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先生是我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很早從事文學散文寫作的一個先驅作家。他在二十年代初期即開始執(zhí)筆譯書、作畫、寫文章，《漸》則是他在1925年立達學園從事教育工作時寫的第一篇散文。

子愷寫《漸》時，剛從日本回國不久，他在浙江白馬湖春暉中學擔任了一個時期的教職后，與幾個友人一起來到上海，在虹口老靶子路辦起了立達中學，后遷校至江灣，改建為立達學園。他是西洋畫科的負責人。當時他不過二十八歲，一邊教書，一邊作畫，在《文學周報》、《小說月報》、《教育雜志》、《東方雜志》等刊物發(fā)表了不少畫作。這些畫作，大多是抒寫古詩意境，和反映童心的兒童生活速寫，在形式上有日本畫家竹久夢二和蕗谷虹兒的畫風影響，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吸收了中國畫的傳統技法，成為國內別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的“子愷漫畫”，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

同樣，子愷散文在中國文壇上也獨樹一幟。它的特點是思想感情誠懇真摯，文字語言樸素自然，和子愷為人一樣，并無半點虛偽矯揉做作之處。子愷散文的另一個特點是內容常富有哲學意味，這與他以李叔同(弘一法師)為師有關。李叔同在出家前，曾在浙江第一師范學校擔任美術、音樂教師，子愷十七歲就考進這個學校，與李叔同接近。他的早期作品，不論漫畫還是散文，都有較多的佛教出世思想。

人們讀《漸》，常感到作者好像在和讀者促膝談心，他的態(tài)度謙和，語言娓娓動聽，字里行間滲透著作者發(fā)自肺腑的思想感情。這種經過深思熟慮而從容地吐露出真情實感的文風，人們在形式上常稱之為“隨筆”?！稘u》正是子愷《緣緣堂隨筆》中的一篇至情至性之作。

雖然子愷當時入世并不深，但他通過佛學信仰上的沉思，徹悟到人生的無常，不免發(fā)出第一聲悲嘆。他對人世歹相：天真爛漫的孩子，變成貪得無厭的成人； 如花似玉的少女，變成坐在火爐旁邊的老婆子；血氣方剛的青年，變成頑固衰頹的老頭子，都歸結為“造物主”對人的玩弄。而玩弄的方法則是“漸”。他說：“‘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為恒久不變。這真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詭計！”而人卻被蒙在鼓里，一點也不察覺，因而堪受這樣的折磨。只有少數幾個“能勝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壽命的人”，他們能識破“漸”的秘密，不受造物主的欺騙，他們能“收縮無限的時間并空間于方寸的心中”，那才是“大人格”、“大人生”。

從意義上來看，這篇散文的思想無疑是很消極的。他這里所說的“收縮無限的時間并空間于方寸的心中”，實際上即是佛經上所經常宣揚的“人生如夢”，因而勸人“看破紅塵”。所以后來子愷先生自己也曾向朋友承認那篇文章“很消極”。但是從散文寫作的藝術來講，這篇文章確是作者當時至性至情的流露。郁達夫曾盛贊子愷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遠超出他的畫筆之上”，《漸》正是這樣的作品。你看它娓娓而談，訴述著作者對人生的感嘆，他把人世比作旅客乘車，有的寧犧牲自己暫時的安樂而讓座于弱者，以求心的太平； 有的見眾人爭先下車，而退在后邊，高呼“勿要軋，總有得下去的！” 他要求世人都要像這些不搶先的讓座乘客那樣，在人世做“明達之人”。他的文字是這樣樸實無華，感情又是這樣坦露無遺，讀著這樣的作品，真像春夜在燈下傾聽談心，夏日在溪邊看流水細語。

子愷的散文隨著他的經歷，有發(fā)展，有變化?！稘u》是他的散文的起步，有一定的代表性。從藝術上來看，它可以說是現代散文中“隨筆”形式的一種典型之作。從思想上來談，它是子愷在二十年代出世思想的代表作。到了三十年代，子愷有一些散文如《吃瓜子》，已開始不再停留在《漸》那個思想階段，雖然當時他仍在冷眼旁觀人世，但他已經意識到一種可怕的命運在等待著我們的民族，當他細細描寫了中國人吃瓜子的絕技以后，禁不住驚嘆著說道：“試看糖食店、南貨店里的瓜子的暢銷，試看茶樓、酒店、家庭中滿地的瓜子殼，便可想見中國人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消磨去的時間，每年統計起來為數一定可驚。將來此道發(fā)展起來，恐怕是全中國也可消滅在‘格，呸’、‘的的’的聲音中呢。我本來見瓜子害怕，寫到這里，覺得更加害怕了。”(《吃瓜子》) 所以《漸》也只能算是子愷二十年代思想的代表作品。到了1937年抗日戰(zhàn)爭開始，炮火摧毀了子愷的“閑居”之地緣緣堂，也把子愷從“象牙之塔”中召喚了出來，走向了與人民一起流亡逃難的道路。他的《辭緣緣堂》和《還我緣緣堂》等作品，都反映了他早期理想世界的破滅，和對新的生活的追求。如果說“漸”有使天真的孩子變成世故的成人，使美麗的姑娘變成丑陋的老婆子的作用，那么也請看看“漸”也有這樣的本領：它能使我們的作家從超世變成入世，從脫離現實變成深入現實，從悲嘆人生到真正認識人生，進而批判人生！

(徐開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