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權，結束了延續(xù)兩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對傳統(tǒng)的封建思想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人們的思想日漸從孔孟之道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今日開會，明日結社，不曰男女平權，即曰財產均等”①,“湘鄂之野，吳越之區(qū)，百粵之地，蜀滇之中，秦晉之間，無工商，無士庶，莫不現(xiàn)一種自由之風，共和之氣?！雹?br>但辛亥革命是一場未完成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最主要的表現(xiàn)就是列強在中國的侵略地位和特權并沒有被觸動，地主買辦階級的根基依然保持，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沒有根本改變。盡管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時信誓旦旦：“深愿竭其能力，發(fā)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愿望，蘄達國家于安全強固之域?！笨伤麉s認定民主主義是異端邪說，洪水猛獸，是社會動蕩不安的思想根源。但他在當時還不敢直接攻擊民國，而是用空泛的道德說教做遮掩，推銷封建專制主義的貨色。在他看來，民國政局和社會風氣比清末更為敗壞，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朽，不在于國家的貧困衰敗，不在于列強的侵略，而在于人們追求掙脫封建綱常禮教的桎梏，即“國家強弱存亡所系，惟有禮義廉恥之防”③。而要“挽救人心，維持國運”,惟有提倡綱常名教。因此，伴隨著袁世凱獨裁統(tǒng)治的建立，特別是帝制活動的緊鑼密鼓，維護封建綱常禮教的尊孔復古思潮也迅速流行開來。它既是帝制的幽靈、復辟的先行，又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文化同盟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對辛亥革命的反撲。
早在1912年6月，康有為就攻擊辛亥革命是導致“國危民悴”、“紀綱盡廢”的“暴民之禍”,誣稱民主共和是“號為共和，而實共爭共亂；號為自由，而實為自死自亡；號為愛國，而實為賣國滅國”④,認為“中國不可一日無君”。為此，他奔走呼號，竭力鼓動尊孔，并以“當代孔子”自居，主編《不忍》雜志，將孔子打扮成參天地、通鬼神的教主，宣揚“孔子之道，本于天，……,凡普大地萬國之人，雖欲離孔教須臾而不能也”⑤,公然提出“今在內地，欲治人心，定風俗，必宜遍立孔教會”⑥。康之所為深得袁世凱的贊同。9月，袁頒布“尊崇倫?！绷睿岢觯骸爸腥A古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政體雖更，民彝無改”,“惟愿全國人民恪守禮法，共濟時艱，……本大總統(tǒng)痛時局之阽危，怵紀綱之廢弛，每念今日大患，尚不在國勢而在人心。茍人心有向善之機，即國本有底安之理。”⑦正是在這道恢復禮教號令的鼓舞下，以所謂“力挽狂瀾，扶翼圣道”為宗旨的尊孔小團體大量涌現(xiàn)，如上海有孔教會，北京有孔社，山東有孔道會，山西有洗心社、宗圣會，揚州有尊孔崇道會，青島有尊孔文社等，在香港和海外也有類似組織遙相呼應。其中最有影響的是孔教會。
孔教會于1912年10月在上海成立，發(fā)起人為陳煥章、沈曾植、梁鼎芬、姚文棟等。其簡章規(guī)定“以昌明孔教，救濟社會為目的”。翌年9月，孔教會在山東曲阜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正式成立總會，并決定從上海遷到北京，推康有為任總會長，陳煥章為主任干事，各省成立分會或支會，在曲阜設立總會事務所，以衍圣公家族孔祥霖為經理，以張勛任名譽會長。1914年，孔教總會由北京遷往曲阜，上海、北京各設一總事務所。該會出版《孔教會雜志》和《經世報》作為輿論工具，康有為另于1913年2月創(chuàng)辦《不忍》雜志。陳煥章在《孔教會序》中，明確地表述了尊孔復古的實質，他說：“煥章目擊時事，憂從中來，懼大教之將亡，而中國之不保也?！彼旖⒖捉虝?，“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誦讀經傳以學圣人?！瓌?chuàng)始于內國，推廣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維持國教，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國之光?！雹嗫捉虝闪⒑螅本┱逃苛⒓从枰猿姓J立案，陳煥章被袁世凱特聘為總統(tǒng)顧問。
孔教會的成員比較復雜，大體上有如下幾種人：一部分是清末的?；庶h人，如康有為、麥孟華、陳煥章等；一部分屬封建文學名士，如陳三立、王錫蕃、張爾田、林紓等；另一部分為清朝遺老，如梁鼎芬、沈曾植等人；還有孔氏家族成員孔令貽、孔祥霖、孔祥柯等，大都是前清舉人或進士出身，受封建文化熏染很深?？捉虝苑Q是宗教團體，奉孔丘為教主，誦讀四書五經，表面上說不涉政治，但實際上政治傾向非常明顯。他們反對新思想、新文化，認為辛亥革命后的形勢是“禮壞樂崩”,“民德日益墮落，人心日益險詐，黨爭日益激烈，倫理日益紊亂”,如不挽救，“人類將滅”,“相率而為禽獸”。挽救的辦法就是尊孔讀經。正是在這種氛圍中，孔教會于1913年8月和1916年8月兩次上書國會，要求“于憲法上明定孔教為國教”,尊孔子為教主，認為只有建立孔教，借助孔子這個精神權威，才能抵制革命。即“欲不亡中國乎？必自至誠至敬，尊孔子為教主始也”⑨。“欲救人心，復風俗，惟有亟定國教而已；欲定國教，惟有尊孔而已?！雹馊绻欢捉虨閲?，“幽無天地之畏，明無祀紀之防，則暴亂恣睢，無所不至?！?11)康有為還公開主張人們在孔子像前頂禮膜拜，“凡人廟而禮天圣者，必行跪拜禮，以致其極恭盡敬”,“中國人不敬天，亦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為也。”(12)以上主張得到了黎元洪、馮國璋、張勛等在朝文武要人的支持，黎元洪表示：“速定國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波斯息?！?13)張勛說得更加露骨：“無政治無以齊民志，無宗教無以一民心。民志不齊，嚴刑峻法足以齊之。民心不一則令不行，紀綱墮壞，民賊興而國危矣。方今國體初更，民情浮動，欲謀統(tǒng)一，明教為先?！?br>袁世凱雖然不贊成定孔教為國教，但對尊孔讀經卻是大為贊同。1913年6月，他頒布《通令尊崇孔圣文》,贊美孔子“為萬世之師表”,其學說“放之四海而皆準”,有如“日月之無傷，江河之不廢”。而辛亥革命后“彼邪充塞，法守蕩然，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惟此禮義廉恥之防，欲遏橫流，在循正軌”,“總期宗仰神圣，……以正人心，以立民極?！敝赋觯骸扒敖泧鴦赵和姼魇?，征集多數國民祀孔意見”,“應俟各省一律議復到京，即查照民國體制，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guī)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14)9月3日，經教育部批準，孔教會在國子監(jiān)舉行仲秋丁祭祀孔大會，袁世凱特派梁士詒為代表參加，以示鼓勵。為祝賀袁世凱就任正式大總統(tǒng)，衍圣公孔令貽應召來京，向北京政府呈獻孔氏族譜及前代冠服等物。袁批令衍圣公暨配祀賢哲后裔，繼續(xù)享受前代榮華祀典。1914年1月，政治會議根據所謂“多數國民的意見”,議決祀孔，并制定禮儀，仍沿用前清制度，作為大祀，各地方將所有文廟一律規(guī)復尊崇，每縣設奉祀官一名，管理廟務和祭祀。同時，北京政府公布崇圣典例，規(guī)定衍圣公的榮典和歲俸，孔氏祀田由地方官清厘升科等等。在此前后，袁世凱還下令中小學恢復讀經，強調“學校均應崇奉古圣賢以為師德，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15)。天壇憲法草案更規(guī)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16)。 9月25日，袁世凱正式頒發(fā)《祭孔令》,公開恢復了前清的祀孔制度。
孔子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以他為代表的儒學曾對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但歷代封建帝王卻大都利用他的學說來鞏固自己的專制統(tǒng)治。自宋以降，孔子又被演化成封建綱常禮教的化身，享受帝王的祭祀，及至清末，規(guī)模儀禮竟與祭天同。袁世凱在此時宣揚尊孔，目的與歷代封建統(tǒng)治者一樣，是要利用綱常禮教束縛人們的思想，抵制革命，為鞏固自己的專制統(tǒng)治服務。這在他頒布的《祭孔令》中說得很清楚：“中國數千年來立國之本在于道德，凡國家政治、家庭倫理、社會風俗，無一非先圣學說發(fā)皇流衍。是以國有治亂，運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亙古常新，與天無極。”又云：“近自國體變更，無識之徒，誤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圍，蕩然無守，綱常淪棄，人欲橫流，幾成為土匪禽獸之國。幸天心厭亂，大難削平，而黌舍鞠為荊榛，鼓鐘委于草莽，使數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之藩籬而維持不敝？本大總統(tǒng)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為政體雖取革新，而禮俗要當保守?！?17)袁世凱還明令9月28日京師和地方一律舉行“祀禮典禮”,京師由大總統(tǒng)致祭，各省地方文廟，由各省長官主祭。是日，袁身著繡有四團花的十二章大禮服，下圍有褶紫緞裙，頭戴平天冠，親至北京孔廟祭孔。由侍從官朱啟鈐、周自齊及侍從武官腐昌引導行禮，俎豆馨香，三跪九叩，演出了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聲勢赫赫的尊孔祀圣活劇。與此同時，各省將軍、巡按使也都在省會文廟祭孔。對此，魯迅曾深刻地指出：“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重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xiàn)的便是帝制?！?18)
在舉國祀孔的前后，北京政府還頒發(fā)了一系列復古的告令。1914年3月頒布的《覲見條例》,恢復了前清的“陛見”制度，各省大員來京和新任命的特任、簡任、薦任各員均要按照一定程式“覲見”;“先生”稱謂則禁止在各軍事機關使用。同月頒布的《褒揚條例》規(guī)定：凡“孝行卓絕著聞鄉(xiāng)里者”,“婦女節(jié)烈貞操可以風世者”,“特著義行可稱揚者”,“耆年碩德為鄉(xiāng)里矜式者”,均在褒揚之列，由大總統(tǒng)分別給予匾額、題字并金質或銀質褒章，愿建坊立碑者，得自為之。7月，頒布文官官秩，依前清舊制分為九等，即上、中、少卿，上、中、少大夫，上、中、少士，另有同中卿、同上大夫之類。至于古已有之的將軍、左右丞、參議、行走、巡按使、道尹等更是早已稱之。10月，參政嚴復在參議院提出《導揚中華民國立國精神建議案》,主旨為“宜以忠孝節(jié)義四者為中華民族之特性，為立國之精神”,并附有具體辦法六條：“(一)標舉群經圣哲垂訓，采取史書傳記所記忠孝節(jié)義之事，擇譯外國名人言行足以感發(fā)興起合群愛國觀念者，編入師范生及小學堂課本中，以為講誦傳習之具。(二)歷史上忠孝節(jié)義事實，擇其中正逼真者制為通俗歌曲，或編成戲劇，制為圖畫，俾令人民演Ⅱ昌觀覽。(三)各地方之忠孝節(jié)義祠堂坊表一律修葺整理，以為公眾游觀之所。每年由地方公議定一二日，醵資在祠舉行祭典及開廟會。(四)人民男婦，不論貴賤貧富，已卒生存，其有奇節(jié)卓行，為地方機關所公認，代為呈請表章者，查明屬實，由大總統(tǒng)酌予榮典褒章。(五)治制有殊，而砥節(jié)首公之義終古不廢。比者政體肇更，主持治柄之地，業(yè)已化家為官。大總統(tǒng)者抽象國家之代表，非具體個人之專稱，一經民意所屬，即為全國致身之點，乃純粹國民之天職，不系私昵之感情。是故言效忠于元首，即無異效忠于國家，至正大中，必不得以路易朕即國家之相亂也。此義關于吾國之治亂存亡甚巨，亟宜廣集中外古今學說，剖釋精義，勒成專書，布在學校，傳諸民間，以祛天下之惑。(六)舊有傳記說部或今人新編西籍撰著，其有關于忠孝節(jié)義事實者，宜加編譯刊布，以廣流傳。”此文經參政“多數贊成”后咨送政府。袁世凱據此于1 1月3日頒發(fā)“箴規(guī)世道人心”之告令，又傳諭內務部和教育部，依六條辦法分別實行，并通令各?。骸皩⒋隧椊ㄗh案飭屬曉諭人民，一面懸掛各校講堂，刊登各課本簡端，以資儆惕，務期家諭戶曉，俾人人激發(fā)其天良。”同時又警告說：須知“積人成家，積家成國”,“由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謂忠臣孝子、節(jié)義之士；反其道而行之，即古所謂亂臣賊子、狂悖之徒。邪正之分，皆由自取”(19)。翌年初，教育部擬成提倡忠孝節(jié)義的施行辦法，袁照準，并批示：“初等小學應將《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學應將《論語》列入科目，俾資誦習，用端趨向?！?20)
袁世凱復古的突出表現(xiàn)是恢復祭天。在封建時代，皇帝自稱真命天子，王權本于神授，故此每年祭天。獨裁專權的袁世凱自然迷戀此道。為給帝制鋪平道路，政治會議開始后，他就提出祭天典禮咨詢案交付議決。為袁左右的政治會議認為：禮莫重于祭，祭莫大于祀天，應定為通祭；大總統(tǒng)代表國民致祭，各地方行政長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國民各聽家自為祭；京師祭所在天壇，祭期為冬至，祭禮用跪拜，祭品用牲牢。1914年2月，袁批準此案，并下令說：“祭天之禮，自古攸隆，有其舉之，莫敢或廢”,同時還讓內務部制定關于祭祀用的特別冠服和祭禮、祭品的詳細規(guī)定，屆時應用，重為令典。12月20日，袁世凱下令正式恢復前清的祭天制度，他在“祭天告令”中說：“特牲之篇，著儀于《戴記》,圜丘之制，辨位于《周官》。欽若昊天，亭毒萬物，粵稽古訓，祀事孔昭。改革以來，群言聚訟，輒謂尊天為帝制所從出，郊祀非民國所宜存，告朔餼羊，并去其禮。是泥天下為公之旨，而忘上帝臨汝之誠，因疑配祖為王者之私親，轉昧報本為人群之通義，使牲牢弗具，壇遺為虛，甚非所以著鴻儀、崇盛典也。且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古之蒞民者稱天而治，正以監(jiān)視之有赫，示臨保之無私，尤與民主精神隱相翕合?！备鶕葎詹康某饰模睿骸氨灸晔露諡槎亮罟?jié)，應舉行祀天典禮”,屆時“本大總統(tǒng)敬率百官，代表國民親詣行禮。各地方行政長官，代表地方人民，于其治所致祭”(21)。
12月23日，自新華門至天壇的路上黃土墊道，戒嚴凈街，袁乘車親往祭天。沿途警衛(wèi)森嚴，前有步軍統(tǒng)領江朝宗和警察總監(jiān)吳炳湘騎馬并行開道，后有總統(tǒng)府指揮使徐邦杰保鏢，四周大隊騎兵衛(wèi)士簇擁，形與前清帝王出宮無二。車至南壇門外，換乘四角垂絡的雙套馬朱金轎車，至昭亨門又改乘竹椅顯轎。至天壇更換祭天衣冠，頭戴爵弁，身穿十二團大禮服，下著印有千水紋的紫緞裙，由腐昌和陸錦左右攙扶，登壇頂禮膜拜，一切儀禮完全模仿封建帝王，只是將跪拜改為多次鞠躬。盡管在此過程中袁世凱一再解釋，祀禮決非模擬“歷代人主，專取其小康學派，鞏固君權”,而是取孔學“大同共和之義”,“以正人心，以立民極，于以祈國命于無疆，鞏共和于不敝”,一再否認“尊天為帝制所從出”,但其欲帝制自為之心，已日益為國人所知。
值得注意的是，民初尊孔復古逆流的興起，是和列強的支持分不開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本是以勾結、支持封建主義為基礎的，支持尊孔復古，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文化同盟的重要內容。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是北京尚賢堂的創(chuàng)辦者，是“孔子加耶穌”的狂熱鼓吹者，是孔教會的發(fā)起人之一。他把孔教會列為尚賢堂國際教務聯(lián)合會的一員，并經常到孔教會發(fā)表演說，鼓吹“君主民主，不過名目之分，無關宏旨”,“今欲改良政治，必須尊重孔教”,并要孔教會與基督教“同謀人道之樂利”,“互相和合，互相敬愛，互相勸勉，互相輔助”,以防“社會之騷動興起”(22)。他支持定孔教為國教，認為這有兩大好處：“孔教崇道德，尚倫理，尊為國教，則民德無墮落之虞，此利于國者一也”;“孔教多言政治，包含多種重要的學科，尊為國教，尤足以植政學之基礎，此利于國者二也?！?23)沙俄貴族蓋沙令也在中國鼓吹：“孔教乃中國之基礎”,是“中國獨一無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國實現(xiàn)“古道之復興”,不致“人人之心皆為革命所顛倒”(24)。英國駐威海衛(wèi)行政公署長官莊士敦說得最為清楚：“中國之安內攘外，不在武力，而當歸功于孔教，……使能以孔教治國，則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進于善良矣?！?25)一言以蔽之，只有尊孔復古，才能抵制革命。
尊孔復古逆流引起國內各界人士的不滿，革命黨人不贊成定孔教為國教，其他宗教團體尤為反對，因此國會憲法會議否定了孔教會的無理要求。袁世凱頒令“尊崇孔圣”時，進步輿論紛紛抨擊，《中華新報》發(fā)表的社論明確指出：“所謂祀孔子者，不外歷代君主為鞏固君權之手段?！蓖闯庠绖P“借祀孔之名”,行“帝制復活之實”。孫中山更是始終堅持“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的斗爭。1914年秋，他在日本發(fā)布《中華革命軍大元帥檄》,揭露袁世凱“祭天祀孔，議及冕旒，司馬之心，路人皆見”(26)。此后更是不懈地發(fā)動國人武力討袁，并且“不徒以去袁為畢事”,而要永遠鏟除帝制，“保持民國”(27)。對袁世凱曾一度抱有幻想的章太炎，也被事實擦亮了眼睛，投入反對尊孔復古逆流的斗爭。1913年秋，他冒著生命危險只身進京，“以大勛章做扇墜，臨總統(tǒng)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28留被袁世凱軟禁期間，他不僅在家書中指責“以孔教為國教，其名似順，其心乃別有主張”,而且置憲警監(jiān)視于不顧，發(fā)表《駁建立孔教議》,譴責倡立孔教會者為“怪妄”,強調“中土素為國教”;康有為等人神化孔子的目的是“以媚人主”,想當今世董仲舒；創(chuàng)立國教的結果，必然會“杜智慧之門”。他還在國學會門口張貼通告，聲明孔教會與國學會“絕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會而復愿入本會者，須先脫離孔教會?！?29)革命黨人也撰文《辟近日復古之謬》,尖銳地指出：“中國之禮教，所謂忠孝節(jié)義者，無一不與近世國家之文化相違背”,強調中國的出路“不在復古而在革新，不在孔教而在科學”。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對尊孔復古逆流的批判很快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反動文化同盟所擊退。章太炎“既離民眾，漸人頹唐”,孫中山也只是孤軍奮戰(zhàn)，一籌莫展。直至1915年9月，以陳獨秀創(chuàng)辦的《青年》雜志為標志，一場以反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為主題的新文化運動在中華大地勃然興起，尊孔復古逆流才遭到毀滅性的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