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氾論訓〕　北楚有任俠者^①,其子孫數(shù)諫而止之^②,不聽也?？h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fā)覺^③,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zhàn)，得免而遂反^④,語其子曰：“汝數(shù)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注釋〕 ① 任俠： 仗義行俠。 ② 數(shù)： 屢次。 ③ 廬： 住宅。事： 任俠者和盜賊有牽連的事。發(fā)覺： 被發(fā)現(xiàn)、察覺。 ④ 反： 同“返”。

【鑒賞】　游俠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在先秦兩漢時期尤其活躍，所以司馬遷和班固分別在《史記》和《漢書》中專門為其立傳。對于政府的行政治理來說，游俠作為一個特立獨行、不拘禮法的群體，在很多時候自然是被政府所打壓的，如韓非子曾把游俠作為危害社會統(tǒng)治的五種蛀蟲之一，認為“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班固在《漢書·游俠傳》中亦批評游俠“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于誅矣”。但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游俠大多都講義氣，因而要比欺壓百姓的昏庸政府強很多。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志向的司馬遷亦認為，游俠作為“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史記·游俠列傳》)。
就此而言，北楚之任俠者好行俠義，子孫屢次勸其改正而不聽，其實正是出于其為俠的本性；而后來任俠者被官府追捕時，因為受到“其所施德者”的幫助而逃過一劫，也正當歸功于其平素行義的行為。因此，從任俠者的角度來說，他的邏輯其實并沒有錯，因為“義”對他來說本就是一個不容丟棄的稟性。
但從局外人的角度來看，任俠者是只知道免于災難，而不知道怎樣從根本上杜絕災難。也就是說，任俠者只看到了由于行義使其能夠得到別人的幫助而免災，卻沒有看到如果他當初不行義、不曾幫助盜賊的話，這次災難根本就不會發(fā)生。顯然，《淮南子》在這里是取一種對于任俠者的貶斥態(tài)度的，認為他當初就不應當任俠。王冉冉教授曾對漢初的游俠政策作了如下總結：“在漢代，漢高祖由平民起家，對俠的依賴甚大，因此在漢初俠的勢力頗大，養(yǎng)士之風漫延，在當時出現(xiàn)了朱家、劇孟等一批俠士。而至漢武帝時，為了大一統(tǒng)專制政權的需要，中央政府用了各種方法來收編、打擊俠士”(《史記講讀》)。顯然，《淮南子》對于任俠者的態(tài)度正反映了漢武帝時的國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