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紹基(1799—1873)字子貞，號蝯叟，湖南道州(今道縣)人。道光乙未科(1835)湖南鄉(xiāng)試解元，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入翰林院庶常館，三年后散館，授編修。在此期間，歷充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提調(diào)，武英殿總纂等職。此后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xiāng)試，皆得士稱盛。
咸豐二年(1852)任四川學政，力主整頓改革，建樹良多，深得民心。以不畏權(quán)貴，直陳時弊，奏參督撫，結(jié)果招致權(quán)貴以 “肆意妄言”,于咸豐五年(1855)夏免去學政。此后絕意仕進，賦詩飲酒，揮毫展翰，執(zhí)教課徒，?？浼疄槭?。先后主講山東濼源書院、長沙城南書院達十一年之久。
同治九年主蘇州揚州書局校刊《十三經(jīng)注疏》,旋又主浙江孝廉堂講席。
何紹基的學書歷程
生平好學，無所不窺，博覽群書，于六經(jīng)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旁及碑版文字，歷朝掌故，亦無不了然于心。所著有《惜道味齋經(jīng)說》、《說文段注駁正》、《東洲草堂詩文鈔》等。
其子何慶涵在《先府君墓表》中說：“生平于諸經(jīng)、說文、考訂之學，用功最深。文章師法馬、班、昌、黎，詩宗李、杜、韓、蘇諸大家。書法溯源篆、分，下逮率更父子、魯公、北海、東坡，神明眾法，自成一體。旁及金石、圖畫、摹印、測算，博綜覃思、實事求是?！?br>曾國藩曾說：“子貞之學，長于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欲有所傳于后，以余觀之，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楊翰稱其書“數(shù)百年書法于斯一振”。《奕人傳》謂“有清二百余年一人”。譚澤闿說：“先生與錢南園、劉石菴和翁松禪，并為清代四大書家?！?963年4、5月，陳叔通老人亦兩次在給筆者的信函中說：“蝯叟清代杰出之一人，其品質(zhì)至足重視”;“何為清代杰出之書家，翁(同和)不如遠甚”。眾論翕然，何氏當之無愧。

何紹基 《論畫語》

其學書，曾經(jīng)歷了艱苦磨煉過程。年少時，為了尋碑覓古，常頭頂草笠，足履芒鞋布襪，不畏山高水險，櫛風沐雨，風餐露宿，也得目睹親拓一碑為快，見者不知其為貴公子。每至鎮(zhèn)江焦山，必手拓《瘞鶴銘》。1832年嚴冬，冒雪去焦山拓碑，詩紀其事：“我昔渡江冬揚舲，笠戴大雪拓鶴銘。登山瞻之疑有靈，雪色石氣交晶熒?！?br>寫字臨碑，是其日課，自少至老，無論寒、暑、舟、車，從不間斷，且數(shù)十年如一日。他自己說過： “平生肆力在書律，氈蠟蒐尋遍寰宇”,“午窗描取一兩幅，夜睡摹想畫破衾”,“名牋古硯殷勤意，未了浮生翰墨緣”,“三十年來為《鶴銘》,顛風斷渡屢揚舲”,“摩挲十日不忍釋，老腕鉤出多細筋”。這些都說明他習書的勤奮不怠。
他學書法，自謂“從篆分入手，故于北碑無不習，而南人簡札一派，不甚留意”; “學書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始學顏魯公，便用懸腕作藏鋒書，日書五百字而不間，以為常課，大如碗，橫及篆隸。因其書根篆、分，通會歐陽詢父子及顏魯公、李北海、蘇東坡諸大家，故自成一體。
何慶涵說： “先公六十歲后，喜臨分書，兩京諸碑摹寫殆遍，而于張公方、楊孟文二碑臨本尤多，各百余通?！逼溟L孫何維樸亦說：“先大父年六十在濟南濼源書院始專習八分書，東京諸碑次第臨寫，自立課程。庚申 (1860)歸湘主講城南，隸課仍無間斷，而于 《禮器》《張遷》兩碑用功尤深，各臨百通?！?br>從他親屬的這些追述，人們從而可知蝯叟一生為書法藝術(shù)執(zhí)著追求的精神，至老不衰，真是難能可貴，實后學楷模。
何紹基各體書賞議
蝯叟書工各體，早歲力楷，中期兼行，晚年專攻篆隸。所書為書苑重視，故廣為流傳?，F(xiàn)分體賞鑒之。
第一，他的楷書，早年從顏書入手，并兼習歐陽通《道因碑》及北魏《張黑女墓志》。經(jīng)其苦心孤詣，熔冶錘煉，深得三者神韻，所以內(nèi)涵十分豐富，成為別樹一幟的楷書。
其所以宗顏真卿，不僅愛其書格，尤重其人品德。他曾說： “晉世已遙，右軍神品，真跡難覓，存者模糊于斑剝殘石中，求右軍神妙，是何可得？顏書雖天分遜右軍一籌，而真力彌滿，渾然天全，去今尚近，完好宜摹。且魯公為人剛勁不阿，觀其書，如睹其人。吾愛其書格之高，實儀其立身之峻。右軍人品非不高，然不善學之。必遺其神而得其粗，是為妍皮裹癡骨，趙、董諸人皆是。觀一時人士書法，足見其風俗柔靡，豈得謂六藝之末，不關(guān)挽回風會耶？”其論書陳義之高，真可以起衰砭俗。
從他的詩、跋中，也可見其摹習顏書的勤奮和崇尚，如： “搨成七字不可復(fù)，磨崖百丈皆動搖(昔年冒雨手拓《中興頌》,只得 ‘匹、馬、北、方、獨、立、一’七字而已)”; “歸舟十次經(jīng)浯溪，兩番手拓中興碑。外觀筆勢壯闊，中有細筋堅若絲”;“唐人書易此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師”; “魯國書名蓋天壤，后來趨步難肩隨”; “兩公(顏平原及李北海)遺刻世不少，半世搜庋勤裝治。浯溪大字曾手拓，至今雪氣寒心脾(冒雪手拓)”;“柔毫硬紙寫無停，文采當時動大廷”;“大好江南山色里，勤摹顏楷讀班書”;“瀛石年少善書，于魯公有微尚，所志與余同”等等。
《忠義堂顏帖》,是宋人匯輯顏真卿書而成，流傳極少。因蝯叟厚愛顏書，乃親手鉤摹翻刻，方得以傳世。這些都充分說明他宗尚顏書的堅定和有恒，確是尋常人所難比擬的。
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書 “典冊法書，眾英聚集；紫芝朱草，太平機關(guān)”楷書八言聯(lián)時四十一歲。又書“安得仙人九節(jié)杖，壯哉昆侖萬丈圖”楷書七言聯(lián)，這是賀長輩歐陽厚均壽聯(lián)，兩者約為同期作品。
二聯(lián)筆勢勁健，字體豐肥，字徑逾尺，宏偉雄深，氣體質(zhì)厚且均以圓勝，一望便知其書出自顏楷筆意。
前聯(lián)中之 “芝”字、“朱”字、“太”字、“平”字、“法”字、“英”字的蠶頭鼠尾筆劃明顯出現(xiàn)，結(jié)字豐偉縱逸，風稜射人。而后聯(lián)望去，則令人有儼若正人君子之概，真是力可扛鼎，滿紙充溢剛毅之氣，點畫圓整，墨酣意足。其書點如墜石，畫似夏云，戈若發(fā)弩，鉤類屈金。書作雄偉奇特，有如顏書自足籠罩一代。從整體來看，兩聯(lián)均系繼承傳統(tǒng)的作品。何書一般沒有書作年月，而上述八言聯(lián)書有如此詳細的時款，在何書中實屬罕見。這為研究何書提供了可靠依據(jù)。再則聯(lián)長343厘米，寬達51.3厘米，如此巨聯(lián)寬幅，這在何書中也是少有的。
第二，蝯叟書碑甚多，其畢生究書多少？尚不得而知，就我所見，僅道光時所書，就有其父 《何凌漢神道碑》、《何凌漢碑文》、《諭祭何凌漢文》、《兩江總督陶澍碑文》、《諭祭陶澍碑文》、《陶澍入祀名宦并建專祠碑文》及《涿州藥王廟碑》。這些碑文均是顏體楷書，分別書于道光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及二十五年(1845)?？ň?，古厚盤礴，筆力沉雄，結(jié)體豐腴。
《諭祭何凌漢文》,十四行，行二十九字； 《何凌漢碑文》十三行，行三十字。字字謹嚴法備，豐潤飽滿，予人以無比雍容壯美之感。
《何凌漢神道碑》,七十行，行四十七字，字體較《諭祭文》略小，筆勢遒勁郁勃，勁偉而又緩綽。樸多于華，而拙多于巧。結(jié)字端嚴，運筆裕如。展促方正，大小合一，格滿而行間無留余地。其圓轉(zhuǎn)渾厚的筆致，平穩(wěn)端莊的結(jié)構(gòu)，使三千二百余字的長篇巨制，通篇氣勢磅礴，雄健清整，神骨開張，展示了顏體寬大宏博的藝術(shù)風格。
據(jù)傳蝯叟書乃父神道碑時，身具衣冠，伏碑按文稿逐字書于框格，故較他人摹勒上石的效果更佳。他對碑版研究很深，他認為古人刻石不是 “先神氣而后形?！本褪恰皩Ｈ⌒文?，不求神氣”,所以 “書律不振，皆刻石者誤之”。為不使書作原貌失真，他總是就石直書，然后刀刻，故他臨習碑拓，師體不師刀，著意在神氣而不拘于形模。
《涿州藥王廟碑》,書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正書十八行，計四百六十八字。其書筆力直注，顯具顏書筆意，雖筆畫不及上述碑書的肥度，結(jié)體也不及前碑書作的豐偉，但筆力仍遒勁雄逸，方圓兼用，剛?cè)嵯酀?，顯得蒼茫渾厚，從中可以窺其北碑的遺風余韻。從而也證實了他自己所說的“余學書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則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緒” 的書學情況。
“肄書搜盡北朝碑，楷法原從隸法遺。棐幾名香供《黑女》,一生微尚幾人知？”這是他題《黑女志》三首七絕之一，也充分說明了其顏體楷書，參以 《張黑女墓志》筆法，故其書沉雄而峭拔。
第三，歐陽通 《道因法師碑》,為歷代書家贊賞，向為楷書學習范本。楊守敬在其《學書邇言》中稱： “歐陽通 《道因碑》,較信本(歐陽詢)尤險勁，而論者謂其瘦怯于父，殊非定評，學歐書者，從此碑入手，雖不合時眼而絕少流弊?！睏钍鼐催€在其 《平碑記》 中說 《道因》:“碑森耶若武庫矛戟，真堪移贈?！?br>蝯叟于道光十一年(1831)隨父試學浙江，于蘇州獲舊拓《道因碑》,時年三十二歲，至其六十歲，曾一臨再臨，據(jù)其子何慶涵筆記詳述，所臨僅七通最足珍異。筆者所見系其第三通臨本墨跡，乃1848年四十九歲所臨，這是書贈兒媳之兄李概者。他在給李概的信中說： “每日晨起臨十頁，得百八十字，汗流肱背矣，真消寒妙法也！然中間有事耽擱，即此晨不得臨寫，大約須二十余日方可畢一通。若得二十、三十通，或書理當有進耳！”從此信中，我們便深知蝯叟臨 《道因碑》的勤奮和刻苦。
他予歐陽通《道因碑》高度評價，且推崇備至，津津樂道。在其一則題跋中說： “率更(歐陽詢)模 《蘭亭》,特因上命以無意仿前式，手眼中謂有右軍，吾不信也。蘭臺(歐陽通)善承家法，又沉浸隸古，厚勁堅凝，遂成本家極筆，后來惟魯公、北海各能出奇，可與是鼎足，而有唐書勢，于是盡矣?！彼诖税现?，將顏真卿、李邕、歐陽通三人并稱，謂三人書法藝術(shù)鼎足而立，代表了有唐一代書勢，可見其對唐人書藝研習見解之深！
所臨第三通《道因碑》,計二千四百八十二字。字體大小，墨色濃淡，書體風格，自首至尾，精神面貌一致，其功力之深，確是一般凡手難可比擬的。
曾農(nóng)髯嘗跋其第五通《道因碑》云： “蘭臺取乃父八分以入真，于唐碑獨開生面，且示后人由八分入真法門，然分書至隋與真楷無甚差別。何蝯叟從三代兩漢苞舉無遺，取其精意入楷，其腕之空取《黑女》,力之厚取平原，鋒之險勁取蘭臺，故能獨有千古……海內(nèi)有志學書得此可以超凡入圣矣！”曾氏在這里既指出了歐陽通書《道因碑》的特點，又列舉了何紹基臨《道因》的特點和造詣。誠書家卓見，立言千古，給后學以無比啟示。
其所書“鵬鶚?羽翼，龍鸞炳文章”五言聯(lián)，戈戟森森，鋒穎四出，厚勁堅凝，雄健深雅。其似歐非歐的筆意，殊令人捉摸，書藝之高妙，真令人醉倒。該聯(lián)顫筆顯露，應(yīng)是作者中年后手筆。
吳敏樹撰 《新修呂仙亭記》,乃蝯叟同治八年(1869)六月書作，正書五十四行，行十六字，共八百六十四字，同樣以《道因碑》筆意書成。方筆多于圓筆，勁挺而有力感。字凡撇者，蠶頭鼠尾顯出，這當是《道因》肩吻大露的特點。
蝯叟碑書具有“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右行，橫斜疏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斗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破”的顯著效果。這是他七十歲的手筆，精神面貌不減當年，雖書中有個別誤筆或倒置情況，但仍不失為佳構(gòu)。
綜觀上述，蝯叟各類楷書，無不顯示出作者駕馭線條的高度技巧與才華，既具唐人的法度，又兼六朝的風骨。熔鑄古人，別開生面，而自成一家。
第四，蝯叟傳世小楷，據(jù)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和見到的墨跡，有道光十七年(1837)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書的 《冊封琉球賦》、《黃庭內(nèi)景玉經(jīng)》、《黃庭經(jīng)》;咸豐七年 (1857) 書 《黃孝子傳》; 據(jù)霍邱裴氏 《壯陶閣帖目》所載有 《木假山記》、《解疑》、《發(fā)愿文》、《跋奚移文》及 《士大夫食時五觀》;還有在 《佛遺教經(jīng)》、《黑女志》、《法華寺碑》、《黃石齋赤牘》冊子中的小楷題跋。
他的長孫維樸在跋《黃孝子傳》說： “吾祖為高平祁君屬書昆山歸先生所撰 《黃孝子傳》全篇，在咸豐丁巳(1857)九月間。吾祖五十九歲時方僑居濟南……友朋文字之樂，極一時之盛。興會既佳，腕力彌健。故所作書作亦以是時為最多且精。此傳幾三千字，以分書小楷書三日始畢。又重其為巨孝遺跡而精神愈益專肅，自首至末，無一倦筆?！庇终f：“吾祖六十以后目力漸衰，小楷遂不復(fù)作。世之重吾祖書者，多止見行草大字或晚年隨意之筆，似此精書則見之者益尠?！睆暮尉S樸的這一題跋中，便可知何紹基六十歲后已不復(fù)作小楷。
張古虞藏有蝯叟道光二十六年(1846)所書小楷冊，同治四年(1865)張出小楷冊索題，何得觀本人二十年前自書小楷，有感而題“東華散直惜居諸，細楷精嚴韻頗余。廿載故吾來眼底，梅花繞幾墨初香”。他六十六歲自審其四十七歲時小楷書作，認定書作精嚴，從而可以想見該冊小楷的精妙。
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為姻親李仲云書小楷《黃庭內(nèi)景經(jīng)》,擬刻石刊于芋園，刻者以筆畫細不容刀，乃再索寫《黃庭經(jīng)》刻之，現(xiàn)兩冊完好如新。前冊計小楷三千二百五十字，后冊一千二百二十三字。前冊規(guī)撫山陰而筆法渾厚精勁，多從小字《麻姑壇》筆意，尺幅有千里之勢，似搏免亦用全力。三千余字分書小楷，自首至尾，字字珠璣，無一懈筆。結(jié)體謹嚴，古雅如鼎彝，用筆橫逸疏宕，蒼勁厚遠之氣昂然。他自謂其書法無一筆不從橫平豎直中來。
何書小楷，實由《麻姑壇》入《黃庭》、《樂毅論》,故能神和氣厚。是冊小楷，飽滿圓潤，無一筆兼行，可知當時格律謹嚴，不容逾越，亦可見何氏于諸禮無不工神明于規(guī)矩中，不為格律所囿，乃為何書小楷的極則。清末翰林書法高妙者不多，其原因是埋頭卷帙，不知導(dǎo)源碑版，故終身陷入凡庸不能超拔。如劉石庵、錢南園已稀于星鳳。何書從規(guī)矩入，又復(fù)從規(guī)矩出，作字既熟，熟便神氣完實有余，雖不能比龍?zhí)⑴P，但也非流俗筆所可比。
清末著名書家楊翰于18⁷2年得觀何書《黃庭內(nèi)景玉經(jīng)》后，便就冊末題“何貞老書，專從顏清臣問津，積數(shù)十年功力，溯源篆隸，入神化境，此冊書黃庭，圓勁精渾，仍從瑯邪上掩山陰。數(shù)千年書法，于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間不能有第二本”。其評價之高，無以復(fù)加。
米芾說： “書字需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從蝯叟書 《黃庭經(jīng)》冊來看，米芾說可從中窺其竟略。
蝯叟生平跋舊拓肥本 《黃庭》九則，其中有：
“觀此帖橫直撇捺，皆首尾直下，此古屋漏痕法也。二王作草亦是此意，唐人大家同此根巨?！?br>“臨帖之法，須字大于原帖，方得舒展。想象古人意思，惟《黃庭》以靜逸精妙勝……偶得閑暇，藉作楷尋靜理，今年遂已寫得 《黃庭》兩過?！?br>“神虛體直，骨堅韻深。神味秘遠，尤耐尋思?！薄昂夏媳倍螢闀叶缺M金針，前惟 《黃庭》,后惟《化度》,中間則貞白 《鶴銘》,智永《千文》耳。”
從上述幾則題跋中，可見其對《黃庭》研習體會之深。正因為他對 《黃庭》寶重若此，所以一臨再臨。
第五，世人于何書多所稱道，但所稱道的，一般系指其剛健婀娜、婉媚遒勁的行草書。他傳世的書作，行草量多于他體，且以對聯(lián)為多，所以人們津津樂道于“何對”。
蝯叟學書，涉古面廣，其行書根底顏真卿 《爭座位帖》及《裴將軍詩》,并摻以北碑筆意能得其神髓。他尊古創(chuàng)新，別開生面，堅持走自己的路，形成他那種蒼勁凝練，古樸自然而又獨特的行書風格。
徐珂在《清稗類鈔》中說：“行體尤于恣肆中見逸氣，往往一行之中，忽而壯士斗力，筋骨涌現(xiàn)。忽又如銜環(huán)勒馬，意態(tài)超然。非精究四體，熟諳八法，無以領(lǐng)其妙也?！?br>楊守敬在 《學書邇言》中說：“子貞以顏平原為宗，其行書天花亂墜，不可捉摹?！?br>何紹基的行書用筆圓潤而又遒勁，相似的是在轉(zhuǎn)折處用的提筆婉轉(zhuǎn)流利，矯若游龍。而晚年行書多參篆意，純以神行，看起來縱橫欹斜，天花亂墜，似出于繩墨之外，其實是腕平鋒正，蹈于規(guī)矩之中。
他中年書 《蘇東坡語》八條屏，十六行約一百五十五字，系作者精力充沛的中年書作。一筆書來，誠似高山銀瀑，一瀉千里。字與字、行與行的疏密開合，隨心所欲而又統(tǒng)一和諧，取得了首尾相應(yīng)、上下相接，粲然盈楮的效果。雖分八紙書寫，而整體結(jié)構(gòu)顯著布陣。幅中書字，以行體為主，而又穿插了楷草，融入了篆分、北魏筆法，故予人以飄逸灑脫、高雅古淡、驚矯縱橫、不可端倪的感受。

何紹基書對聯(lián)

晚年所書《題李伯時畫》巨軸，行草書七行，行十二字、十三字、十五字或十六字不等，共九十六字。行書或直或斜，似直非直，似斜非斜。通篇字體大小連貫而又相稱。無論其筆亦重抑輕，但皆遒勁古拙，婉轉(zhuǎn)流利。且篆分筆法參雜，落筆跳躍飛動，圓勁秀挺，變化多姿。真神來之筆，令人莫測。
幅中字體，隨處可見方正、奇肆、恣縱、虛實、肥瘦等氣格。如所書 “為、人、文、會”等字的撇，“鋒、伯、神、耳”等字的懸針，任意揮灑，更顯飄逸奇縱。
蝯叟用筆，正如前人所說的 “心能轉(zhuǎn)腕，手能轉(zhuǎn)筆，書字便如人意”。他既能 “入古”,但又善于 “出新”,重神而不求形，不落古人窠臼，展轉(zhuǎn)騰擲，直瀉性靈，富有生機。其書法既保持古法特色，又具書家情趣。
他晚年的詩稿，草篆分行共冶一爐，爛漫揮霍，變化神奇，妙不可測。初看有如藤蔓蝌蚪，似無從辨認，然一一認之，乃可識別。其書律之精，雖髦歲行狎，直如篆籀。曾農(nóng)髯說：“五嶺入湘起九嶷，其靈氣殆盡輸之先生腕下矣！”細觀詩草，神融筆暢，妙緒環(huán)生。曾農(nóng)髯對何書如此評價，看來似非過譽。
綜觀其行草，真是導(dǎo)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猶眾星之列河漢。其根底淵深莫測，真足以凌轢百代。
第六，其篆書出自周秦籀篆，極重氣韻，不以分布為工，而以挺拔雋逸見長，以圓潤婉遒見勝。晚年所臨《蔡殷》、《楚公鐘》、《毛公鼎》等皆自出機杼，用筆上非一概中鋒圓筆，而是方圓尖扁兼施并用，以垂露法收鋒，故神融筆暢，遒勁古拙而有奇趣。
蝯叟五十二歲時，曾篆書其母廖太夫人墓表，共四百二十字，另篆額大書十八字。其墓表行格尺度凝重圓腴，與書其父神道碑同，一作篆體，一效顏法，皆精整無比。
筆者尚見其畫格宣紙、篆書廖太夫人墓表，字體略小于拓本字體，此或碑文上石前，同樣照宣紙畫好行格，再對照宣紙所書內(nèi)容，一行一格，一字一句的直書碑石。這樣既避免鐫石的錯誤，復(fù)又避免他人摹勒有損書家原作精神面貌。他這種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殊難能可貴。
墓表篆書，用筆圓潤而婉麗，線條挺拔，姿態(tài)多變，結(jié)字豐腴遒勁。通篇工整端嚴，圓勁典雅，予人以豪肆肅穆之感。
第七，蝯叟自云：“東京石墨皆我?guī)??！彼吷跐h隸用力至勤，凡東漢名碑臨寫殆盡，且一臨再臨，有的多達百余通。他臨碑不重形似，惟注意神韻的攝取。寫隸書以楷書筆意，故其腕力遒勁，波磔甚古，變化多奇，且大氣磅礴。他自云：“書法須自立門戶。其詣在熔鑄古人，自成一家。否則習氣未除，將至性至情不能表現(xiàn)于筆墨之外?！敝麜易T澤闿說：“蝯叟致力于漢碑至勤，東漢諸碑臨寫殆遍。六朝而后言八分無能過也?！?br>其所臨《石門》雜出 《禮器》的筆法，臨《張遷》則又雜出篆籀筆法。筆者觀其臨《石門頌》原墨，系其晚年臨本，細筋入骨，妙到毫顛，《禮器》筆法雜出其間，顯得古樸稚拙，蒼勁涵納。他的分書以咸豐十一年(1861)及同治元年(1862)所書恰到好處，前此韻勝而力有不及，后此力過而奔放太甚，但均非伊秉綬和鄧石如所能及。
曾農(nóng)髯說：“本朝言分書，伊、鄧并稱，伊(秉綬)守一家，尚涵書卷之氣；鄧(石如)用偃筆，肉豐骨嗇，轉(zhuǎn)相撫效，習氣滋甚。道州(何紹基)以不出世之才，出入周秦，但取神骨，馳騁兩漢，和以天倪。當客歷下，所臨《禮器》、《乙瑛》、《曹全》諸碑，腕和韻雅，雍雍乎東漢之風度。及居長沙、臨 《張遷》百余通，《衡方》、《禮器》、《史晨》又數(shù)十通，皆以篆隸入分?！?br>馬宗霍說：“真能集分之成者，要惟何蝯叟。每臨一通，意必有所專屬，故一通有一通之獨到處，積之既久，各碑神理，皆得之于心而應(yīng)之于手。及乎自運，奔赴腕下，不假繩尺，和以天倪?！?br>其所書 “駕言登五岳，游好在六經(jīng)”隸書五言聯(lián)，章法嚴謹，疏密得當； 筆致矯健挺拔方圓兼?zhèn)?，予人以氣勢磅礴、雄強豪放之感。自其風格來看，是取法《張遷碑》、《禮器碑》和 《乙瑛碑》筆意，圓勁古拙，有金石味。上下行款自然灑脫，全聯(lián)結(jié)構(gòu)和諧穩(wěn)健，古樸而又自然。
章太炎見其臨《石門頌》冊后，即席書跋： “蝯叟篆隸皆以草行之，小篆如蘭葉當風，披靡四出。隸稍嚴整，石門勢本奇宕，故得行其意耶。謂舞女低腰，仙人嘯樹者庶其似之。”
細觀蝯叟篆隸，然后玩味章跋，立論精辟，予研究何書者不無啟示。

何紹基書對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