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文《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 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 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 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于人而取于人耶？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耶？ 蘄勝于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將蘄至于古于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yǎng)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雖然，學(xué)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dāng)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陳言之務(wù)去，戛戛乎其難哉！ 其觀于人，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后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wù)去之，乃徐有得也。當(dāng)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于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yǎng)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于成乎！ 雖幾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 雖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 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 其無足樂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唐代的古文運動，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是從李華、蕭穎士、元結(jié)、梁肅、獨孤及、柳冕、韓愈、柳宗元等人逐步完成的。韓、柳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不僅使古文運動的理論更系統(tǒng)完善，而且成功地用之于創(chuàng)作實踐，是眾所公認的唐代古文運動的領(lǐng)袖人物。

韓愈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改革的時代。政治上的永貞革新，經(jīng)濟上的漕運法和兩稅法等的實施，文化上的古文運動和新樂府運動，都是為了改革。

韓愈所領(lǐng)導(dǎo)的古文運動，實際上就是一次振興儒學(xué)的運動。他曾一再地表明：“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所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xué)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哀辭后》)“讀書以為學(xué)，纘言以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蓋學(xué)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送陳秀才彤》)“其所著皆約六經(jīng)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上宰相書》)這里所說的“道”，就是儒道。學(xué)古文是為了守道，學(xué)古文是為了傳古道。道是目的，文是貫道的工具，這就是韓愈所以要發(fā)動古文運動的目的。為了擴大古文運動的影響，韓愈常常憑借其社會地位來鼓勵后進之士也走他們的道路，并且利用回答后進之士向他們行卷以請求提拔和教益的機會大力宣傳他的那一套文學(xué)主張，《答李翊書》就是其中的一例。

《答李翊書》寫于貞元十七年(801)。在《與祠部陸員外書》中，韓愈曾盛贊李翊有“出群之才”?？墒?，有人認為“篇中所論，翊殆不足與聞”。因而，有“李翊或作李翱”之說。究竟是李翊，還是李翱，不是本文要論證的范圍，我們的任務(wù)是對《答李翊書》的內(nèi)容進行分析。

所謂《答李翊書》，自然就是對于李翊所提出的問題的答復(fù)。遺憾的是，由于看不到李翊的原文，因而也就不可能知道李翊向韓愈提出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樣的問題。但從韓愈所說的“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的話中可以想到，李翊所提出的一定是關(guān)于作文的問題，也就是“立言”的問題。

有兩種“立言，“蘄勝于人而取于人耶？ 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耶”，前者指的是時文，后者指的是古文。時文，也就是駢文，是韓愈所極力反對的，當(dāng)然不會告訴李翊去如何作這樣的文了，只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蘄勝于人而取于人，則固勝于人而可取于人矣”，便置之不論。“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于勢利，養(yǎng)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闭f得詳盡具體，而且難度大，要求高，不乏贊美之意，德是“根”和“膏”，言是“實”和“光”?！叭柿x”，就是道德。韓愈在《原道》中說：“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所以說“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因此，只有長時期地、不間斷地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yǎng)，才能成為古之立言者。在《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中，韓愈曾說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其有德而有言也?！彼^“將蘄至于古之立言者……”一句，也就是“有德者必有言”的意思?！暗隆焙汀把浴笔莾蓚€不同范疇的概念，然而二者又有聯(lián)系。就言的內(nèi)容來說，有德之言，這就是真正的言論，即所謂從血管里流出來的是血，從水管里流出來的是水?！坝械抡弑赜醒浴?，正是從言的內(nèi)容方面來說的。梁代蕭綱曾經(jīng)說過一句名言：“立身先須謹(jǐn)重，文章且須放蕩?！钡谝痪湓挷贿^是門面，第二句話才是本質(zhì)。事實上，梁時代的作家們，文章固然放蕩，而立身則不一定謹(jǐn)重。這種文、行分裂的思想，直到韓愈的時代，余波尚存。針對這種思想，韓愈提出了“有德者必有言”，強調(diào)作家們自我道德修養(yǎng)的重要，還是很有積極意義的。

那么，怎么樣進行道德修養(yǎng)，從而成為能“言”者呢？韓愈以自身為例作了一番現(xiàn)身說法： 第一，要選定應(yīng)該讀的書，那就是“三代兩漢之書”;立下不可動搖的志，那就是“圣人之志”，并要苦思冥思、如醉如癡地去追求。寫文章的時候，一定要去掉那些不符合圣人之道的陳詞濫調(diào)。這是很難的。對于別人的非難和嘲笑也不放在心上。這是第一階段。第二，要繼續(xù)努力，直到可以識別“古書之正偽”。對于那些雖然正確，可并未達到最高境界的思想，能夠區(qū)分黑白，對于那些虛偽的和不正確的東西堅決擯棄。這時寫起文章來，文思就通暢，“汩汩然來矣”。有人對自己的作品恥笑時，就高興；稱贊時，就擔(dān)憂，說明還有陳詞濫調(diào)存在。這是第二階段。第三，達到了“浩乎其沛然”的境界，寫作時還是要細心地去省察有沒有什么雜質(zhì)，省察的結(jié)果的確是“其皆醇也”，那就可以放開手去寫了。雖然到了這樣的境界，還必須繼續(xù)不斷地加強修養(yǎng)，要做到“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畹嚼?，學(xué)到老，一輩子都得不斷地加強修養(yǎng)。這是為什么呢？“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在這里韓愈又作了一個比喻： 氣如水，言如浮物。韓愈所說的“氣”，也就是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浩然之氣”，也就是正氣。正氣就是真理。手中有真理，氣自然就可以盛起來了?！皻馐?。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因此，就應(yīng)該不斷地加強修養(yǎng)?？墒?，氣可以和水相比嗎？“水大而物之浮者”，的確可以“大小畢浮”;那么，“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能夠“皆宜”嗎？說話，作文章，有一個方式和方法問題又有一個表達技巧問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是屬于表達的方式、方法或者說是一個技巧方面的問題。所謂“理直氣壯”，手中有真理，只能保證內(nèi)容的正確，并不一定能保證表達得恰當(dāng)或巧妙。因而，把氣比作水就是不確切的了。這種不確切的比喻，很容易導(dǎo)致不重視藝術(shù)技巧的偏向。

不過，韓愈所談的他的學(xué)習(xí)古文的經(jīng)歷和過程還是很有意義的。特別是他所提出的“惟陳言之務(wù)去”更有價值。文貴創(chuàng)造，如果通篇都是夸張和濫話，那是只能令人望而生厭的。然而，對這句話的理解，也曾產(chǎn)生過這樣的偏向，例如李翱說：“假令述笑曬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答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fù)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币驗榍叭艘延眠^了就不能再用這樣的一些詞，必須自己去創(chuàng)造新的詞匯，這才是“造言之大歸”，那么，這樣的創(chuàng)新，誰還能讀得懂呢？這自然是對“惟陳言之務(wù)去”的一種曲解。

在韓愈發(fā)動古文運動之前，文壇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是駢文。因而，在文章的最后，韓愈很有鼓動性地說道：“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與舍屬諸人?！薄吧釀t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這種不顧個人利害得失、一心一意為事業(yè)著想的精神，也是非常寶貴的。文學(xué)，畢竟不是沽名釣譽的工具，缺乏獻身精神，是創(chuàng)作不出偉大作品的。應(yīng)該說這也是《答李翊書》的價值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