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 “深于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然而據(jù)我的經(jīng)驗，得到“深于世故”的惡謚者，卻還是因為 “不通世故” 的緣故。

現(xiàn)在我假設(shè)以這樣的話，來勸導青年人——

“如果你遇見社會上有不平事，萬不可挺身而出，講公道話，否則，事情倒會移到你頭上來，甚至于會被指作反動分子的。如果你遇見有人被冤枉，被誣陷的，即使明知道他是好人，也萬不可挺身而出，去給他解釋或分辯，否則，你就會被人說是他的親戚，或得了他的賄賂；倘使那是女人，就要被疑為她的情人的；如果他較有名，那便是黨羽。例如我自己罷，給一個毫不相干的女士做了一篇信札集的序，人們就說她是我的小姨；紹介一點科學的文藝理論，人們就說得了蘇聯(lián)的盧布。親戚和金錢，在目下的中國，關(guān)系也真是大，事實給與了教訓，人們看慣了，以為人人都脫不了這關(guān)系，原也無足深怪的。

“然而，有些人其實也并不真相信，只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凌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并不相干，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jié)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jīng)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guān)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于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后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我事后才悟到打斷了他們的興致，是不應該的。

“所以，你最好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但更好是不開口； 而在更好之上的是連臉上也不顯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樣來……”

這是處世法的精義，只要黃河不流到腳下，炸彈不落在身邊，可以保管一世沒有挫折的。但我恐怕青年人未必以我的話為然；便是中年，老年人，也許要以為我是在教壞了他們的子弟。嗚呼，那么，一片苦心，竟是白費了。

然而倘說中國現(xiàn)在正如唐虞盛世，卻又未免是“世故”之談。耳聞目睹的不算，單是看看報章，也就可以知道社會上有多少不平，人們有多少冤抑。但對于這些事，除了有時或有同業(yè)，同鄉(xiāng)，同族的人們來說幾句呼吁的話之外，利害無關(guān)的人的義憤的聲音，我們是很少聽到的。這很分明，是大家不開口；或者以為和自己不相干；或者連“以為和自己不相干”的意思也全沒有?！笆拦省鄙畹讲蛔杂X其“深于世故”，這才真是“深于世故”的了。這是中國處世法的精義中的精義。

而且，對于看了我的勸導青年人的話，心以為非的人物，我還有一下反攻在這里。他是以我為狡猾的。但是，我的話里，一面固然顯示著我的狡猾，而且無能，但一面也顯示著社會的黑暗。他單責個人，正是最穩(wěn)妥的辦法，倘使兼責社會，可就得站出去戰(zhàn)斗了。責人的“深于世故”而避開了 “世”不談，這是更 “深于世故”的玩藝，倘若自己不覺得，那就更深更深了，離三昧境蓋不遠矣。

不過凡事一說，即落言筌，不再能得三昧。說“世故三昧”者，即非“世故三昧”。三昧真諦，在行而不言； 我現(xiàn)在一說“行而不言”，卻又失了真諦，離三昧境蓋益遠矣。

一切善知識，心知其意可也，唵！

十月 十三日。

本文最突出的特點是反話正說。文章中，作者以假設(shè)性的語言，裝出作古正經(jīng)的面孔，講出看似正確實則乖謬的道理，從而產(chǎn)生了深刻的諷刺效果。文章通過分析揭示的處世的精義是“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不開口”，不表態(tài)。它披著 “真理”的外衣，卻包裹著錯誤的內(nèi)涵。雖然文章所揭示的這個處世的精義是經(jīng)作者分析論證，有根有據(jù)，看似言之成理的，但它實際上并不符合作者的本意。魯迅一生堅持真理，主持正義，敢于斗爭，最厭惡“莫問是非曲直，一味附和著大家”，“不開口”，不表態(tài)的圓滑的處世態(tài)度。但文中的魯迅 卻以 “世故老人” 的口吻講出為人處世的“精義”，將錯誤的東西推展出來，讓人們在欣賞中深悟其謬，這正是本文寫作上的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