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宦光本人精通《說文》,擅長篆書，又創(chuàng)草篆一體，他說：“余不能真草而能古篆，即方丈一筆，自顧得意，至若以飛白作篆體，即上古不可得，后代不可知，自秦斯而下，居然不肯讓人，試為拈按，知余言之不妄?！?(卷上《學力》)可見他對篆體特別偏愛而又以精通篆法自負，故其論書也以篆為本。他以為上古文字各自成象，其法不傳，“世降而為篆，曰大曰小曰繆，從一法生，負抱俯仰，構結不離，猶之地天否泰，陰陽溷合，算可分坼，其法若存若亡，亦非后世可及”。篆書是中國第一次的文字統(tǒng)一，故可以說是中國文字的定形期，趙宦光肯定了篆書的這種特定歷史地位，認為篆書為后來隸、草、真、行所不及。他說：“篆書一筆不得杜撰而字字皆可變化，徒隸俗體雜陳而一筆不可轉移，何也？古者萬國人自為法，變是其本分耳，至于后世作者不興，同文有禁，所謂依樣胡盧者，非邪？此亦人之大不幸矣?！?(卷上 《權輿》) 他所謂的“徒隸書”就是指六朝碑刻之文。因篆書總匯了戰(zhàn)國以來各種書體而成，雖有統(tǒng)一的要求但變化無窮，后代的書體要求劃一規(guī)范，較少創(chuàng)新，與篆體不可同日而語。故趙氏于 《權輿》一節(jié)中論十體書，于篆曰： “大篆敦而圓，骨而逸；小篆柔而方，剛而和，筋骨而藏端楷，籀則簡縮，斯乃舒盈，書法至此無以加矣?！笨梢娝宰闀畼O則，他論及字之筋骨時云： “自 《詛楚》而下無筋，自《石鼓》而下無骨，獨秦斯能藏筋骨于皮相間?！币捕家源?、小篆為書法之最高境界。
篆書既于書史上有如此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故趙氏以為篆書可通于其他各體，他說： “字須遵古：古文煩，惟篆可法，上以溯古，下以通時，篆明而諸體具，故先字義以冠諸帖?！?《附錄·金石林緒論》)他以為篆書是介乎古文與時人之書間的書體，因古文太煩，時書太俗，而篆書上可以通古，下可以通時，故是書法中最關鍵之書體，明此則可以通眾體。他說： “書法每云學書先學篆隸而后真草，又云作字須略知篆勢，能使落筆不庸，是故文字從軌矩準繩中來，不期古而古；不從此中來，不期俗而俗。書法所稱蜂腰鶴膝、頭重末輕、左低右昂，中高兩下者，皆俗態(tài)也，一皆篆法所不容，由篆造真，此態(tài)自遠。”又說： “真書不師篆古，行草不師章分，如人食粟衣絲而不知蠶繭禾苗所出也?！?卷上《權輿》)顯然他以篆為真書之基礎，能熟諳篆法，就可避免各種俗態(tài)，令書有所本。同時，他也主張篆書能兼取草、隸等其他書體的筆法，互相貫通，如此方能形成富于個性的風格。他說： “篆無隸法不得飛動，無草法不得古雅，無斯法不得嚴肅，一篆如此，展轉可推。”這正是他本人創(chuàng)造草隸的理論依據(jù)。然他以為不知篆法則流于時俗之病，字便顛躓不正，故力倡以篆為本，而鄙棄時下卑俗的書風。他說：
字有三品，曰庸、曰高、曰奇，庸之極致曰時，高之極致曰妙，奇之極致便不可知。……吾又惡庸，庸人趨時，作世俗事業(yè)，便無出頭日，佛法中學道時寧落地獄，不愿畜牲，近之矣。曰：寧惡毋庸，有說乎？曰：有。惡故自儫唾罵者載道，自然有日自覺其丑態(tài)；庸俗之作，甄別者世不多見，十人九人贊嘆其美，歷世愈久，庸根愈深，落此深坑，何時出離。(卷下 《評鑒》)
他以佛教學道時所說的“寧落地獄，不愿畜牲”為喻說明學書切不可沾庸俗之病。宋代的黃庭堅曾論書曰：“士大夫處世，可以百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yī)矣?！闭c趙氏這里所說的意思相同。只是趙氏將遵古的傾向與避俗聯(lián)系在一起，他以為俗又分為若干種： “字避筆俗，俗有多種，有粗俗，有惡俗，有村俗，有嫵媚俗，有趨時俗，粗俗可，惡俗不可，村俗尤不可，嫵媚全無士夫氣，趨時則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世人顧多尚之，目為通方者有矣。此以惡紫特甚，須痛懲之?！?卷下《評鑒》)可見他尤鄙嫵媚時俗之態(tài)，原因就在于此種時俗最易蠱惑人心，使人迷不知返，危害極深，故他寧取惡俗而不取時俗： “好古不知今，每每入于惡道，趨時不知古，侵侵陷于時俗，寧惡毋俗，寧俗毋時，惡俗有覺了之日，時俗則方將軒軒自好，何能出離火坑。”(卷下《評鑒》)他主張察今知古，在比較中有所取舍，“不見古人書，不能灑俗，不見今人書，不能祛妄”。(卷下 《評鑒》)
趙宦光論書的尊古傾向是極為明顯的，他以為書體代降，由篆變隸，由隸變真，真變?yōu)椴?，愈出愈下，故他主張學書宜取法乎上，求其本原： “學書須徹上徹下，上謂知其本原來歷，下謂采其末流孫枝，知本則意思通而易為力，求原則筆勢順而易為功。何謂本？字必晉唐，晉唐必漢魏，漢魏必用秦篆隸，篆隸必籀、斯、邕、鵠，此數(shù)家又須仿之鼎彝銘識而后不為野狐惑亂?！?卷上《學力》)他直欲追溯遠古，取法鐘鼎彝銘，其尊古的傾向于此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