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八九歲時就喜歡弄筆墨，算到現(xiàn)在，可以說以文字與世人相見， 已有25年的歷史了。這25年之中， 通共寫過了多少東西，通共有多少篇，有多少字，有多少篇是好的，有多少篇是壞的，我自己說不出， 當然也更沒有第二個人能夠說得出。原因是我每有所寫述，或由于一時意興之所至，或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由于急著要賣幾個錢，此外更沒有什么目的。所以， 到文章寫成，寄給了出版人，就算事已辦完。到出版之后，我自己從沒有做過收集保存的工作：朋友們借去看了不歸還，也就算了；小孩們拿去裁成一塊塊的摺猢猻，摺小狗，也就算了；堆在廢報紙一起，積久霉爛， 整捆兒拿去換了取燈，也就算了?！氨种闱Ы稹?，原是文人應有之美德，無如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緣故，在這上面總是沒有勁兒， 總是太隨便，太“馬虎”：這大概是一種病罷？可是沒有方法可以醫(yī)治的。

我的第二種病是健忘：非但是讀了別人的書“過目即忘”，便是自己做的文章，過了3年5年之后， 有人偶然引用， 我往往不免懷疑：這是我說過的話么？或者是有什么書里選用了我的什么一篇，我若只看見目錄，往往就記不起這一篇是什么時候寫的，更記不起在這一篇里說的是什么。更可笑的是在《新青年》時代做的東西，有幾篇玄同替我記得爛熟，至今還能在茶馀酒后向我整段整段的背誦，而我自己反是茫茫然， 至多亦不過“似曾相識”而已！

因為有這“隨做隨棄”，“隨做隨忘”兩種毛病，所以印文集這一件事，我從前并沒有考量過。近5年中，常有愛我的朋友和出版人向我問： “你的文章做了不少了， 可以印一部集子了， 為什么還不動手？”雖然問的人很多，我可還是懶著去做：這種的懶只是純粹的懶，是沒有目的和理由的。但因為他們的問， 卻引動了我的反問。我說：“你們要我印集子， 難道我的文章好么？配么？好處在那里呢？”這一個問題所得到的答語種種不同。有人說：“文章做得流利極了。”有人說：“豈特流利而已” (但流利之外還有什么， 他卻沒有說出)。有人說：“你是個滑稽文學家?！庇腥苏f： “你能駕馭得住語言文字，你要怎么說， 筆頭兒就跟著你怎么走?！庇腥苏f： “你有舉重若輕的本領，無論什么東西， 經你一說，就頭頭是道， 引人入勝， 叫人看動了頭不肯放手。”有人說：“你是個聰明人， 看你的文章， 清淡時有如微云淡月，濃重時有如狂風急雨， 總叫人神清氣爽；決不是粘粘膩膩的東西， 叫人吃不得，嘔不得?！庇腥苏f……別說了！再往下說， 那就是信口開河， 不如到廟會上賣狗皮膏藥去！

雖承受我的朋友們這樣鼓勵我， 其結果卻促動了我的嚴刻的反省。說我的文章流利，難道就不是浮滑么？說我滑稽，難道就不是同徐狗子一樣胡鬧么？說我聰明，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功力么？說我駕馭得住語言文字，說我舉重若輕，難道就不是說我沒有學問， 沒有見解，而只能以筆墨取勝么？這樣一想，我立時感覺到我自己的空虛。這是老老實實的話， 并不是客氣話。一個人是值不得自己的嚴刻的批判的；一批判之后， 雖然就未必等于零，總也是離零不遠。正如近數(shù)年來，我稍稍買了一點書， 自己以為中國總有幾部好書，朋友們也總以為我有幾部好書。不料，最近北平圖書館開一次戲曲音樂展覽會，要我拿些東西去湊湊熱鬧，我仔細一檢查， 簡直拿不出什么好書，于是乎我才恍然于我之“家無長物”。做人，做學問，做文章，情形也是一樣。若然蒙著頭向著夸大之路走， 那就把自己看得比地球更大，也未嘗不可以。若然絲毫不肯放松的把自己剔抉一下：把白做的事剔了去，把做壞的事剔了去，把做得不大好的事剔了去，把似乎是好而其實并不好的剔了去，恐怕結果所剩下的真正是好的，至多也不過一粒米大。我這樣說， 并不是要叫人喪氣，從而連這一粒米大的東西也不肯去做。我的意思卻是相反：我以為要是一個人能于做成一粒米大的東西，也就值得努力，值得有勇氣。

話雖如此說， 我對于印集子這件事， 終還是懶；一懶又是兩三年。直到廿一年秋季，星云堂主人劉敏齋君又來同我商量，而我那時正苦無法開銷中秋書帳，就向他說： “要是你能先墊付些版稅，叫我能于對付琉璃廠的老兄們，我就遵命辦理?！眲⒕芸犊鸟R上答應了，我的集子就不得不編了。但是，說編容易， 動手編起來卻非常之難：這一二十年來大半已經散失的東西， 自己又記不得，如何能找得完全呢？于是東翻西檢， 東借西查，抄的抄，剪的剪， 整整忙了半年多， 才稍稍有了些眉目?？墒呛茫?飛機大炮緊壓到北平來了！政府諸公正忙著“長期抵抗”，我們做老百姓的也要忙著“坐以待斃”，那有閑心弄這勞什子？惟有取根草繩，把所有的破紙爛片束之高閣。到去年秋季重新開始作刪校工作，接著是商量怎樣印刷，接著是發(fā)稿子、校樣子， 到現(xiàn)在第一冊書出版， 離當初決意編印的時候， 已有一年半了。

我把這部集子叫作“雜文”而不叫作“全集”， 或“選集”， 或“文存”，是有意義的， 并不是隨便抓用兩個字，也并不是故意要和時下諸賢顯示不同。我這部集子實在并不全， 有許多東西已經找不著，有許多為版權所限不能用，有許多實在要不得；另有一部分討論語音樂律的文章， 總共有20多萬字，性質似乎太專門一點， 一般的讀者決然不要看， 不如提出另印為是。這樣說， “全”字是當然不能用的了。至于“選”字，似乎沒有什么毛病，我在付印之前， 當然已經挑選過一次；非但有整篇的挑選，而且在各篇之內，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刪削。但文人通習， 對于自己所做的文章， 總不免要取比較寬容一點的態(tài)度，或者是自己的毛病，總不容易被自己看出；所以，即使盡力選擇，也未必能選到理想的程度。這是一點。另一點是別人的眼光，和我自己的眼光決然不會一樣的。有幾篇東西，我自己覺得做得很壞，然而各處都在選用著；有幾篇我比較愜意些， 卻從沒有人選用。甚而至于我向主選的人說： “你要選還不如選這幾篇， 那幾篇實在做得不好。”他還不肯聽我的話， 或者是說出相當?shù)睦碛蓙硗铱罐q。因此我想：在這一個“選”字上，還是應以作者自己的眼光做標準呢， 還是應以別人的眼光做標準呢？這問題沒有解決之前， 不如暫時不用這個字。說到“存”字， 區(qū)區(qū)大有戰(zhàn)戰(zhàn)兢兢連呼“小的不敢”之意！ 因為存也者， 謂其可存于世也。古往今來文人不知幾萬千，所作文字豈止汗牛而充棟，求其能存一篇二篇，談何容易，談何容易！借曰存者， 在我以為可存， 然無張?zhí)鞄熤罘ǎ?豈敢作“我欲存， 斯存之矣”之妄想乎？

今稱之為“雜文”者， 謂其雜而不專， 無所不有也：有論記， 有小說，有戲曲；有做的， 有翻譯的；有莊語， 有諧語；有罵人語， 有還罵語；甚至于有牌示， 有供狀；稱之為“雜”， 可謂名實相符。

語有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千古”二字我決然不敢希望；要是我的文章能于有得數(shù)十年以至一二百年的流傳， 那已是千僥萬幸，心滿意足的了。至于寸心得失， 卻不妨在此地說一說。我以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 語言是代表個人的思想情感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該赤裸裸的把個人的思想情感傳達出來：我是怎樣一個人，在文章里就還他是怎樣一個人， 所謂“以手寫口”， 所謂“心手相應”，實在是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因此，我做文章只是努力把我口里所要說的話譯成了文字；什么“結構”， “章法”， “抑， 揚， 頓， 挫”，“起，承，轉，合”等話頭，我都置之不問，然而亦許反能得其自然。所以，看我的文章，也就同我對面談天一樣：我談天時喜歡信口直說，全無隱飾，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喜歡開頑笑，我文章中也是如此；我談天時往往要動感情，甚而至于動過度的感情，我文章中也是如此。你說這些都是我的好處罷， 那就是好處；你說是壞處罷，那就是壞處；反正我只是這樣的一個我。我從來不會說叫人不懂的話，所以我的文章也沒有一句不可懂。但我并不反對不可懂的文章， 只要是做得好。譬如前幾天我和適之在孫洪芬先生家里，洪芬夫人拿出許多陶行知先生的詩稿給我們看。我們翻了一翻， 覺得就全體看來，似乎很有些像馮玉祥一派的詩；但是中間有一句“風高誰放李逵火？”我指著向適之說： “這是句好句子?！边m之說： “怎么講法？”我說：“不可講，但好處就在于不可講?！边m之不以我說為然， 我也沒有和他抬杠下去， 但直到現(xiàn)在還認這一句是好句子。而且， 我敢大膽的說： 天地間不可懂的好文章是有的。但是，假使并不是好文章， 而硬做得叫人不可懂， 那就是糟糕。譬如你有一顆明珠， 緊緊握在手中， 不給人看，你這個關子是賣得有意思的；若所握只是顆沙粒， 甚而至于是個干矢橛，也“像煞有介事”的緊握著， 鬧得滿頭大汗， 豈非笑話！ 我不能做不可懂的好文章， 又不愿做不可懂的不好的文章，也就只能做做可懂的文章， 無論是好也罷， 不好也罷；要是有人因此說我是低能兒， 我也只得自認為活該！

還有一點應當說明， 就是一個人的思想情感， 是隨著時代變遷的， 所以梁任公以為今日之我， 可與昔日之我挑戰(zhàn)。但所謂變遷， 是說一個人受到了時代的影響所發(fā)生的自然的變化， 并不是說抹殺了自己專門去追逐時代。當然， 時代所走的路徑也許完全是不錯的。但時代中既容留得一個我在， 則我性雖與時代性稍有出入，也不妨保留，借以集成時代之偉大。否則， 要是有人指鹿為馬， 我也從而稱之為馬；或者是，像從前八股時代一樣，張先生寫一句“圣天子高高在上”， 李先生就接著寫一句“小百姓低低在下”，這就是把所有的個人完全殺死了，時代之有無，也就成了疑問了。好像從前有這樣一個笑話，說有一個監(jiān)差的， 監(jiān)押一個和尚， 隨身攜帶公文一角，衣包一個， 雨傘一把， 和尚頸上還戴著一面枷。他恐防這些東西或有遺失，就整天的喃喃念著：“和尚，公文，衣包， 雨傘，枷?！币惶焱砩希?和尚趁他睡著，把他的頭發(fā)薙了；又把自己頸上的枷， 移戴在他頸上，隨即就逃走了。到明天早晨，他一覺醒來，一看公文，衣包，雨傘都在，枷也在，摸摸自己的頭， 和尚也在， 可不知道我到那里去了！所謂“抓住時代精神”，所謂“站在時代面前”，這種的美談我也何嘗不羨慕，何嘗不想望呢？無如我不愿意抓住了和尚丟掉了我自己， 所以，要是有人根據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數(shù)點而斥我為“落伍”， 為“沒落”，我是樂于承受的。

把這么許多年來所寫的文字從頭再看一次，恍如回到了煙云似的已往的生命中從頭再走一次，這在我個人是很有趣味的；因此，有幾篇文章之收入，并不是因為我自己覺得文章做得好，而是因為可以紀念著某一時的某一件事或某一種經驗；或者是， 因為可以紀念我對于文字上的某一種試驗或努力——這種試驗或努力，或者是失敗了，或者是我自己沒有什么成功而別人卻成功了；嚴格說來，這種的試驗品已大可扔棄， 然對于我個人終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所以也就收入了。

全書按年歲之先后編輯，原擬直編至現(xiàn)時為止，合出一厚本，將來每次再版，隨時加入新文；后因此種方法， 于出版人及讀者兩方，都有相當?shù)牟槐悖?故改為分冊出版，每三百余面為一冊。

承商鴻逵兄助我?？庇樱艿罡?、郝墀、吳永淇三兄助我抄錄舊稿，書此致謝。

1934年4月12日劉復識于平寓

(《半農雜文》，北平星云堂書店1934年版)

賞析 這是劉半農為自己的雜文集《半農雜文》寫的序言。劉半農曾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員闖將，積極響應陳獨秀、胡適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積極發(fā)表對新文學的見解，猛烈抨擊“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在當時的文化界影響極大。作為五四新文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劉半農的這本雜文集體現(xiàn)新文學的創(chuàng)作實績。在自序里，作者回顧了自己25年的創(chuàng)作歷史，總結了自己創(chuàng)作上的得失和體會。

我們必須首先清楚劉半農所說的“雜文”與魯迅先生所倡導和實踐的雜文是不同的。在魯迅先生筆下，雜文是一種文藝性的論文，是詩與政論的結合，不拘一格，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尖銳的戰(zhàn)斗性，又具有藝術審美功能的文體。而劉半農所說的“雜文”指的是多種文體的總稱， 突出了一個“雜”字，其涵蓋要比魯迅所指的“雜文”寬泛得多，正如他在序文中所說，所謂“雜文”者，“謂其雜而不專，無所不有也”。

劉半農在序言里說：“我以為文章是代表語言的，語言是代表思想感情的，所以要做文章，就該赤裸裸的把個人的思想情感傳達出來：我是怎樣一個人，在文章里就還他是怎樣一個人，所謂‘以手寫口’，所謂‘心手相應’，實在是做文章的第一個條件。”讀半農的雜文，確實有這種“文如其人”的感覺。他的文章寫得流暢、坦率和懇切，寓莊于諧。周作人對劉半農的評價是“半農的真。他不裝假，肯說話，不投機，不怕罵，一方面都是天真爛漫，對什么人都無惡意”。劉半農的這種文學主張是和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統(tǒng)一的。單從這篇序言也可以看出這一特點。對劉半農的這一主張，我們應該科學公允地看待。如果是意欲糾正那種內容上艱深晦澀，故作深沉，形式上過于華麗鋪張，提倡一種自然樸實的文風，這是很有現(xiàn)實意義的。然而，劉半農的做法也往往產生以下兩種弊端：一是作者容易在文章中自我欣賞、自我陶醉，顧影自憐，或狂呼亂喊，內容膚淺直露；二是形式上粗制濫造，缺乏美感。寫文章應該是一種藝術的創(chuàng)造過程，在作家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經驗、審美理想、是非標準寫進作品的時候，應該有所選擇、提煉。赤裸裸地表現(xiàn)自己的思想感情，敢于在作品中坦露自己的思想情懷，這種態(tài)度和勇氣是難能可貴的，但要創(chuàng)作出真正的藝術品，這種做法似乎過于簡單和草率。也許正因此，許多人對劉半農的評價是“淺”，魯迅也說，“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還說“半農確是淺”。盡管魯迅比較欣賞半農的淺，但他的淺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這與他寫文章的做法不能說沒有關系。

本文在語言上多用排比句式，還有講故事、舉例子等手法，這使文章不僅顯得活潑，而且能更好地表達作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