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醞釀了四十多年的一個小小愿望，現(xiàn)在總算實現(xiàn)了。那就是對孔子做出較全面的、公正的歷史評價?，F(xiàn)在出版的這本《孔子評傳》，就是力圖闡明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經(jīng)過了三個階段， 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我在幼少年時期讀私塾，讀的全是孔孟之書， 即使在村子里讀小學，也是白天讀課本晚上還是讀孔孟之書。那時對孔子的形象， 覺得神圣不可侵犯。這就是全盤肯定的階段?！拔逅摹边\動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似乎并未傳到我所在的閉塞的鄉(xiāng)間(江蘇省丹陽縣)，或者即使傳到也沒有引起足以使人感覺到有所觸動的波浪。直到1923年我考進蘇州第一師范， 對孔子的看法，才開始有所改變， 但還不能說是根本動搖。當時第一師范思想比較開放，學生中具有進步思想的比重很大。1924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后， 出于愛國熱忱，我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當時朦朧地認為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和孔子思想相一致的，是孔子思想的現(xiàn)代化、具體化，是可以挽救當時外受列強侵略、內(nèi)受軍閥混戰(zhàn)之苦的陷于混亂危亡邊緣的國家命運的。接著，惲代英、肖楚女等同志以國民黨員身份常來校講演，我以學生會干部和國民黨員身份接待他們， 和他們建立了聯(lián)系。在和他們深談和通訊往來中， 加上訂閱中共刊物《向?qū)А返冗M步書刊，開始接受了共產(chǎn)主義思想， 覺得馬克思的科學共產(chǎn)主義思想， 不僅是救中國，而且是救全世界、全人類的真理， 大大超過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思想境界，至于孔子思想， 則更不能和它相比擬了。于是對孔子思想發(fā)生了根本動搖。1926年暑假， 由于革命活動的緣故， 第一師范把我開除了。經(jīng)過惲代英同志的介紹，我進了當時的革命搖籃上海大學。“上大”在當時(“北伐”前后)革命運動中所起的作用， 在一定意義上相當于抗日初期的延安“抗大”。我一進“上大”， 不久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當時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懂得很少，全憑一股所謂“革命熱情”，認為不把舊世界“打得個落花流水”，就不能建立新世界。于是把孔子當作舊世界的象征，對孔子思想采取了徹底否定的態(tài)度。1932年和鄧中夏同志一道在上海中共滬東區(qū)委工作，朝夕相處，無所不談，我對他很尊敬， 雖稱同志， 實系師友。發(fā)現(xiàn)他不僅對馬克思主義著作讀得比我多，對中國古書也讀得比我多， 因此他對孔子思想懂得更比我深。他對孔子并非一概否定， 而是有所分析， 有所取舍的。他內(nèi)心對孔子很尊敬，認為生在二千多年前，能做到那樣博學、多聞，那樣思想深、品德高，甚為不易。他認為特別是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在當時封建階級社會中， 自然帶有封建階級社會的局限性，但一旦進入沒有階級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時，仁就會放射出更燦爛的哲理思想的光輝。他認為即使到了那時，我們也不一定用仁來表述，而是用共產(chǎn)主義世界觀來表述可能更恰當些。但仁作為二千多年前人類思想的積極成果，作為借鑒， 還是有益的。而孔子提出“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和“當仁不讓于師”等主張， 則都是富有哲理的積極主張， 對我們現(xiàn)在也是有鼓舞作用的。上述意見，僅是我現(xiàn)在還能依稀記得的當時有關(guān)孔子思想談話的攝要^②。這些談話像一根點燃了的導火線一樣，觸動了我思想深處正在動蕩著的對孔子認識中的矛盾因素的激流， 于是，我對孔子所持的全盤否定態(tài)度開始動搖了。不過， 鄧中夏同志又認為， 孔子思想的問題， 不是當時革命的切要問題。當時革命的切要問題，乃是更好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和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研究中國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近百年史，分析中國當代社會性質(zhì)的特點， 以指導當時革命運動。他的話對我的影響很大。雖然實際工作很忙， 一有時間， 我就盡可能按照他說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精神， 來攻讀和研究馬列主義著作和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史料。1933年以后直到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出獄這段時間，我連續(xù)多次被捕，在獄中特別在“反省院”中，被迫地使我又有機會研讀起中國古書來了 (馬列主義革命著作當然是被禁止的)。這就逐步地實現(xiàn)著我對孔子思想認識的第三個階段，即否定之否定的階段。1942年在延安， 一度住在楊家?guī)X， 有機會和毛澤東同志接觸請教了。我?guī)е鴮鬃右研纬傻摹胺穸ㄖ穸ā睉B(tài)度和他談起孔子問題， 并舉出了孔子說的“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這兩段話^③。前者是說領(lǐng)導人要起模范帶頭作用， 后者是說遇事要問個為什么， 即調(diào)查研究弄清問題底細， 因為那時延安正在整風，上述內(nèi)容都和整風問題有關(guān)。毛澤東同志首先認為上面兩段話很有道理， 而且強調(diào)了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認為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 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 只能當作歷史遺產(chǎn)，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fā)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 它是屬于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讀經(jīng)”，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所以他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贊揚。沉默常常是熱鬧的前奏。等到抗日勝利、全國革命勝利的時候， 自然就有可能騰出精力來總結(jié)中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 包括對孔夫子的批判繼承問題和評價問題。當時對我來說，毛澤東同志的話就是黨中央的指示，他要我暫時擱置一下對孔子問題的研究的指示精神，我完全心悅誠服地接受了，心里默默地盼望著黨能騰出精力來總結(jié)和評價孔子(中國古代文化遺產(chǎn)的主要代表)的那一天的到來。全國解放后，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全黨全國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 加上實際工作的負擔壓在肩上，我沒有可能進一步對孔子問題進行研究。接著來了個“文化大革命”，我整整12年(1966—1978)被剝奪了工作和人身自由的權(quán)利。其間“四人幫”發(fā)動了一個別有用心的所謂“批孔”運動， 不分青紅皂白地給孔子加上了一大堆誣蔑不實之詞。我很驚奇！這不是和毛澤東同志的一貫思想特別是和1942年在延安親自對我的教導精神不相符合嗎？于是我又對關(guān)于孔子的評價問題，結(jié)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基本原理和尚能記得的《論語》等古文獻資料，重新進行了沉思默想(因為當時我沒有翻閱有關(guān)中外書籍資料的自由)。1978年一“解放”， 又走上了實際工作崗位， 又是整天忙忙碌碌， 談不上對孔子進行較系統(tǒng)的研究，于是內(nèi)心發(fā)生了矛盾。一方面由于工作責任感不愿貿(mào)然影響和削弱黨分配給我的任務和責任，一方面又因年逾古稀，如再不抓緊，就將使自己斷斷續(xù)續(xù)醞釀了好多年的對孔子進行系統(tǒng)研究、恢復其本來面目并做出合理評價的愿望，付之東流。1981年黨批準了我辭去實際工作職務的請求。從此我才能全力以赴地從事對孔子的研究工作。經(jīng)過三四年的連續(xù)的不懈努力，這個醞釀了40多年經(jīng)歷了不少曲折的對孔子看法的“否定之否定”階段，現(xiàn)在才以《孔子評傳》的形式初步告一段落。集中研究和寫作的時間僅僅持續(xù)了三四年，總覺得還是太匆促， 無論是在占有資料(中外文獻)、消化分析、闡明觀點、論證評斷、行文措辭等方面，總覺得做得還很不夠。因此，這本書對我自己來說，還只是初步研究成果，還沒有達到自己所希望達到的境界。我還要繼續(xù)學習和研究， 切望專家、教授和所有讀者勿吝指教，俾作補正。當然，對自己來說，夙愿終于實現(xiàn)， “否定之否定”的階段終于有了結(jié)果。此書雖然可能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和不足之處， 但根據(jù)“拋磚引玉”的精神，現(xiàn)在已到了可以出版、應該出版的時候了。理由很簡單， 兩個“三中全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十二屆三中全會)所體現(xiàn)的真正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政治路線的光芒， 照亮了實現(xiàn)四化的大道， 不言而喻， 系統(tǒng)總結(jié)和繼承“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這一段歷史中“珍貴遺產(chǎn)”的任務， 自然也提到日程上來了。這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物質(zhì)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可缺少的一個方面。

(二)

在研究和寫作《孔子評傳》過程中得到老中青三方面專家、教授和學者的幫助。例如嚴北溟教授、蔡尚思教授(以上復旦大學)、陳景磐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吳調(diào)公教授(南京師范大學)、王進珊教授(徐州師范學院)、王先進教授(山東大學)、程千帆教授、劉毓璜教授和已故的孫叔平教授(以上南京大學)等，這些老先生或者對原稿提了寶貴的修改意見，或者給以勉勵和鼓舞。又如一些確已具有教授、副教授水平的中年學者洪家義、閻韜、賈平年、周繼旨、吳新雷、朱日耀、鄒化政、侯鏡昶、駱承烈、談嘉德、俞榮根等先生，他們有的積極參加寫作工作，有的熱情地參加討論，或?qū)υ逄嵋庖?、作補充、提供文獻資料、校閱正誤等等。他們都以嚴謹負責的態(tài)度，對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積極幫助。還有青年同志如汪琴烜、方延明、石連同等同志，他們也參予了寫作工作和提出過重要修改意見，對我的幫助也很大。特別應該提到的是洪家義、閻韜、賈平年、方延明、石連同等同志， 一二年來一直和我在一起，共同探討、研究、寫作和不斷修改，各自對本書做出了貢獻。對以上老中青同志們的寶貴幫助，我一并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當然，我一開始就再三強調(diào)， 《評傳》必須按一個觀點即我的觀點(或指導思想)撰寫， 它不是一本各自闡明自己不同觀點的“文集”， 而是一本由我個人負責的著作。這是和我一道寫作的所有同志一致同意的前提。我盡量吸取和吸收任何人的正確意見和建議，這就是民主； 同時，凡是我認為不對的， 不宜寫進本書的觀點和意見，我都向有關(guān)同志作了說明并予以排除；有關(guān)同志凡按我的設想幫助我撰寫的部分稿子，能用的一定用，能用多少就用多少；凡須修改的，一定修改， 有小改也有大改；不僅我改， 而且相互改，最后由我修改定稿，這就是集中， 合起來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即使有的不能用的稿子， 寫前寫后， 一般都經(jīng)過大家討論推敲過， 一次定稿的很少， 改寫重寫一二次甚至更多次以至最后不得不由其他同志改寫、重寫或棄而不用的是常事。即使不能用的稿子，也不抹煞他的思維勞動， 因為里面總含有若干東西是改寫重寫最后定稿中所必須或多或少加以吸收的成分，這是正常的，這是治學應有的嚴謹態(tài)度，這是和我同事的多數(shù)同志都身體力行地一道堅持這樣做的。我認為提倡這種一絲不茍的治學的嚴謹態(tài)度，是非常必要的。這是抵制粗制濫造的不良現(xiàn)象的有效措施。我做得還很不夠，但愿堅持這樣做。

(三)

歷來孔子的畫像、塑像，或是頭戴冕旒的帝王，或是老態(tài)龍鐘的老人，似乎孔子真的有過“九五之尊”的高位，似乎他未經(jīng)過年輕的歲月和艱苦坎坷的經(jīng)歷。我覺得把這些畫像包括唐吳道子畫的孔子像放在我寫的《孔子評傳》中，都是不合適的， 一定要重新繪制和我這本書精神一致的、亦即符合真孔子本來面目的孔子畫像。經(jīng)過反復醞釀討論，擬出六個主題，查閱了大量資料，參考了許多古代服飾、器物與圖片，然后請吳門畫苑程宗元先生精心繪制，這就是現(xiàn)在本書中的六幅孔子像。經(jīng)多次修改畫出初稿后， 又專程去北京特請古代服飾專家沈從文教授審正。得到沈先生的熱情指點后，又作了許多修改才定稿。雖然我們的時代晚于吳道子，但我們看到了他看不到的考古資料，我們的畫在服飾、器物上更接近于孔子時代的原貌。我們的畫雖然晚出，由于擺脫了漢以來儒家的束縛， 因而更能表現(xiàn)“孔子布衣”的精神風貌。在這里，我謹向沈從文教授、程宗元先生和為畫像題字的蕭嫻女士一并致以謝意！

(四)

這里，我不得不聯(lián)想起對我一生經(jīng)歷有密切關(guān)系的四個人。這就是1924年介紹我參加中國國民黨的葉楚傖先生和朱季惸同志。葉先生后來成為國民黨的元老， 朱季惸同志則在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在南京被殺害。我當時認為朱季惸同志所走的道路是正義的，我堅決踏著朱季惸同志的血跡前進，直到今天。再就是1926年介紹我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的羅霖同志(湖南人，上海大學同學)和蔡泰同志(江西人，上海大學同學)。這兩位同志長期以來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已不在人世了。當寫完此書時，我以不同心情懷念著他們。特志于此，以志不忘！

1984年11月16日于蘇州

(《孔子評傳》，齊魯書社，1985年3月版。)

注釋 ①《孔子評傳》：匡亞明著，齊魯書社1985年3月出版。②攝要：原文如此。似“撮要”之誤。撮要：摘取要點。③這兩段話均見《論語》。前段出《子路》篇，意義自明；后段出《衛(wèi)靈公》篇，意為：“那些遇事不說幾遍‘對這事該怎么辦才好、對這事該怎么辦才好’的人，我對他也不知該怎么辦了！”意思是告誡人們遇事要三思而行。

賞析 同一般的序跋相比，這篇《后記》顯得比較長。不過，如果我們考慮到這是作者經(jīng)長達40余年的醞釀、思考、研究、撰述過程，終于將自己的半生心血奉獻于世這樣一個時刻的心聲傾吐和回顧總結(jié)，那么我們就不會訝其長而只會憾其短了。

在中國歷史上，像孔子這樣對整個中國文化中國歷史產(chǎn)生如此重大深遠影響的偉大人物，別無第二人。自然，這種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對這樣一位偉人以及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如何評價，是一個復雜的課題。數(shù)千年的古代社會中，孔子所得到的是幾乎萬口一聲的頂禮膜拜；“五四”運動也主要著眼于批判“孔家店”;解放后前20年，對孔子大致采取一種不加理會的態(tài)度，而70年代又有一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大批孔子運動。白云蒼狗，變幻莫測。然而在《孔子評傳》問世之前，二千余年間實在還不曾有人對這位巨人做過比較全面、公正、客觀、科學的評價。就是《評傳》作者本人，對孔子的認識，如他自己所說，也經(jīng)歷了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長期思索的歷程。這篇后記的一個主要內(nèi)容，就是回顧這一漫長的歷程以及《孔子評傳》的成書經(jīng)過。在這些娓娓而談的敘述中，我們領(lǐng)略了一位老科學家嚴謹?shù)闹螌W作風和客觀的立言態(tài)度：在孔子評價問題上，他不是“一貫正確”，不是“眾人皆醉我獨醒”，而是經(jīng)歷了復雜的認識過程；這部書固然是在他的主觀意見的指導之下寫成，但它在某種意義上說仍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其中包含了鄧中夏、毛澤東等領(lǐng)袖人物的教誨引導、老中青專家學者的實際幫助等等，這些，作者都如實托出。而對這部前無古人的學術(shù)著作的問世，他也沒有那貌似謙虛實則自負的套語(這是不少序言后記的保留節(jié)目)，有的只是如釋重負的輕松?！故怯匈Y格說幾句自負的話的，因為他完成了一項具有開拓意義的工作，對中國文化、中國學術(shù)做出了有益的貢獻。

與老科學家的嚴謹治學精神并存的，是一位老革命家大半生的戰(zhàn)斗足跡。這是《后記》的另一個內(nèi)容。作者在回顧自己對孔子其人的認識的起落反復中，也簡略地或者說是不經(jīng)意地介紹了自己的革命經(jīng)歷。不管作者有意抑或無意，這一內(nèi)容總能讓讀者領(lǐng)悟到：作者對孔子的評價，不是一生鉆在故紙堆里的老學究的研究結(jié)論，而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戰(zhàn)士帶著唯物主義觀點大膽探索的成果。他首先是一個無產(chǎn)階級革命者，然后才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體系的專家。倘若不如此理解，那么最后一節(jié)的回憶與其一生經(jīng)歷有密切關(guān)系的四個人這一內(nèi)容，就不免有點游離于題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