是金庸參政的愿望太強烈了，他為了施展自己報國報民的政治抱負，毅然接受中方的委任，不顧這些風險。為了避免誤解，金庸當然采取了一些措施，發(fā)表了一些聲明。
金庸說：“我在香港社會中受到愛護尊敬，能有較好的物質生活，心中常有感激之情，只覺得我比別人所得為多，而回報不足。這一次有機會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會感到安慰。
“《明報》的立場，決不因我擔任起草委員而有絲毫改變，如果中共改變目前的政策，回頭采取極左路線，《明報》一定會激烈批評反對?！?br>金庸終于以新聞工作者的個人身份參加了草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