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源遠流長的民間歌唱，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積累后逐漸走向多途發(fā)展。至唐代，一種說、唱相間的音樂體式——俗講，涂抹上宗教的色彩說唱于佛教寺院之中。俗講的底本稱變文。俗講及變文的出現(xiàn)，是我國說唱性音樂長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也是傳統(tǒng)歌唱藝術發(fā)展的一個獨特方面。
我國說唱音樂的生成，有一個較長時期的積淀和準備，它的諸種要素及特征都與中國音樂文化的歷史發(fā)展保持有密切的內在一致性。有幾方面的歷史事實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第一，文化特質上，漢民族的語言與歌唱二者間存在較為親近的關系，歌唱被認為在傳達人的情感上是語言的自然延伸。如《毛詩序》所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钡诙?，文學體裁上，史詩性的作品在《詩經》中業(yè)已出現(xiàn)；敘事體的形式，像《孔雀東南飛》、《胡笳十八拍》、《木蘭辭》等魏晉以來流傳不衰。第三，音樂形態(tài)上，說唱兼濟的萌芽早見于先秦。楚辭中的“少歌”和“倡(唱)”,如《楚辭·漁父》以及荀子《成相篇》等都包含了吟誦或吟唱的說唱特征。第四，表演媒體上，漢代已見說唱俑，說唱藝術的社會性活動已經有廣泛的基礎。同時，外來佛教音樂在華化過程中，對民間音樂中的說唱因素及其行為方式亦有所吸收、承繼和再造。所有這些，都共同將說唱藝術的發(fā)展推進到了新的歷史臨界點上。

漢擊鼓說唱俑(四川成都天回山漢墓出土)

唐說唱俑(西安西郊出土)

據文獻記載，說唱藝術的成熟是在唐代，以俗講、變文為其標志的。目前所存最早的說唱文本，是敦煌卷子中的唐代變文。變文在形式上散文、韻文互間。散文用于說講，韻文用于歌唱。內容多為講唱佛經故事和經義，如《維摩詰經變文》、《目蓮變文》、《降魔變文》等，其中也有世俗性的題材，如《王昭君變文》、《孟姜女變文》等。變文的音樂，雖然敦煌卷子中已不傳，但據文獻記載可知佛教音樂大量采用民間音樂是無疑的。唐道宣《續(xù)高僧傳》載：“六朝經師多斟酌舊聲，自拔新異。至隋唐以還，則反俯就時聲，同于鄭衛(wèi)之音。轉經至此，已與散樂無別。蓋不唯末流趨時附好，亦古調失傳，知音聲稀，故遂以俗聲傳寫，流蕩不返也?！?p align="center">

唐《王昭君變文》(五代抄本)

唐代佛教音樂廣泛采納民間曲調及形式的作法，不僅進一步促成佛曲的華化，而且還使佛教音樂風格形成了與所在各地民間音樂類似的地方特色。據《續(xù)高僧傳·雜科聲德篇總論》說，佛教音樂“地分鄭衛(wèi)，聲以參差”;“東川諸梵，聲唱尤多”;“江表關中，巨細天隔，豈非吳越志揚，俗好浮綺，致使音頌所尚，唯以纖婉為工；秦壤雍冀，音詞雄遠，至于詠歌所被，皆用深高為勝”;“京輔常傳，則有大小兩梵；金陵昔弄，亦傳長短兩引”;“劍南隨右，其風體秦”。
隨著佛教的普及，佛教音樂便成為社會音樂生活中的一大內容。尤其風行佛寺的俗講，更是在民間備受歡迎。眾多的寺院由此而成為音樂娛樂的主要活動處所。據錢易《南部新書》載：“長安戲場多集中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龍(寺),其次在薦福(寺),永壽(寺),尼講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之安國(寺),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寺)?！泵糠攴鹚轮兴字v，聽眾四面八方而至，充塞寺院。其盛況如姚合《贈常州院僧》詩所云：“古磬聲難盡，秋澄色更鮮。仍聞開講日，湖上少漁船?！庇郑堵犐贫酥v經》也云：“天上深旨誠難解，唯是師言得其真。遠近持齋來啼聽，酒坊魚市盡無人?！狈鸾桃魳吩诿耖g的廣泛影響，以及同聽眾的這種親和程度與俗講僧人高超的音樂技藝和努力分不開。贊寧《宋高僧傳》記載了晚唐俗講僧人少康的講唱：“康所述偈贊，皆附會鄭衛(wèi)之聲，變體而作。非哀非樂，不怨不怒，得處中曲韻?！绷硪晃凰字v高僧也深受聽眾歡迎。據趙璘《因話錄》載：“有文溆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托經瑜，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拜，呼為和尚?！彼字v音樂不僅影響民間，甚至還擴展至宮廷，“教坊效其聲調，以為歌曲”(同上)。據《樂府雜錄》載，《文敘子》一曲即是因“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教坊樂工黃米飯采其聲調，編制而成。
在唐代，佛教音樂與世俗社會的廣泛聯(lián)系，客觀上拉近了佛教音樂同世俗民眾的距離，同時也為一些曾被佛教利用和再造過的音樂或音樂形式再回歸民間提供了機會。在宗教音樂與世俗音樂的雙向交流中，變文中非宗教內容的作品與由民間世俗藝伎講唱的“轉變”之間便成為宗教音樂和世俗音樂相互過渡、相互聯(lián)接的橋梁和紐帶。民間藝伎“轉變”,《全唐詩》中有所描述。吉師老《看蜀女轉王昭君變》詩云：“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連錦水濱。檀口解知千載事，清詞堪嘆九秋文。翠眉顰處楚邊月，畫卷開時塞外云。說盡綺羅當日恨，昭君傳意向文君?！?br>唐代的變文與轉變，盡管同屬說唱藝術，但二者在文化內涵上仍有差異。變文與轉變的并存，給說唱性藝術的拓展提供了新的維向。其一，內容上的拓展。變文中非宗教性內容的出現(xiàn)，將說唱的題材擴展至更為宏大的歷史和現(xiàn)世時空。其二，表演處所的拓展。轉變已越出寺院墻圍而進入世俗民間，并且結束了說唱變文只在開講之日和佛教節(jié)典中講唱的時間局限。其三，表演者身份的多樣化。僧侶講唱，即或是民間故事，也是一種宗教行為，難離佛教樊籬。民間藝伎轉變終脫開了宗教的氛圍。其四，對象及目的上的拓展。除了變文最終為宗教目的外，轉變已擺脫了宗教功利的影響而轉向娛樂和消閑。
說唱音樂的發(fā)展，至唐代以后，便各自在宗教和世俗的旗幟下分道揚鑣。寺院中俗講之類的音樂活動影響漸減的同時，民間世俗的說唱音樂到宋代便開始以強勁的勢頭迅猛地發(fā)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