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以后，一直是向士大夫和民眾同時進軍。從文學的角度去看，佛教同時地向正統(tǒng)文學和俗文學進行滲透。宋元以前，主要是詩歌散文的時代。宋元以后，小說和戲曲逐步壯大，終于由附庸而蔚為大國，取詩文而代之。事實上，早在通俗小說成熟之前，在六朝的志怪、唐朝的傳奇、唐代的“說話”中，我們已經(jīng)可以感到佛教或明或暗的影響。這里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對俗文學的影響。
就中國古代文學的四種體裁(詩歌、散文、小說、戲曲)而言，小說受佛教的影響最大，詩歌受佛教的影響最小。佛教傳入中國，是在西漢朝。真正產(chǎn)生大的影響，已是六朝時期。而中國的詩歌成熟較早。從詩經(jīng)、楚辭開始，中國詩歌形成了抒情的傳統(tǒng)。況且，中國詩歌對民族語言的依賴極強。所以，佛教較難對中國的詩歌施加直接的、重大的影響。小說的情況則與詩歌不同。古代小說的源頭雖然很長，可是文言小說的成熟，已經(jīng)到了唐代；通俗小說的成熟，一直遷延至宋代。所以，西漢以后傳入中國的佛教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來施展自己的影響。況且，佛教文學長于敘事、故事性強，富于想象。這些特點正好適應了小說發(fā)展的需要。
通俗小說的先導是唐代的說話藝術(shù)。唐代的說話按照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的分類，可以分成民間的說話、宮廷中的說話、寺院里的俗講三種。元稹《酬白學士代書一百韻》詩：“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元氏自注：“樂天每與余游，從無不書名屋壁，又嘗于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已，猶未畢詞也?！薄耙恢ㄔ挕本褪抢钔薜墓适隆＠钔奘情L安名妓，“一枝花”是她的別名。這個“一枝花話”就是唐代民間說話的例子。郭湜《高力士外傳》中說：“太上皇移仗西內(nèi)安置。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jīng)、論議、轉(zhuǎn)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圣情。”太上皇就是玄宗李隆基。當時他的兒子肅宗皇帝把他幽禁在冷宮，他心情抑郁，高力士就設法替他解悶。“說話”就是講故事?？梢?，當時的說話，已經(jīng)從民間進入宮廷。這是唐代宮廷中說話的例子。至于唐代寺院里的俗講，必須追溯到六朝寺廟中的“唱導”?；垧ā陡呱畟鳌肪硪蝗冻獙А分姓f：
“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齋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螂s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后廬山釋慧遠道業(yè)貞華，風才秀發(fā)；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為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后代傳受，遂成永則。”
唱導的目的是宣講佛理。為了使人領悟，“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這就很帶藝術(shù)的意味。其效果確實也很可觀：“至如八關(guān)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眾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心形戰(zhàn)栗，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征昔因則如見往業(yè)，核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敘哀戚則灑泣含酸。于是闔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人人唱佛?！?br>及至唐代，化俗的講經(jīng)發(fā)展為俗講。近人向達有《唐代俗講考》一文，對唐代俗講作了縝密的考證。又有很多學者作了深入廣泛的探討，將唐代俗講的情況大致弄清楚了。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續(xù)集》卷五《寺塔記》最早提及俗講二字：“佛殿內(nèi)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zhuǎn)膝。元和末，俗講僧文淑(當作溆)裝之，筆跡盡矣?！蔽氖绶◣熢跁龝r是最出色的俗講僧。趙璘所著《因話錄》中提到：
“有文溆僧者，公為聚眾談說，假托經(jīng)論，所言無非淫穢鄙褻之事。不逞之徒轉(zhuǎn)相鼓扇扶樹，愚夫冶婦樂聞其說，聽者填咽寺舍，瞻禮崇奉，呼為和尚。教坊效其聲調(diào)以為歌曲。其甿庶易誘，釋徒茍知真理及文義稍精，亦甚嗤鄙之。近日唐僧以名系功德使，不懼臺省府縣，以士流好窺其所為，視衣冠過于仇讎。而淑僧最甚，前后杖背，流在邊地數(shù)矣?！?br>趙璘明顯的是一種鄙夷的態(tài)度，但是，從這段攻擊文字中可以看出，文溆的俗講是多么受到民眾的歡迎，以至造成了轟動的社會效應。段安節(jié)《樂府雜錄·文淑子》說：“長慶中俗講僧文溆善吟經(jīng)，其聲宛暢，感動里人。樂工黃米飯依其念四聲觀世音菩薩，乃撰此曲?！?br>從敦煌遺書(伯3849)中，可以得知俗講的儀式：
“夫為俗講，先作梵了；次念菩薩兩聲，說押座了；《溫室經(jīng)》法師唱釋經(jīng)題了；念佛一聲了；便說開經(jīng)了；便說莊嚴了；念佛一聲，便一一說其經(jīng)題字了；便說經(jīng)本文了；便說十波羅蜜等了；便念念佛贊了；便發(fā)愿了；便又念佛一會了；便回向發(fā)愿取散云云。已后便開《維摩經(jīng)》。講《維摩》,先作梵，次念觀世音菩薩三兩聲；便說押座了，便素唱經(jīng)文了；唱日法師自說經(jīng)題了；便說開讀了；便莊嚴了，便念佛一兩聲了，法師科三分經(jīng)文了；念佛一兩聲，便一一說其經(jīng)題名字了；便入經(jīng)說緣喻了；便說念佛贊了，便施主各發(fā)愿了；便回向發(fā)愿取散?！?br>俗講和僧講都稱講經(jīng)，但內(nèi)容不同。僧講以講解經(jīng)文為主，對象是出家人；俗講以講故事為主，對象為一般的世俗男女。日本沙門圓珍所撰《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jīng)記》(《大正藏》卷五六)中說：
“言講者，唐土兩講：一、俗講。即年三月就緣修之，只會男女，勸之輸物，充造寺資，故言俗講(僧不集也云云)。二、僧講。安居月傳法講是(不集俗人類，若集，僧被官責)上來兩寺皆申所司(京經(jīng)奏，外中州也，一日〔月〕為期)。蒙判行之，若不然者，寺被官責(云云)?！?br>俗講一面向世俗男女宣揚佛教，一面也要適應市民的興趣。俗講在當時很熱鬧，韓愈《華山女》詩中曾經(jīng)給以形象的描繪和渲染：“街東街西講佛經(jīng)，撞鐘吹螺鬧宮殿；廣張罪惡恣誘脅，聽眾狎恰排浮萍。”俗講不一定講佛教，常常涉及非宗教的內(nèi)容。例如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等等。胡三省《資治通鑒》注云：“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笨梢娝字v除了以教義爭取信徒之外，尚有斂財?shù)哪康?。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指出：“形式上，(俗講)繼承了佛教藝術(shù)的某些特點，也吸收我國民間藝術(shù)的某些長處，使俗講的藝術(shù)形式漸趨活潑。如韻散結(jié)合，加強音樂性和歌唱，就既有佛教唱導、唄贊的傳統(tǒng)，又有我國講唱文學的特色，其中敘事用駢儷，則完全是中國的特色。如為了適應文盲聽眾，俗講時鋪掛畫卷，就既是佛教藝術(shù)的特點，又有我國漢代‘圖、傳、贊’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民間說話的底本已失傳，我們無法判明當時的‘說話’和‘俗講’到底相互影響到什么程度。但和尚本非藝人，為了做佛事吸引聽眾，卻使其故事內(nèi)容和歌喉都很動聽，以至‘聽者堵咽寺舍’,則必然和吸取民間說話藝人的技巧直接有關(guān)?！?br>敦煌遺書的發(fā)現(xiàn)，使人們大開眼界，也使后人知道了六朝至唐的俗文學的情形，知道了俗講和變文是怎么回事。變文是唐代通俗文學的形式之一。它是糅合了佛教的唱導、俗講和中國的詩歌、雜賦、說話兩方面的營養(yǎng)而產(chǎn)生的文體。這種文體的特點是有說有唱、韻白結(jié)合、語言通俗。其內(nèi)容則有佛經(jīng)故事、歷史傳說和故事。
變文之為何物，曾經(jīng)在學術(shù)界引起熱烈的討論，成為周紹良、白化文所編《敦煌變文論文錄》的中心議題。應該說，對變文的解釋，尤其是在細節(jié)方面，至今還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在這里，只能介紹比較公允、圓通的觀點。所謂變，就是變化。佛教所謂變，就是顯現(xiàn)幻境，又稱變現(xiàn)。劉宋時法顯所著《佛國記》中說：“王便夾道兩邊，作菩薩五百身已來種種變現(xiàn)，或作須人拏，或作睒變，或作象王，或作鹿馬。如是形象，皆彩畫莊校，狀若生人。”據(jù)程毅中《關(guān)于變文的幾點探索》,“變相就是變現(xiàn)出來的景象，所以人們就把描繪這種變相的圖畫也叫作變”,“變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認為和佛家所謂變相有關(guān)系，變文就是變相圖的說明文字”。敦煌遺書的說唱文學名稱很多，體裁很多，變文只是其中的一種。變文本身，也有各種各樣的形式。如《舜子至孝變文》,以六言為主，是賦體；而《伍子胥變文》卻是四六文。

北魏《降魔變》(敦煌第254窟)

唐代《涅槃變》(敦煌第158窟)

變文成為后來的寶卷的直接淵源，從而又影響到后來的彈詞、鼓詞等民間說唱。早期的寶卷，多以佛教故事為題材，宣揚因果報應、佛法靈驗等。形式上以七言、十言的韻文為主，中間雜以散文?，F(xiàn)存《香山寶卷》,一般認為是宋普明和尚的作品。后來，寶卷中的世俗題材逐漸增加。作者和演出者中間出現(xiàn)了一批專業(yè)的藝人。每部寶卷通常分成二十四品，經(jīng)詞除白文、開經(jīng)偈、焚香贊和收經(jīng)偈外，大多用駐云飛、黃鶯兒、山坡羊、雁兒落、傍妝臺等曲牌組成。又多用三字兩句、四字一句的梆子腔、十字亂彈調(diào)，以便于誦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