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全唐詩·李白卷》, 第一首， 就是這首《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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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 戰(zhàn)國多荊榛。龍虎多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 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 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 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 綺麗不足珍。圣代復玄古， 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 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 眾星羅秋。我志在刪述， 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 絕筆于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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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評論家和研究者認為：這首《古風》反映了李白的文藝思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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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當然也沒錯， 不過， 要是有可能與李白先生求教的話， 他未必會首肯， 更不會認同自己是這樣子的人士：具有責任感， 負有弘揚雅正之音的使命。雖然在這首詩中， 他憂心忡忡地呼吁“大雅”之作的出現， 洋溢著“撥亂反正”的精神， 但以他一生的文學實踐衡量， 現在流傳下來的900多首詩和幾十篇文章， 他老人家也并不完全遵循這個準則， 更不會始終如一地在身體力行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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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這是李白晚年的作品， 這是根據他引用孔夫子的話， “甚矣， 吾衰也”而來。我認為一個人到了真老的時候， 往往諱言其老， 而李白在61歲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 作為一個充軍貴州的囚徒， 絕不是那么快活的， 不可能有興致去研究文學動態(tài)。但這首詩， 也不會是他春風得意那一陣寫出來的， 那時， 他在長安城里， 活得太滋潤， 太優(yōu)哉游哉， “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 哪還有心思顧及文學！我認為， 這首《古風》, 有可能是他天寶三年 (744年) 離開長安以后， 已經很失落， 但未很失敗的期間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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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正統(tǒng)的詩， 他未必堅持正統(tǒng)。對一個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來講， 要他做到絕對的皈依正統(tǒng)， 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 無異于精神的奴役。如果我們理解李白， 他在人格上， 更多的是一個悖背正統(tǒng)的叛逆者的話， 也許就不能茍同這首詩， 能夠代表他全部的文藝觀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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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學史上， 凡大師， 無不處于矛盾和思想沖突之中， 李白尤甚。一方面， 對于利祿聲名， 輝煌騰達的企羨之心， 對于立功當世， 以邀圣寵的非凡之想， 強烈得使他幾乎不能自已；一方面， 又想浪跡天涯， 徜徉山水之間， 嘯歌行游， 把酒賦詩， 及時行樂， 不受羈束。但世界上有幾個真正甘于寂寞的文人呢？不過在口頭上如此標榜罷了。唐代， 有許多在長安撈不到官做的文人， 假門假寺地要去隱遁， 可又不肯走得太遠， 就到離長安不遠的終南山當隱士。隔三差五， 假借回城稱鹽打醋的理由， 又跑到城里來窺探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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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也好， 詩人也好， 安份者少， 所以， 李白也不例外?？偸窃谏搅珠g， 不為世知， 也不是辦法， 當苦行僧， 沒得酒吃， 嘴里淡得出水， 詩寫得再好， 若不能把自己推銷出去， 也是白費功夫。于是詩人急了， 早先， 他就給荊州刺史韓朝宗上書自薦：“十五好劍術， 偏干諸侯， 三十成文章， 歷抵卿相， 雖長不滿七尺， 而心雄萬夫”, “請日試萬言， 倚馬可待”, 何“不使白揚眉吐氣， 激昂青云耶”, 渴望之情， 溢于言表。后來， 在《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中， 自抒胸懷， “申管晏之談， 謀帝王之術， 奮其智能， 愿為輔弼， 使寰區(qū)大定， ?？h清一”, 抱負之大， 就更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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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詩人的狂放性格了， 太充分的自信， 與吹牛相差無幾。不過， 就算是吹吧， 你也不能不為這位大詩人， 吹得那份大氣磅礴， 地動山搖而服氣。反觀近來那些口出狂言， 以為語驚四座者， 相比之下， 恐怕只能等于陽萎患者偶爾勃起的小意思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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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看李白急切地想建功立業(yè)， 報效朝廷， “南風一掃胡塵靜， 西入長安到日邊”, 但是， 他心靈深處那壓根兒的反潮流，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 使我不得開心顏”, 是他永遠也解不開的矛盾。最后， 他連唐玄宗的文學侍從， 供奉翰林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 也干不下去。本來李白一門心思， 參政議政， 以為從此大顯身手， 大展雄圖， 誰知李隆基卻只要他寫詩， “云想衣裳花想容”, 哄楊貴妃開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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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王眼里， 奔走宮廷的御用文人， 與華清池搓背擦澡的小太監(jiān)一樣， 不過是侍候人的。被賀知章捧為“謫仙人”的李白， 怎么受得了這種“倡優(yōu)同畜”的待遇？終于打了辭職報告， 卷起鋪蓋， 告別長安。也許， 他未必真心想走， 說不定一步一回頭， 盼著宮中傳旨讓他打道回朝， 與圣上熱烈擁抱呢！我們這位大詩人， 在興慶宮外， 左等不來， 右等不到， 只好撅著嘴， 騎著驢， 出春明門， 東下洛陽， 去看杜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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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 總是處于出世與入世， 在野與在朝， 又想吃， 又怕燙， 要不吃， 又心癢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 也是歷代統(tǒng)治者對文人不待見， 不放心， 斷不了收拾， 甚至殺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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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李白這首《大雅久不作》, 只能作為一個很特殊的例子來看。清人沈德潛編《唐詩別裁》, 也將他的這篇作品， 與他整體創(chuàng)作， 區(qū)別開來?！疤自娍v橫馳驟， 獨古風二卷， 不矜才， 不使氣， 原本阮公， 風格俊上， 伯玉《感遇詩》后， 有嗣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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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矜才使氣”, 才是詩人李白的創(chuàng)作和為人的風格。我們談作家， 談作品， 一定要區(qū)別其復雜性， 具體性， 多義性， 特殊性， 采用“一言以蔽之”的方式方法， 往往難中鵠的。每一個作家， 都是他自己， 也就是黑格爾說的“這一個”。作家與作家之間， 異同之處， 應該要大于相同之處。作家自己的作品與作品之間， 也應該如此才好。一個與別人過于相同， 與自己過于相同的作家， 我敢肯定， 是不會有太大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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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一些評論家和研究者們， 無論是拼命染黑頭發(fā)、不甘過氣的名流前輩， 還是剛長出小胡子、作深沉狀的新銳先鋒， 無論是用耳熟能詳的老語言， 還是用佶屈聱牙的新詞匯， 來分析作家與作品時， 總是習慣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 對于這類執(zhí)行“六經注我”政策的先生們， 實在令人好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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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不禁使人想起希臘神話里那個達瑪斯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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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攔路大盜， 可真是厲害， 誰要不幸住進他的客棧， 比落到《水滸傳》里那孟州路上， 十字坡旁， 母夜叉孫二娘開的人肉包子店里， 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凡住進他黑店的客人， 個頭長于鐵床者， 截短；短于鐵床者， 抻長。我不知道當下這班評論家和研究者， 怎么得到達瑪斯忒斯的衣缽真?zhèn)鳎?以鐵床邏輯行事的。反正， 在新時期文學中， 一些被尊之為“爺”一級的評論家， 那種揚之即生， 抑之則斃的霸道， 恐怕就是達瑪斯忒斯鐵床的極致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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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納入這種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 李白這首對于文學狀況的不怎么滿意的詩， 一下子就有點“高瞻遠矚”的味道了。其實， 這首《古風》中寫出來的：“圣代復玄古， 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 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 眾星羅秋”的頌德詞句， 應該看得出來， 詩人一方面借重官方， 加大他對于“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面也有討好主流意識的用心在。以求賞識和冀得擢用， 一直是李白的致命傷， 否則， 他不至于站錯隊， “為君談笑靜胡沙”, 去為野心家永王璘效力， 而流放夜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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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首詩中， 只有這兩句：“自從建安來， 綺麗不足珍”, 可稱詩膽， 也是李白寫這首詩的主旨。編《唐詩別裁》的沈德潛， 在選用這首詩后， 特地加了個注：“昌黎云， `齊梁及陳隋， 眾作等蟬噪'。太白則云， `自從建安來， 綺麗不足珍', 是從來作豪杰語?！闭f明他認同這個看法， 但是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謂建安以后也。《謝眺樓餞別》云：`蓬萊文章建安骨', 一語可證。”他引李白自己的詩， 把建安諸子區(qū)別在“綺麗不足珍”之外， 實際上， 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 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韓愈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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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 在文學領域里， 雅正之聲和綺麗之音， 這兩種思潮的抵牾， 孰高孰低， 孰輕孰重， 一直是爭議的題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個世紀， 陳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臺歌》, “前不見古人， 后不見來者”的悵惘；在李白以后的半個世紀， 韓愈的“齊梁及陳隋， 眾作等蟬噪”的否定， 都證實了從兩晉南北朝， 直至隋一統(tǒng)的三百多年間， 綺麗之音， 愈趨侈靡淫巧， 浮艷頹廢， 致使文學走進了死胡同， 喪失生機。正如有些人玩文學， 玩到最后， 把自己也玩進去一樣；看來， 李白的“大雅久不作”, “綺麗不足珍”, 顯然是有感而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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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 “甚矣吾衰也”, 說自己老了， 沒有力氣寫大作品了。但是， 他的意思很清楚， 文學不能盡是風花雪月， 吹拉彈唱， 男歡女愛， 床上功夫， 更需要像《詩經》中《大雅》那類具有史詩性質的宏篇巨制。要是好久好久沒有出現這類嚴肅的、認真的、深切的、有文學價值的反映歷史和現實的作品， 是無法向時代交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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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他在詩中表決心， “我志在刪述， 垂輝映千春。希圣如有立， 絕筆于獲麟?！币钥追蜃又觥洞呵铩返膰烂C， 整理《詩經》的熱忱， 重塑時代的黃鐘大呂。詩人雖是這樣表態(tài)， 但也不妨礙他去寫：“春風不相識， 何時入羅帷”, “玉階生白露， 夜久侵羅襪”等玲瓏剔透的小詩。雅正之聲不可或缺， 綺麗之音不可偏廢， 這兩者， 其實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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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周作人， 只有沈從文， 只有張愛玲等幾位頂尖的“紅人”, 能支撐得住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嗎？這幾位被評論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態(tài)的鼓吹， 而成神成圣的作家， 在他們筆下的20世紀前半葉， 除了精致的綺麗之音， 諸如紳士閑適， 墨客雅興；男情女欲， 悲歡愛仇；香奩脂膩， 簾卷春色；小草小花， 青山綠水外， 還能給讀者什么呢？一部沒有了魯、郭、茅， 沒有了巴、老、曹的現代文學史， 拿在手里， 還會有多么重大的份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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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21世紀， 開始一個新的千禧年的時候， 重新讀李白這首“大雅久不作”, 不知為什么， 倒頗有一點耐人思索之處。尤其在“吾衰竟誰陳”的感慨中， 透出詩人對于文學狀態(tài)那種深深的遺憾， 還帶有一些無奈， 不能不感到一種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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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有時會不厭其煩地重復， 文學史也同樣， 有時會呈環(huán)行狀態(tài)的運動方式， 走了一大圈彎路以后， 又回到始發(fā)點。在上一個千禧年來臨的時候， 公元1000年， 算起來應該是北宋真宗咸平三年， 從文學史的角度觀察， 簡直令人不勝訝異， 唐以后的梁唐晉漢周， 又重蹈兩晉以后的宋齊梁陳隋的覆轍， 等于重新拷貝了一回。“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誰陳”的局面， 又一次出現。1000年的中國文壇， 不免顯得荒蕪冷落。說是空空如也， 有一點委屈時代， 說是不甚好的年景， 或許更接近事實。比之兩百年前， 李白、杜甫的盛唐， 比之一百年前， 李商隱、李賀的晚唐， 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 也就夠后人眼花繚亂的了。但第一個千禧年鐘聲敲響的那刻， 翻開中國文學史， 宋之初， 可堪稱道的作家和作品， 屈指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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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文， 涉五季而弊?！薄端问贰返倪@個評價是很確切的。五代時以華艷詞藻寫男女情事的作品， 以《花間集》為代表的那些旅愁閨怨， 合歡離恨， 輕狂冶游， 燕婉情私， 也差不多寫到盡頭了。北宋初期的詩文， 仍受五代影響， 沒有什么起色， 也很正常。文學進入了低潮期， 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確實也是這樣， 大約過了半個世紀， 公元1050年， 到1100年， 便出現以范仲淹、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 以及蘇軾等為代表的北宋文學輝煌期。文學的斷檔， 倒有可能正是為下一個繁榮時代積蓄力量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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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想， 當代中國文學， 經歷改革開放20年來， 各式各樣的實驗和嘗試以后， 成績不可不說是偉大， 收獲不可不說是豐碩。其中， 綺麗之音這部份， 似乎也到了淋漓盡致的田地， 不知道還有什么不能寫， 不敢寫， 和不會寫的。相比之下， 大雅之聲這部分， 也就是史詩式的不朽之作， 還在人們殷切的期待之中， 望眼欲穿。坦率地講， 像唐宋八大家那樣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巨人， 像唐詩、宋詞那樣千古傳誦的名篇， 能與之相比擬的當代作家和作品， 一時間， 竟不能屈指數來， 還是很令我們后人感到汗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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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在新人輩出， 后來居上， 總結經驗， 開拓未來的年代里， 沒有理由不相信明天會更好。因為， 宋齊梁陳隋也罷， 梁唐晉漢周也罷， 都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亂不寧， 戰(zhàn)禍相繼的年代， 這期間的文學史出現空白， 斷檔， 走彎路， 是不以為奇的。如今， 民族騰飛， 國家復興， 那么， 與之相稱的“盛世文章”, “漢唐景象”, 也是自然而然必將到來的事情了。因此， 在這千載難逢的盛節(jié)里， 真誠期望第二個千禧之年， 帶來中國文學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