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革命軍》序》

蜀鄒容為《革命軍》方二萬言，示余曰： “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辭多恣肆^①，無所回避。然得無惡其不文耶^②!”

余曰： 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③; 其攻擊者，且千百輩。故仇敵之空言，足以隳吾實事^④。夫中國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詐暴之工，人人所身受，當無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呂留良、曾靜、齊周華等，持正義以振聾俗。自爾遂寂泊無所聞^⑤。

吾觀洪氏之舉義師，起而與為敵者，曾、李則柔煦小人^⑥。左宗棠喜功名，樂戰(zhàn)事，徒欲為人策使，顧不問其韙非曲直^⑦，斯固無足論者^⑧。乃如羅、彭、邵、劉之倫，皆篤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閩而金溪、余姚；衡陽之黃書，日在幾閣。孝弟之行，華戎之辨，仇國之痛，作亂犯上之戒，宜一切習聞之。卒其行事，乃相紾戾如彼^⑨。材者張其角牙以覆宗國，其次即以身家殉滿洲，樂文采者則相與鼓吹之，無他，悖德逆?zhèn)?，并為一談，牢不可破。故雖有衡陽之書，而視之若無見也。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劃失所^⑩，正以空言足與為難耳。

今者風俗臭味少變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懇懇必以逐滿為職志者，慮不數(shù)人。數(shù)人者，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蘊藉，不欲以跳踉搏躍言之⁽¹¹⁾。雖余亦不免也。嗟夫！ 世皆嚚昧而不知話言⁽¹²⁾。主文諷切，勿為動容。不震以雷霆之聲，其能化者幾何！ 異時義師再舉，其必隳于眾口之不俚，既可知矣。今容為是書，一以叫咷恣言，發(fā)其慚恚⁽¹³⁾。雖囂昧若羅、彭諸子，誦之猶當流汗祗悔。以是為義師先聲，庶幾民無異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 若夫屠沽負販之徒，利其徑直易知⁽¹⁴⁾，而能恢發(fā)智識，則其所化遠矣。籍非不文，何以致是也？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 異族攘竊，謂之滅亡； 改制同族，謂之革命； 驅(qū)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已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guī)劃，不僅驅(qū)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shù)、禮俗、材性⁽¹⁵⁾，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 “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鑒賞】 本文作于1903年。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華民族面臨著深重的災難。帝國主義瓜分，封建主義腐朽，激發(fā)起廣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熱潮。義和團起義失敗后，資產(chǎn)階級逐漸擔當起歷史的重任，一大批有識之士、革命仁人搖旗吶喊，前仆后繼。鄒容的《革命軍》一書就寫于此時?！陡锩姟?“驅(qū)以犀利之筆，達以淺直之詞”，深刻地揭露了清朝政府的腐敗、賣國，鞭撻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熱情頌揚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制度，號召人民用革命推翻清朝統(tǒng)治，求得中國之獨立。使人讀來猶如“目睹其事，耳聞其語”。章炳麟正是認識到該書于革命事業(yè)的重要性，慷慨作序。

但這篇“序言”沒有正面闡述原作的革命內(nèi)容，而是直接肯定《革命軍》的重要社會意義，進而說明輿論工作對革命事業(yè)的重要性。文章首先以 《革命軍》“辭多恣肆，無所回避” 入題，指出 “凡事之敗，在有其唱者，而莫與為和”，即造輿論之重要。接著他以史實加以證實。洪秀全起義何以失敗？原因就在于此。所以作者大膽指出： “然則洪氏之敗，不盡由計劃失所，正以空言足與為難耳?！?而這種狀況不革除，于將來的革命事業(yè)是相當有害的。

文章接著進一步論述了進行革命宣傳應該采取的形式。他指出當時革命宣傳雖已有所發(fā)展，但“文墨議論”，又“往往務為蘊藉”，而這正是大毛病。因為當時之人民，深受反革命言論的影響，且 “嚚昧而不知話言”，以典雅含蓄、“主文諷切”，是很不易感動一般大眾的，只有以 “跳踉搏躍”、“叫咷恣言” 的激烈通俗文字，才能振奮人民，喚起民眾的“智識”，使他們擁護革命、支持革命，走出迷惑的濃霧，堅決地站到革命中來。而這正是鄒容的 《革命軍》的顯著優(yōu)點，章炳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

文章最后通過解釋“革命軍”的書名，說明鄒容之作不僅僅為了 “驅(qū)除異族”，而且是為了 “雖政教、學術(shù)、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即為了宣傳反封建主義、建設(shè)民主共和而叫喊于世人。

全文以大量的史實，總結(jié)了歷史經(jīng)驗，提出必須重視革命輿論，運用慷慨激昂、通俗易懂的文字進行宣傳，論述有據(jù)，很具說服力，對當時的革命宣傳具有現(xiàn)實意義，在社會上造成了巨大的反響。

但文章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一是對下層人民頗有不敬之詞，稱他們 “嚚昧而不知話言”。再是對滿族以污蔑的字眼“逆胡”進行詈罵，表現(xiàn)了狹隘的民族主義。但現(xiàn)在的讀者若站在當時作者作為一個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也是情可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