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政府”本系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之后，在吳佩孚支持下，由鼓吹“好人政府主義”的王寵惠等人組織的一屆民國內閣。由于直系軍閥內部的斗爭，僅“浮”起七十二天即告“沉沒”,“好人”們成為了封建軍人們的犧牲品，同時也再次證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根本行不通。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戰(zhàn)時無暇東顧的英、美等列強勢力重返中國，英日、美日在中國的爭奪趨于尖銳。為了打破日本獨占中國市場的格局，1921年11月至次年2月，美國操縱召開了華盛頓會議，簽訂了《九國公約》。在所謂“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完整”的名義下，規(guī)定了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門戶開放”的原則，實際上造成了帝國主義列強協(xié)同侵略、共同支配中國的局面。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北洋軍閥的有力派系也加緊了相互間的爭奪，戰(zhàn)爭連年不斷，使中國政局陷入了極度的混亂。1920年7月，直皖戰(zhàn)爭爆發(fā)，結果皖系兵敗，段祺瑞政府倒臺。1922年4月，直奉兩系軍閥為爭奪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權而兵戎相見，結果奉系張作霖被打回了東北，形成了“直系即中央”的政治格局。
但直系軍閥內部早就不是統(tǒng)一的。至曹錕時代的直系中又分出保派(曹錕，常駐保定)和洛派(吳佩孚，常駐洛陽);保派中又有保派和津派之分，而洛派中也有馮玉祥派和孫傳芳派之別；此外，還有依附于直系的寧派(江蘇督軍齊燮元)。因派別之間的利益不同，政治主張也常不一致。但就軍事實力而論，當時最強者為吳佩孚。
1922年5月10日，直系戰(zhàn)勝奉系后，吳佩孚從天津回到保定，參加“恢復法統(tǒng)”會議。曹錕左右主張實行政變，趕走徐世昌，以便曹錕立即上臺當總統(tǒng)；吳佩孚則主張采取“恢復法統(tǒng)”的辦法先統(tǒng)一中國，然后利用國會選舉曹錕為總統(tǒng)。是時，中國北有徐世昌、南有孫中山兩個總統(tǒng)，為將其二人一同去掉，吳佩孚乃想出“法統(tǒng)重光”、“恢復法統(tǒng)”的辦法，即恢復1916年的舊國會。如此，南北兩個總統(tǒng)均為非法，都應下臺；再抬出黎元洪來過渡，然后創(chuàng)造條件，選舉曹錕為名正言順的總統(tǒng)。他還對曹錕表示：“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茍有二心，神明殛之?！庇谑堑玫搅瞬苠K的同意，暫從“子玉之計”。
國人對這一期間各派軍閥的頻繁開戰(zhàn)，爭斗不已，社會混亂早已極為不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或政黨為改變這種局面，紛紛提出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張，希圖為中國的出路開出“療救的藥方”。在丁文江的倡議下，胡適、高一涵、王寵惠、羅文干、朱經農、張慰慈、王征等自命為“有職業(yè)而不靠政治吃飯”的人也結成團體，研究政治，討論社會，并于1922年的5月7日創(chuàng)辦了《努力》周報。在他們這些主張改良主義的英美派留學生看來，曾反對安福系親日賣國，五四運動時支持過學生運動的吳佩孚有別于其他軍閥，是可以扭轉時局的人。因此寄希望于通過吳佩孚的努力，實現(xiàn)南北統(tǒng)一，在北京組成一個有“好人”參政的政府。這樣，便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改變中國分裂的政治現(xiàn)狀，由大亂走向大治。正是基于這種考慮，胡適撰寫了《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寫作中他覺得“此文頗可用為一個公開的宣言”,便于5月11日夜脫稿時，“打電話與守常(即李大釗)商議，定明日在蔡先生(即蔡元培)家會議，邀幾個‘好人’加入”。結果大家對文稿“略有討論，修改了幾處”,便都同意列名①。5月14日，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湯爾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陶孟和、朱經農、張慰慈、高一涵、徐寶璜、王征、丁文江、胡適等十六人(其中多為北京大學教員)聯(lián)合署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在《努力》周報第二期上正式發(fā)表，公開提出了“好人政府主義”的主張。
胡適等人指出：“我們以為現(xiàn)在不談政治則已，若談政治，應該有一個切實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我們以為國內的優(yōu)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么(全民政治主義也罷，基爾特社會主義也罷，無政府主義也罷),現(xiàn)在都應該平心降格地公議‘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xiàn)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們應該同心協(xié)力的拿這個共同目標來向國中的惡勢力作戰(zhàn)”。所謂的“好政府”,一方面“要有正當?shù)臋C關可以監(jiān)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另一方面要“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fā)展”。為此，他們提出政治改革的三項基本要求，即“憲政的政府”、“公開的政府”和“有計劃的政府”。
關于政治改革的具體主張，胡適等人提出以下六項：(一)早日召開南北和平會議；(二)以舊國會、制定憲法等項為南北議和的條件； (三)裁兵； (四)裁官； (五)改良選舉制度；(六)公開財政。這些主張如何實現(xiàn)呢？他們認為：“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币虼?，“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奮斗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yōu)秀分子，應該為自衛(wèi)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斗”,由這樣的“好人”組成“好政府”。他們還指出：民國初年的新氣象是由于“國中優(yōu)秀分子加入政治運動的效果”,而民國五六年以來“國家破產丟臉到這般田地”,是因為“好人袖手看著”造成的，故此號召“好人現(xiàn)在可以起來了！”
胡適等人把中國政局敗壞的原因歸之為“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來當政；把解決問題的出路放在“好人”掌權、制定憲法、恢復國會和裁兵、裁官等方面，表現(xiàn)出在政治上的幼稚。其實質是在不觸動封建軍閥政權前提下的一種改良，是資產階級改良派軟弱的政治要求。
胡適等人的好人政府主義，對于玩弄“恢復法統(tǒng)”騙局的直系軍閥來說是大有用處的，正好被其用來裝飾門面。果然，《我們的政治主張》發(fā)表后，曹、吳“恢復法統(tǒng)”的步伐明顯加快。5月15日，長江上游總司令孫傳芳率部下通電響應吳佩孚的呼吁，稱“南北統(tǒng)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后防，統(tǒng)一之歸束，即當以恢復法統(tǒng)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復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法，共選副座”。19日，曹錕、吳佩孚與直系各督聯(lián)名通電，征求民意。24日，民六國會參議院議員王家襄等26人，眾議院議員吳景濂等42人在天津舉行臨時會議，而后通電全國，依法自行集會。28日，曹錕、吳佩孚復電贊成恢復舊國會。孫傳芳立即呼應，明確提出請南北兩總統(tǒng)同時退位。翌日，江蘇督軍齊燮元徑自打電報給徐世昌，促其下野。在直系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徐世昌無奈于5月31日通電表態(tài)：“斡旋運數(shù)，挽濟危亡，本系鄙人初戀。鄙人力不能群賢協(xié)謀以成其意，更屬求之而不得之舉。一有合宜辦法，便當束身而退，決無希戀?！?br>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吳景濂等為首的一百五十余名民六國會議員在天津開會，通電全國，即日行使職權，取消南北兩政府，另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辭職，下令由國務院攝行職務。曹錕、吳佩孚領銜聯(lián)合十省區(qū)的督軍、省長，通電“恭迎我黎元洪大總統(tǒng)依法復職”。初時，黎元洪尚半推半就，表示“倘無統(tǒng)一及裁兵之保證，決不貿然復職”。章太炎亦從上海致函，勸其“杜門高枕，偃仰三月，以待時之歲”,告誡他謹慎從事，免受曹、吳的耍弄。吳佩孚則通過金永炎告之：“時機稍縱即逝，此時若再討價還價，即我亦無能為力?！崩柚車恼鸵舶侔銘Z恿。在此情況下，黎元洪乃于6月11日發(fā)表通電：“先行入都，暫行大總統(tǒng)職權，維持秩序，候國會開會，聽候解決?！鄙院螅瑢O中山亦在陳炯明的逼迫下離粵赴滬，南北總統(tǒng)問題宣告解決，曹、吳之目的初步實現(xiàn)。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銷1917年6月的解散國會令。同時，在津的民六國會議員移北京集會。6月16日，參眾兩院呈達大總統(tǒng)，聲明本年8月1日繼續(xù)開會。陳炯明發(fā)動叛亂后，護法議員也離粵赴滬，組“法統(tǒng)維持會”留滬，另有部分議員主張赴京集會并陸續(xù)北上。故北京國會得有半數(shù)議員報到，遂如期正式開會，繼續(xù)第一屆國會第二次常會，是為舊國會的第二次恢復。一時之間，仿佛中華民國真的又“法統(tǒng)重光”了。
其實，中華民國的政權掌握在封建軍閥手中，又焉能會有資產階級屬性的“法統(tǒng)重光”。曹錕要恢復法統(tǒng)，目的全在于自己當總統(tǒng)，這本是吳佩孚所贊同的。但吳的考慮是要利用法統(tǒng)做工具，先統(tǒng)一南方，再擁曹上臺；而曹則以取得總統(tǒng)為惟一目標，南方的統(tǒng)一與否置于其次。彼此的意圖未免有緩急之別，各自的左右也隨這分為兩派，從而使津保派和洛派間的界限愈見清晰。
黎元洪入京就職后，局勢并不穩(wěn)定。督廢不了，兵裁不成，內閣卻似走馬燈般地變換。黎復位之初，想以伍廷芳為國務總理，因直系反對，暫命顏惠慶署理國務總理組織內閣。由于所定閣員大多不肯出任，一月后又請王寵惠代理。8月，國會開會后，黎元洪請?zhí)平B儀組閣，仍為吳佩孚所不容，反提出與孫中山接近的王寵惠組閣的主張。吳佩孚認為，由好人政府主義的鼓吹者出面組閣，再容納幾個“好人”入閣，既可裝璜門面，撈取政治資本，又能通過親信控制內閣，且還可以利用王寵惠，結好孫中山，達到打擊黎元洪、張作霖和段祺瑞等人的目的。黎元洪手無兵權，只得聽從吳佩孚擺布。經過一番周折，解除了唐內閣。9月19日，王寵惠在吳佩孚的支持下出任國務總理并正式組閣，成員如下：
外交總長 顧維鈞 財政總長 羅文干 司法總長 徐謙 教育總長 湯爾和 內務總長 孫丹林 海軍總長 李鼎新 陸軍總長 張紹曾 交通總長 高洪恩 農商總長 高凌霨
以上閣員之中，吳佩孚的嫡系多居要職，故有“洛派內閣”之稱；又因王寵惠、湯爾和、羅文干均署名《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系鼓吹“好人政府主義”的“好人”,且與顧維鈞皆為亦學亦仕的英美派人物，不屬于國內派，故又有人稱這屆內閣為“好人內閣”或“好人政府”。而事實上，王寵惠等“好人”和“好人政府”都不過是吳佩孚掌中的工具。
吳佩孚牽制內閣，令曹錕十分不悅；加之“好人政府”傾向吳佩孚，向洛派提供的軍費遠遠超過保派，更使矛盾激化，倒閣運動隨之興起。先是保派的王承斌、齊燮元、田中玉等人在曹錕的指使下聯(lián)名反吳，稍后又有旨在倒閣的“羅案”發(fā)生，“好人政府”剎時內便處于風雨飄搖之中。11月18日，受保派慫恿的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借口財政總長羅文干在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時有受賄之事，要求黎元洪將其逮捕，送交地方檢察廳審辦。是謂“羅案”。
羅文干本系清末留英學生，獲有牛津大學碩士學位，經王寵惠邀請入閣主政。接印時，北京政府“財政涸竭”、“庫空如洗”,已到了羅掘具窮的地步。為解燃眉之急，羅文干自認為有吳佩孚的支持，乃孤注一擲，簽訂了奧國借款展期合同。內閣可從中得到60萬元，以10萬元充中央政務費，50萬元平分給津、保、洛派。為免節(jié)外生枝，采取了不交國會討論和不經總理批準的快捷辦法簽字。此舉不僅令曹錕惱火，同時也引起了國會的不滿，故有“羅案”之發(fā)生?？蓱z一介書生羅文干，不知不覺中陷入曹、吳失歡、直系分裂的政治漩渦，成了封建軍閥的犧牲品。
11月19日，府院召開聯(lián)席會議，眾閣員感喟總統(tǒng)違法，黎也答應放人并擬令交法院辦理。但吳景濂、張伯烈又率多名議員阻止黎元洪署印。20日，吳佩孚電責黎元洪非法捕羅，“政事荒謬離奇，實所少見，羅案手續(xù)殊屬不成事體”③。曹錕立即反擊，于23日發(fā)表通電，“歷數(shù)羅文干私簽承認粵債合同罪狀，為國會揚聲援，務請將羅案徹底查辦治罪，以為賣國者戒！”④曹錕之電實屬一箭雙雕，一面可以見好國會，為今后謀選總統(tǒng)做準備；一面又可以改組內閣，以便乘勢將其私人推出組閣，并將閣中內務、財政、交通等重要部門攫為己有。此電一出，早已不滿吳氏專權的直系諸將群起通電，紛紛表示了背吳擁曹的明確態(tài)度。諸如齊燮元、張錫元、蔡成勛、杜錫珪、熊炳奇、蕭耀南、馮玉祥等，甚至連吳素來倚重的把兄弟張福來也表示“只知服從大帥(指曹錕),擁護大帥而不知其他”。直系津保派與洛派裂痕顯形。
團結直系，利用法統(tǒng)，實現(xiàn)統(tǒng)一，本是吳佩孚的“宏愿”。而今“羅案”發(fā)生，直系內訌，大局破壞，竟致眾叛親離。在此形勢下，吳佩孚只得讓步，于24日通電表示對“羅案”毫無成見，對曹錕始終服從，對元首始終擁護。王寵惠的“好人內閣”失去了軍人吳佩孚的支持，頓時失去了靠山，立即垮臺。11月25日，王寵惠宣布辭職。29日，汪大燮署理閣務?！昂萌苏眱H存七十余天即告夭折。
“好人內閣”的垮臺，標志著好人政府主義的徹底破產；而“好人政府”的浮沉，則充分證明在封建軍閥的統(tǒng)治之下，任何改良主義都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