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督師“進剿”鄂豫皖、湘鄂西蘇區(qū)的同時，加緊策劃對中央蘇區(qū)的“圍剿”。1932年8月21日，蔣召集何應欽等在廬山商定六省“剿共”的嚴密計劃，擬定消滅贛、粵、閩邊區(qū)紅軍的辦法：粵軍直攻贛粵邊紅軍和蘇區(qū)，駐贛州、吉安、撫州、南豐各軍向宜黃、樂安紅軍包抄，切斷贛粵邊紅軍歸路，再以新調到贛各部加入，在贛東將紅軍整個消滅。由于紅軍的堅決反擊，此項戰(zhàn)略目的未能實現(xiàn)。
1932年冬，蔣介石先后擊敗鄂豫皖和湘鄂西紅軍后，即抽調部隊部署對中央紅軍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進攻。12月30日，以何應欽為總司令的贛、粵、閩邊區(qū)“剿匪”總司令部下達第四次“圍剿”江西紅軍的命令，決定分兵三路向江西中央蘇區(qū)“進剿”。以駐贛部隊大部編為中路軍，陳誠為總指揮；閩北、閩西部隊編為左路軍，蔡廷鍇任總指揮；贛南、粵北部隊編為右路軍，余漢謀任總指揮；并限令各路軍于1933年1月6日前到達指定地點，隨即實施“圍剿”計劃，總兵力達50萬人，包括29個師四個旅，兩個航空隊。其作戰(zhàn)部署是：中路軍總指揮陳誠，指揮三個縱隊，共十二個師，約十六萬人，為“進剿”軍主力。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轄蕭乾第十一師、李明第五十二師、陳時驥第五十九師，集中于宜黃、棠蔭地區(qū)，向黃陂、廣昌等地攻擊前進。第二縱隊指揮官吳奇?zhèn)?，轄李默庵第十師、霍揆彰第十四師、孫連仲第二十七師和吳奇?zhèn)ゼ媛实牡诰攀畮?，主力集中于臨川、龍骨渡地區(qū)，隨后與第三縱隊配合，向黎川紅軍主力攻擊前進。第三縱隊指揮官趙觀濤，轄周渾元第五師、周碞第六師、李延年第九師、樊崧甫第七十九師，先在金溪、滸灣附近地區(qū)集中后，與第二縱隊聯(lián)絡，然后向黎川攻擊前進。還有劉紹先第四十三師為預備隊，集中于宜黃、樂安地區(qū)后，與第一縱隊聯(lián)絡。
左路軍總指揮蔡廷鍇，指揮六個師一個旅。劉和鼎第五十六師一個旅，周志群暫編第四旅，區(qū)壽年第七十八師的兩個團，戴戟第六十一師的一個旅向光澤攻擊，并與中路軍配合。第五十六師的第一六八旅“清剿”將樂、順昌附近紅軍并維護建陽、建甌、延平間的交通安全。盧興邦新編第二師負責“清剿”永安、清流、沙縣、歸化等地紅軍，并維護永安、沙縣間的交通安全。沈光漢第六十師、第七十八師一個團，張貞第四十九師先“清剿”白沙、溪口、梅村、古田、蛟洋、坎市附近紅軍，然后向連城推進。
右路軍總指揮余漢謀，指揮六個師一個旅。李振球第一師，葉肇第二師(兩個團),張瑞貴第三師，張枚新第四師，王贊斌第四十四師，陳章獨立第二旅，“清剿”南康、尋鄔、信豐、安遠、上猶等地紅軍，并適時向北推進。李漢魂獨立第三師，維護南雄、大庾、信豐等地交通安全。
另有王懋德第二十八師及第兩師兩個團，“清剿”贛江兩岸吉安、吉水、萬安、安福、峽江、新淦、遂川等地紅軍并維護交通安全。許克祥第二十四師與陶峙岳第八師的一個旅駐南城，第八師另兩個旅駐南豐，“清剿”兩城間的紅軍并維護交通安全。李云杰第二十三師為總預備隊，機動控制于南城西北的滕橋附近。航空第三、第四兩隊，以南昌為空軍基地，與各路“進剿”軍協(xié)同作戰(zhàn)，并擔任偵察、轟炸及通信聯(lián)絡。
1933年1月29日，蔣介石從南京到達南昌，親自坐鎮(zhèn)指揮對中央蘇區(qū)進行第四次“圍剿”。30日，蔣介石在南昌國民黨江西省黨部作《剿匪要實干》的訓話，聲稱此次“剿匪”之成敗，關系國家存亡，亦即我民族能否自衛(wèi)自存之“試金石”,號召所屬要“硬干、實干、快干”,“要下有匪無我，有我無匪的決心”^[1]。31日，蔣介石召集軍事會議，擬訂“剿共”具體計劃。中路軍總指揮陳誠、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剿匪”總部參謀長賀國光、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第二縱隊指揮官吳奇?zhèn)ァ⒌诙奋娍傊笓]孫連仲、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第五十三師師長李韞珩等參加。會上決定江西全省動員“剿共”,并確定了作戰(zhàn)方略。
中央蘇區(qū)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中共臨時中央和蘇區(qū)中央局根據(jù)1932年1月臨時中央所作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shù)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執(zhí)行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戰(zhàn)略，指揮中央紅軍在1932年連續(xù)進行了多次進攻戰(zhàn)役。從2月4日至3月7日，首先攻打國民黨軍固守的贛南重鎮(zhèn)贛州，歷時33天，未能攻克，紅軍傷亡很大，不得不撤出戰(zhàn)斗。4月，毛澤東率由紅一、五軍組成的東路軍入閩作戰(zhàn)，抓住有利時機，取得攻克漳州等十余座城鎮(zhèn)的勝利。這一勝利，鼓舞了紅軍的士氣，獲取了大批物資給養(yǎng)，幫助恢復和擴大了閩西、閩南根據(jù)地。6月，紅一方面軍發(fā)起南雄、水口戰(zhàn)役，共擊潰粵軍十個團，但未能大量殲滅敵人。8月，在攻占東安、宜黃戰(zhàn)役中，殲敵三個旅，俘敵五千多人。紅一方面軍在1932年進行的上述進攻作戰(zhàn)，雖然取得一定的勝利，但并未達到實現(xiàn)一省數(shù)省首先勝利，或是以進攻戰(zhàn)略打破敵軍的“圍剿”的目的，反使紅軍受到相當大的消耗。
在蔣介石大舉“圍剿”中央蘇區(qū)的嚴重軍事形勢面前，究竟采取什么樣的軍事方針，才能有把握地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大規(guī)模的軍事進攻，當時負責指揮前線戰(zhàn)爭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同臨時中央和蘇區(qū)中央局的項英等幾名成員之間發(fā)生了原則性的分歧。臨時中央不顧敵強我弱的軍事形勢，不進行戰(zhàn)前的認真準備工作，竟指令前線指揮機關，要求紅軍在敵人合圍之前立即出擊，攻城打援，迅速擊破敵人，求得速勝，以奪取中心城市，實現(xiàn)江西一省的首先勝利。
1932年8月8日，毛澤東重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同時前方還成立了最高軍事會議，由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組成。他們不同意臨時中央和蘇區(qū)中央局下達的這一“左”的軍事方針。9月25日前線指揮機關致電蘇區(qū)中央局，指出：“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xiàn)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zhàn)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月26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發(fā)出《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這是紅軍粉碎蔣介石對中央蘇區(qū)第四次“圍剿”的正確戰(zhàn)備計劃。它首先分析了敵人第四次“圍剿”的策略、攻擊意圖和部署。為了有把握地粉碎敵人的“圍剿”,《訓令》對紅軍的戰(zhàn)略任務作了規(guī)定：“向北地區(qū)做一時期(十天為一期)爭取群眾、推廣蘇區(qū)以及本身的教育訓練工作。這一行動的任務，是要消滅敵人的零星的游擊力量，肅清這一地區(qū)的反動武裝”,“以至造成更有利于與北面敵人決戰(zhàn)和消滅敵人主力的條件”^[2]。《訓令》還決定以宜黃、樂安、南豐一帶作為未來和敵軍決戰(zhàn)的戰(zhàn)場，在宜黃、樂安、南豐一帶地區(qū)粉碎敵軍四次“圍剿”,同時明確指出了中央蘇區(qū)軍事行動的方向和當時形勢下的主要戰(zhàn)略意圖，為第四次反“圍剿”作了充分的準備工作。
但是，這個《訓令》卻遭到臨時中央和蘇區(qū)中央局的堅決反對。從9月29日到10月1日，蘇區(qū)中央局連續(xù)三次給前方指揮機關發(fā)出電報，指責這一《訓令》“完全離開了原則”,是“極危險的布置”。1932年10月上旬，蘇區(qū)中央局召開了寧都會議，會上展開激烈的爭論。有的參加者認為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斗爭”。多數(shù)人認為前方軍事領導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xiàn)最多”。他們把主要矛頭指向毛澤東，提出要把他召回后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的責任。會后，中央軍委發(fā)出通令，調毛澤東回政府主持工作，接著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正當中央蘇區(qū)第四次反“圍剿”的緊要關頭，這種處置使前線指揮機關處于困難和不利局面。然而，毛澤東雖被排擠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仍關心著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爭的進行，領導著中央政府做了大量配合工作。在紅軍中，周恩來、朱德等仍堅持正確的戰(zhàn)略主張和作戰(zhàn)原則，為取得勝利而團結奮斗。
寧都會議前后，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qū)的第四次反“圍剿”相繼失敗。國民黨當局將主力調往江西，把“圍剿”重點轉到中央根據(jù)地，但大舉進攻蘇區(qū)的部署一時尚未就緒。會后，朱德、周恩來隨軍從廣昌出發(fā)，赴前線指揮作戰(zhàn)。他們果斷地決定：乘敵方部署未定的時候，迅速擊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贛東北紅軍的聯(lián)系。10月18日、19日、22日，紅軍連克贛閩邊界的黎川、建寧、泰寧、邵武四城，11月間又克光澤、資溪和金溪。這一重大勝利擴大了蘇區(qū)地域數(shù)百里，建立了閩贛省，并使閩北和閩西蘇區(qū)連成一片。
同時，朱德、周恩來、王稼祥連續(xù)向紅一方面軍全體指戰(zhàn)員說明：敵人“正將四次‘圍剿’的重心從湖北移到江西”,“加速的在布置大舉進攻中央蘇區(qū)”,“敵人大舉進攻的時機已經(jīng)到了”。號召全體紅軍戰(zhàn)士“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來消滅敵人，來爭取比【第】三次戰(zhàn)爭還偉大的勝利”^[3]。
1932年10月13日，中華蘇維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發(fā)布關于戰(zhàn)爭緊急動員的《第十二號命令》,在敵人“正傾全力來布置對中央?yún)^(qū)的大舉進攻”的嚴重形勢下，提出進行緊急動員的十四項任務，其中包括政治動員、軍事準備、群眾參戰(zhàn)和后方工作、戰(zhàn)時的經(jīng)濟工作，等等?！睹睢芬笤凇皯?zhàn)爭的形勢日益緊迫”的情況下，要以全力來動員全蘇區(qū)工農(nóng)群眾，要以最大的速度，來充分準備一切戰(zhàn)爭工作。中央蘇區(qū)和紅軍要“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經(jīng)濟和一切犧牲去準備戰(zhàn)爭，去粉碎敵人的大舉進攻”^[4]?！睹睢钒l(fā)布后，蘇區(qū)內黨、政、軍、民各個方面，在各條戰(zhàn)線上進行了大量的組織和動員工作。在政治上運用蘇維埃各種組織、城鄉(xiāng)代表會議和選民大會，在群眾中進行廣泛深入的政治動員，讓廣大工農(nóng)群眾充分認識“敵人大舉進攻的嚴重性”;在軍事上，中央工農(nóng)民主政府決定加緊擴大紅軍，壯大革命軍事力量。
當時，紅一方面軍統(tǒng)率著一、三、五共三個軍團，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軍等四個軍，以及兩個獨立師，約七萬人。由于雙方兵力懸殊，紅軍的決策是：乘敵人部署尚未完成的時候，主動地打到外線去，打亂敵軍進攻中央蘇區(qū)的部署。
1933年元旦，紅一方面軍在黎川城舉行北上誓師大會。朱德、周恩來發(fā)布訓令指出：“這次行動是粉碎敵人大舉進攻的主要關鍵。爭取這次行動的全部勝利，消滅當前敵人，特別是陳(誠)、羅(卓英)、吳(奇?zhèn)?、周(渾元)各部，沖破撫州(河)流域的敵人圍攻線，破壞敵人大舉進攻的前線布置”,“這是開始一九三三年四次戰(zhàn)役偉大勝利的中心任務”^[5]。
1月初，陳誠指揮的贛粵閩邊區(qū)“剿匪”中路軍以撫州為中心，采用外線作戰(zhàn)、分進合擊的戰(zhàn)略原則，向蘇區(qū)黎川、建寧、泰寧地區(qū)包圍和截擊。紅軍在誓師后，迅速向北隱蔽前進。1月5日，紅軍在黃獅渡襲擊殲滅了敵第五師的第十三旅，生擒旅長周士達，北上首戰(zhàn)告捷，繼而又占領金溪城。
在紅軍的進攻面前，駐在臨川的國民黨軍三個師經(jīng)滸灣分兩路向金溪、黃獅渡增援，在南城的一個師從南面策應，企圖南北夾擊紅軍，同紅軍主力決戰(zhàn)。朱德、周恩來乘敵尚未會合之際，下令攻擊滸灣，經(jīng)過一天激戰(zhàn)，擊潰敵人援兵，于1月9日占領滸灣。黃獅渡、滸灣戰(zhàn)役的勝利，為打破國民黨的第四次“圍剿”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
正當紅軍出師告捷之時，蘇區(qū)中央局按照寧都會議確定的錯誤軍事方針，屢電紅一方面軍總部，要求紅軍主力出擊，先發(fā)制人，并特別強調要攻占敵軍重兵把守的南豐、南城，進而威脅并奪取中心城市撫州、南昌，以打破敵人的“圍剿”,爭取江西一省的首先勝利。1月24日，中央局致電周恩來、朱德、王稼祥和前方負責人，要求以紅軍所有主力“先攻取南城、黎川、廣昌，然后再進攻和取得南豐”。還以命令的口吻強調：“我們要你們站在一條路線”,執(zhí)行中央和中央局的指示。對此前方負責人有不同意見，周恩來多次致電中央和中央局陳述前方意見，明確提出強攻堅城南城和南豐的不利條件有五點：一是暴露我軍企圖；二是容易受敵人夾擊；三是損傷太大；四是不能籌款；五是耗費時日，并提出應在敵人部署未完畢前，在撫河東岸連續(xù)求得在運動中解決敵人。
這時，國民黨當局加快了對中央蘇區(qū)發(fā)動第四次“圍剿”的部署。2月6日，蔣介石親自兼任江西省“剿匪”總司令，并設置南昌行營，統(tǒng)一指揮“圍剿”中央蘇區(qū)的軍事行動，采取“固守城防”的新策略。朱德、周恩來等原來設想的先發(fā)制人，在撫河以東調動并消滅敵人的計劃已不可能實現(xiàn)。2月初，紅軍主力轉移到黎川附近待機。2月3日，周恩來等致電中央局：“連續(xù)的殘酷的戰(zhàn)斗立刻就到，戰(zhàn)爭與軍事布置更應確定統(tǒng)一指揮。提議中央局經(jīng)常給我們前方以原則上與方針上的指示，具體部署似宜屬之前方?！?sup>[6]次日，中央局回電認為：“在目前敵人據(jù)點而守的形勢下，無法避免攻擊堅城。”并稱根據(jù)中央指示電，“在總政治任務之下，應以撫州(臨川)為戰(zhàn)略區(qū)。目前行動，先攻南豐為適宜”^[7]。
在中央局一再堅持要強攻南豐的情況下，紅一方面軍于2月9日由黎川附近向南豐地區(qū)開進。南豐城東臨撫河，位于南北狹長的平原地帶，為撫河戰(zhàn)線敵人進攻中央蘇區(qū)的重要據(jù)點。國民黨軍第八師約5個團駐守該城及周圍地區(qū)，另有1個團駐防里塔圩和新豐街。11日，紅二十二軍占領里塔圩，新豐街的國民黨守軍歸路也被紅軍截斷，退回南城。12日黃昏后，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各一部在夜雨中向南豐發(fā)起攻擊，與敵激戰(zhàn)一夜，紅軍“繳獲不足一營，損失卻超過三百，三軍團為主攻，師長彭鰲及兩團長均陣亡”^[8]。戰(zhàn)至次日，紅軍未能突破敵人主要陣地。
國民黨“進剿”軍中路總指揮陳誠深知南豐地勢險要，是爾后“進剿”贛南的支撐點，除要求陶峙岳的第八師固守南豐外，還令駐在南城的許克祥部第二十四師馳援南豐。2月13日調整了部署，“令其各縱隊向贛南挺進，尤其第一縱隊速在宜黃地區(qū)集中，解救南豐之外圍”^[9]。其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則根據(jù)陳誠的部署，于14日向所屬各部隊下達攻擊命令：命第一師開至宜黃、棠蔭；“著第五十二師師長李明率該師經(jīng)蛟湖向黃陂附近集中，第五十九師經(jīng)霍源向河口附近集中，以備編入本縱隊序列參加作戰(zhàn)”^[10]。這時，“進剿”軍第二縱隊也向南豐開進。該縱隊第九十師抵東館，四十三師向宜黃開拔，14日到達公陂，二十七師已集中永豐、新淦。而南豐守軍在東、北門外和城墻上增筑了堅固的工事，阻擊紅軍。根據(jù)敵我情況的變化，周恩來、朱德當機立斷，決定改強攻南豐為佯攻，先消滅增援敵軍?！爱斍蟮糜陬A期遭遇的運動戰(zhàn)中消滅敵之一翼，以各個消滅之”^[11]。13日夜，除留少量部隊擔任佯攻任務迷惑敵人外，紅軍主力撤離南豐，并由十一軍裝扮為紅軍主力，由新豐街渡河向黎川開動，以吸引敵第二、三縱隊向黎川方向移動。主力則迅速秘密地轉移到敵援軍前進方向的廣昌以西的東韶、洛口和吳村一帶。
陳誠錯誤地把開往黎川的十一軍當成紅軍主力部隊，立即制定了在黎川、建寧地區(qū)圍殲紅軍的作戰(zhàn)計劃，令第三縱隊由金溪出黎川，攻紅軍正面；第二縱隊由南城東向，對紅軍進行側擊；第一縱隊由樂安、宜黃出擊廣昌，堵截紅軍歸路，并深入蘇區(qū)襲擊紅軍后方。
周恩來、朱德看到國民黨軍已為紅軍的部署所迷惑，其第二、三縱隊東向黎川，位于西面的第一縱隊比較孤立、突出，并且臨近紅軍主力集結地帶，據(jù)此認定羅卓英所率第一縱隊“是對我軍最危險之一個縱隊”,決心“以主力西進，迅速擊破敵主力之第一縱隊三個師”^[12]。為此，周恩來在22日深夜向蘇區(qū)中央局和中央政府發(fā)出《撫河等地敵情及我戰(zhàn)略部署》的電文說：“撫河之敵以第二縱隊集中南城相機進攻里塔圩，以三縱隊策應企圖吸我于中路決戰(zhàn)，然后以宜樂之第一縱隊配合南豐出擊之敵迂回我后，我軍今日已開始向西南運動，但仍佯攻南豐與游擊新豐、里塔，迷惑敵人引動宜樂之敵，如宜樂敵人出動即往迎擊，否則準備集中東韶、洛口掩蔽目標，待機出擊?！蓖瑫r，命令紅軍一、三、五軍團、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軍繼續(xù)秘密向西移動。周恩來、朱德鑒于敵人兵力密集，在南豐地區(qū)與敵決戰(zhàn)對紅軍不利，于23日命令紅軍全部撤離南豐，連夜轉移到廣昌以西的東韶、小布、洛口地區(qū)隱蔽集結，待機殲敵。紅軍撤圍南豐“在運動戰(zhàn)中消滅增援敵人”^[13]的部署，雖與中央局命令有出入，但卻使自己由被動變主動，是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爭勝利的關鍵。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中高度評價了這一正確而果斷的決定，認為“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卻步驟，終于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qū)，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14]。
紅軍決心首先予以消滅的國民黨軍中路第一縱隊的三個師，正是陳誠所部第十八軍的三個基干師。其第十一師為陳起家、發(fā)跡之師；第五十二師原是1932年春從韓德勤手中編并，委任第十一師副師長李明為該師師長；第五十九師原是1932年秋從川軍張英手中編并，委任第五十二師副師長陳時驥為該師師長。后第五十二、五十九師雖受命被編入第五軍序列，由軍長羅卓英節(jié)制，實際上仍為陳誠控制，屬陳之嫡系部隊。
紅軍退到根據(jù)地中的東韶、小布、洛口地區(qū)后，進行休整，待機破敵。此時陳誠仍沒有窺破紅軍主力的戰(zhàn)略行動意圖，命令所屬三個縱隊迅速向黎川、廣昌推進，企圖以分進合擊的戰(zhàn)術，圍殲中央紅軍。第一縱隊擔負著迂回到黎川背后抄襲紅軍后路的任務，其第五十二、五十九師由吉安一帶集中樂安。羅卓英率第十一師由臨川向宜黃推進，企圖為解南豐之圍，將主力集中于宜黃以南地區(qū)，與向南進的第二縱隊，合力圍殲紅軍在南豐、廣昌地區(qū)。24日，羅卓英下達攻擊命令。2月25日，正值第五十二、五十九師開拔之際，擔任第一縱隊預備隊的第四十三師，于樂安城東20里處獲得一份紅軍樂(安)南軍分區(qū)司令部致樂(安)北軍分區(qū)司令部的文件，內稱：“我工農(nóng)紅軍正圍攻南豐，旦夕可下，惟樂安之兩師白軍，若向河口、黃陂前進，則我紅軍不特無法攻下南豐，本身亦感至大危險。萬望派人監(jiān)視此兩師敵人，果其南來，即迅速報告，予當率樂大兩團竭力抵抗之?！?sup>[15]實際此乃紅軍設下的圈套，故意只提“兩團”兵力，以便麻痹第五十二、五十九師。該二師長堅信上項情報，認為確無紅軍主力。26日在李明指揮下，第五十二、五十九師兵分兩路，從樂安出動，計劃到黃陂會合后再直趨廣昌。其行進路線是：第五十二師經(jīng)太平圩、登仙橋、大小龍坪、蛟湖到黃陂；第五十九師經(jīng)東坑嶺、西源、霍源到黃陂。兩路之間隔著一座海拔800至900米高的摩羅嶂大山，彼此不易聯(lián)系。
紅軍主力早已在2月23日、24日由南豐附近隱蔽轉移到東陂、河口之線集中完畢，分作左、右兩翼：右翼為第五軍團和第二十二軍，沿東陂一線進至黃陂，西向迎敵；左翼為第一、三軍團和第二十一軍，沿金竹、王都、竹坪之線，隱蔽接敵^[16]。紅一方面軍總部還在25日就下達了準備作戰(zhàn)的命令說：敵五十二、五十九師將于26日由樂安出動，27日到達黃陂地區(qū)，要求紅軍提前進入陣地埋伏，準備圍殲進入伏擊圈的敵人。26日，發(fā)布《第一方面軍命令》指出：“樂安敵人兩個師有于本月26日向東黃陂前進”之動態(tài)，“我方面軍擬于27日以遭遇戰(zhàn)在河口、東陂、黃陂以西東坑嶺、固崗、登仙橋以東地帶側擊并消滅樂安來敵”;命林彪、聶榮臻指揮一軍團、三軍團、二十一軍為左翼隊，“由五都苦竹圩三線取平行道路向北前進側擊敵人，其主力應控制左翼兜擊其側背”;命董振堂、朱瑞指揮五軍團、二十二軍為右翼隊，“由東陂進至黃陂向西兜擊敵人并掩護我右側向東北兩方面?zhèn)刹炀洹?命“第十二軍為預備隊”。
國民黨“進剿”軍第五十二師為這次行軍的右縱隊。該師冒著濛濛細雨，在崎嶇山道中以一路縱隊行進一天。2月27日黎明時，其第一五五旅超越第一五四旅，就前衛(wèi)位置，并為縮短行軍長徑，相互掩護側背，將三個團分為兩個縱隊前進。中午，該師在蛟湖遭預伏的紅軍主力左翼猛烈圍攻，并被攔腰切為前衛(wèi)第一五五旅第一五四旅和師部、后衛(wèi)第三○九團等數(shù)段，進行圍殲。戰(zhàn)斗進行到28日上午，第五十二師已被紅軍基本殲滅，師長李明負重傷被俘，不久死亡?！叭珟熑藛T損失下級干部三分之二，士兵六千余名”^[17]。
第五十九師于26日拂曉與第五十二師同時從樂安出發(fā)，為這次行軍的左縱隊。因淫雨連綿，道路泥濘，行進艱難，進程緩慢，當晚宿營在大羅排、楊家、羅山街附近地區(qū)。27日晨全師繼續(xù)開拔。下午3時，該師到達西源西端隘路口，兩側山峰陡立，形勢十分險要。這時埋伏于霍源附近摩羅峰東麓的紅軍主力右翼第五軍團和第二十二軍居高臨下，用步機槍猛烈射擊，將第五十九師大量殺傷，并將其分割包圍。28日，紅軍左翼第一、第三軍團在解決了第五十二師主力之后，又抽出一部趕到右翼佛嶺坳。右翼各支紅軍便在清晨向第五十九師發(fā)起全面攻擊。第五十九師第一七五旅旅長楊德良被擊斃，第一七七旅旅長方靖受傷。師長陳時驥率小部殘兵竄逃于附近山中，尚寄希望于李明師，特寫信派員送往大龍坪，要求李明迅速援助。此信送到大龍坪時即被紅軍繳獲。29日晨，陳時驥率余部擬退回樂安，因迷失方向，遂搜雇一農(nóng)民為向導；不料該農(nóng)民將其引至登仙橋附近，為紅軍就殲，陳本人被俘^[18]。據(jù)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回憶：在圍殲國民黨軍第五十九師主力后，“最后清查俘虜時，沒有發(fā)現(xiàn)敵人的第五十九師師長。我們知道，五十九師師長叫陳時驥，是個麻子。于是發(fā)動部隊繼續(xù)搜查。后來軍團部電臺班上山砍樹回來架天線的同志告訴我，我們抓到了一個俘虜，是個當官的。我問臉上有沒有麻子，說是有，就這樣把他從俘虜中清查出來了”^[19]。
陳誠在臨川獲悉第五十二師、五十九師被紅軍截擊后，立即命令在宜黃的第十一師前往增援。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急率第十一師由宜黃經(jīng)杏坊而至河口，方知第五十九師主力已被殲；旋指揮第十一師趕到西源接應。
紅軍本打算在黃陂大捷后繼續(xù)消滅敵第十一師，只是地理條件、電訊聯(lián)絡不及時等原因，錯過時機。這時，敵人第二、第三兩縱隊正從南城、南豐地區(qū)兼程西援，準備夾擊紅軍。為爭取主動，紅軍從3月2日起，陸續(xù)撤離戰(zhàn)場，轉移至小布、洛口、東韶地區(qū)，待機繼續(xù)殲敵。
這次黃陂戰(zhàn)斗，紅軍共殲國民黨軍第五十二、五十九師，俘虜官佐一百多人，其中有五十二師師長李明、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旅長三名，士兵五千余人，總計五千二百余人，繳獲長、短槍五千六百余支，機關槍一百多挺，獲得了一次巨大的勝利。蔣介石聞訊后，于3月4日致電陳誠：“第五十二與五十九兩師在固崗、霍源橫遭暗襲……中正接誦噩耗，悲憤填膺?！?sup>[20]3月23日蔣又電告何應欽、黃紹竑：“此次剿赤挫失，短時期內必難進展，且各將士皆屢求北上抗日，故無剿赤斗志，可否請商兩廣與閩先負剿赤任務，陳部仍在贛中堵剿，以期早日肅清，俾得一致對外也。”^[21]
黃陂戰(zhàn)斗以后，由于蘇區(qū)軍民嚴密封鎖消息，國民黨軍仍然摸不清紅軍去向。3月中旬，陳誠改變進攻計劃，將分進合擊的作戰(zhàn)方針改為中間突破，并調整部署為：以第三縱隊第六師在撫州守備，第七十九師在宜黃地區(qū)為預備隊；以第二縱隊為前縱隊；第一縱隊余部及第三縱隊第五、第九師為后縱隊由黃陂、東陂地區(qū)向廣昌方向進攻，企圖攻占廣昌，尋求殲滅紅軍于廣昌地區(qū)。16日，國民黨軍前縱隊到達新豐市、侯坊、草臺岡一線，后縱隊位于東陂、黃陂、蛟湖地區(qū)。
紅軍仍堅持集中主力，在運動中各個殲敵的原則。先以紅十一軍配合獨立師、團及地方武裝，牽制和吸引進攻廣昌之敵前縱隊，主力部隊仍以待機姿態(tài)，準備側擊敵之后縱隊。
陳誠誤認為紅十一軍是紅軍的主力，立即命令前縱隊加速向廣昌推進，并將后縱隊之第五師配屬前縱隊指揮。第一縱隊指揮官羅卓英根據(jù)陳的命令，即部署第十一師為先頭部隊，于3月20日經(jīng)東陂向草臺岡南進；第五十九師殘部在第十師之后跟進，第九師為后衛(wèi)。這樣，后縱隊只剩十一師、九師、五十九師等殘部，愈顯孤立和突出。20日，前縱隊進到廣昌西北的甘竹、洽村一線，而后縱隊尚在東陂、徐莊、草臺岡地區(qū)。這個地區(qū)地勢險惡，道路崎嶇，部隊在山中行進，只能一線拉開，前后相距百十里。
紅一方面軍總部抓住時機，決心集中優(yōu)勢兵力，首先殲滅敵第十一師于草臺岡、徐莊地區(qū)，爾后相機各個殲滅其他進犯之敵。朱德、周恩來聯(lián)名向參戰(zhàn)的紅軍各部隊發(fā)布命令：“我軍擬于二十一日拂曉，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滅草臺岡、徐莊附近之十一師，再突擊東陂、五里排之敵?！?sup>[22]
3月11日凌晨，位于草臺岡附近的國民黨軍第十一師和第五十九師殘部，于大霧中遭紅軍左、右兩路軍的猛烈進攻。第十一師乃驕兵悍將，曾頑強掙扎，使圍攻黃柏嶺的紅軍遭到較大損失。聶榮臻回憶說：“敵人十一師居高臨下，憑火力進行頑抗”,“因系仰攻，我軍傷亡較大”^[23]。紅軍戰(zhàn)士英勇戰(zhàn)斗，反復沖鋒，白刃肉搏十余次，血戰(zhàn)持續(xù)到下午1時，終于消滅了敵十一師大部，師長蕭乾及兩個旅長受重傷，團長三名死亡，繳槍、俘虜各在六千以上。
當國民黨軍第十一師遭紅軍圍殲時，第九師一個團和五十九師殘部在羅卓英督令下，曾積極進行援救。21日晚7時許，朱德、周恩來電令：“各兵團應不惜一切疲勞乘夜消滅東陂敵人，以便打敵增援部隊，諸兵團統(tǒng)由彭(德懷)滕(代遠)指揮。”^[24]紅軍遵令乘夜追擊，又消滅敵第十一師一部及東陂之第九師一小部，第五十九師余部亦被消滅殆盡。第十一師被殲以后，陳誠所率的中路軍各部隊紛紛后撤，轉為守勢。在中路軍向中央蘇區(qū)“進剿”期間，蔣介石曾令其左路軍和右路軍積極策應中路軍作戰(zhàn)。但是，這兩路軍隊同蔣介石之間矛盾很深，各自為保存實力，不愿積極配合，加上蘇區(qū)軍民廣泛開展襲敵擾敵活動，他們之間也難以達到預期的協(xié)同作戰(zhàn)的目的。這樣，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qū)的第四次“圍剿”便以失敗告終。
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紅軍所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僅黃陂、東陂兩役共損失第五十二、五十九、十一共三個師，被紅軍俘虜一萬余人，繳槍一萬余支，還有其他多種軍用物資，包括不少最新式的武器裝備。蔣介石對三個師嫡系部隊被殲懊喪不已。他在給陳誠的手諭中沉痛地寫道：“惟此次挫失，慘凄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25]陳誠接讀手諭后，惶恐地在書后附言：“誠雖不敏，獨生為羞！”^[26]向來飛揚跋扈的羅卓英在致負傷住院的蕭乾信中說，“昨今兩日撫視負傷回來之官兵，每忍淚不敢外流者，恐傷部下之心，墮部下之氣耳”,并稱“英在今日已成黨國之大罪人”^[27]。
1933年4月1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密電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報告“剿共”失敗情形，請速調部隊赴援。電稱：“江西剿匪前有第五、第二十七、第九十二師之損失，最近一月以來有第五十九、第五十二、第十一各師之挫敗，計師長死傷四員，旅長六員，團長十六員，步槍損失當以萬計?！彼J為江西情況嚴重，紅軍“赤化民眾，如火燎原。贛南大股攻城略地，更無可奈何”,他準備親自赴京面陳詳情，還悲嘆：“現(xiàn)在各軍士氣已餒，若再敷衍，將全局崩潰不可收拾矣！”乞蔣速籌辦法，加調得力部隊并派大員到贛“督剿”。4月4日，蔣介石以江西告急，由南京乘專機赴江西，5日到達南昌，6日偕熊式輝、賀國光到臨川視察。7日，蔣召見中路軍各將領作“剿共”布置，在訓話中聲稱：“我們的敵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東三省、熱河失掉了，自然在號稱統(tǒng)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們應該要負責任”,不過“沒有多大關系”?！拔覀円詫Ｐ囊恢窘朔恕?“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盁o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
4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懲處在宜黃、東陂一帶“圍剿”失利長官：中路軍總指揮陳誠“驕矜自擅，不遵意圖”,降一級，記大過一次；第五軍軍長羅卓英“指揮失當，決心不堅”,革職留任；第十一師師長蕭乾“驕矜疏忽”,記大過一次。4月11日，蔣介石決定派劉峙任撫河、信河“剿匪”督辦，取代陳誠指揮臨川一帶的“剿共”,并從劉峙、張鈁等部中抽調三師一旅入贛。這表明：蔣介石、國民黨雖在“圍剿”紅軍和蘇區(qū)的戰(zhàn)爭中屢遭失敗，仍不肯改弦更張，而仍以“圍剿”為“唯一要務”并頑固地堅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