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學是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融會的結果，現(xiàn)代新儒學則大大地借助了西方哲學，成為中西印三方文化交匯融通的產(chǎn)物。梁、熊、張等第一代人深深受到了以柏格森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賀、馮則分別受到德國哲學和美國理性主義哲學的影響；唐、牟分別構造的體系上承熊氏，卻顯示了中西印哲學在新儒學中的融會。晚近的新儒家則更作出回應世界哲學諸流派的姿態(tài)。杜維明即指出，現(xiàn)代新儒學要對基督教、馬克思、深層心理學、存在主義討論的問題作出回答。年輕的新儒家們并不致力于構造體系，但他們?nèi)谶M的西方文化因素更多。這些都使現(xiàn)代新儒學將成為中國哲學界最富有活力的一個派別。
現(xiàn)代新儒學的發(fā)展是坎坷曲折的，至今雖已蔚為大觀，但在理論上仍有許多難題未能解決。開出新外王即是要求傳統(tǒng)儒學要具備新的功能，而這些功能本來是西方文化才有的。如何能讓傳統(tǒng)儒學生長出新的功能是最大的難題。新一代儒學人物對此困境已有明醒的覺察。劉述先在1986年所寫的《當代新儒家的探索》即簡括地指出了這些困難。但是，這個難題在短期內(nèi)還不可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