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書學劍能幾何，爭如沙塞騁僂啰？手執(zhí)綠沉槍似鐵，明月，龍泉三尺斬新磨。 堪羨昔時軍伍，謾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聞狼煙起，問儒士，誰人敢去定風波？

征戰(zhàn)僂啰未足多，儒士僂啰轉(zhuǎn)更加。三策張良非惡弱，謀略，漢興楚滅本由他。 項羽翹據(jù)無路，酒后難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當本，便知儒士定風波。

——任二北《敦煌曲校錄》

這兩首詞，從文字表達的意義來看，當是兩個人的對唱。其作者，是下層社會的一位儒士。因不滿于當時社會重武輕文，“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的風尚，便借歌伶之口，在娛樂場上為書生正名，為文人吐氣。寫作年代，雖不可確考，但從那充滿為國靖邊戡亂，建功立業(yè)的自信心，從那豪邁雄健、明朗俊爽的格調(diào)看，可知其為初、盛唐之作。二詞原抄件今藏于巴黎圖書館，舛訛頗多。此處所錄，是依據(jù)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錄》校訂過的文字。

詞中摹寫人物口吻，惟妙惟肖，生動傳神。第一首以武士的口氣來寫。一開頭，便把儒士所推崇的生活貶得一錢不值：你們文人成天攻讀詩書，揮舞兩下子防身寶劍，能有多大的出息？怎能比得上我們這些馳騁沙場、在邊塞大顯身手的武士們呢！試看，我們手執(zhí)如鐵一般堅實的長槍，三尺寶劍磨得锃亮，如同明月，閃著寒光。在這里，武士貶低文人，正是為了炫耀自己。刻意去描寫武器的精良，正是為了表現(xiàn)武士們的驍勇強悍，威風凜凜。這一側(cè)筆曲寫，比正面的描繪人物更見神采。武士得意非凡的神態(tài)躍然紙上。然而，武士仍覺未能盡興。下闋又從世人的反映及于國的功德，進一步地貶抑儒生：過去立下了戰(zhàn)功的軍人們是多么令人羨慕，不要再瞎吹噓什么文人的德行與才能了。如今如果突然邊疆四面燃起了烽火，問你們這些文人，哪個有勇氣去平息戰(zhàn)亂？其言外之意是：國家的安危還是要靠我們，你們這些文人，簡直就是一群無用的廢物。

武士的最后一問，問題不僅牽扯著文武地位的高低榮辱，更關(guān)系到國家的戡亂和儒士的人格與尊嚴，儒士再不能含笑不答以示雅量了。而武士那咄咄逼人的語氣，簡直就把儒士趕到了絕路。炫耀武功，非自己所長；硬充好漢，以文弱之軀廝殺疆場？那無異于羔羊自投虎狼。自認怯懦無能，低頭退縮，甘于作對國家無用的廢人？又斷然不能。武士的問題如何回答，真是令他進退兩難。可是民歌作者精心結(jié)撰，在第二首中以儒士的身份作了巧妙的回答：

“你們武士的那點能耐有什么值得夸耀，我們文人的本領(lǐng)要遠遠超出你們之上！”針鋒相對， “儒士”一上來，也拋出兩句大話，對“武士”反唇相譏。緊接著他旁征博引，側(cè)重剖析武士之勇是匹夫之勇，儒士之謀才是大智大勇；借用歷史史實，說明著文人用謀可使力能扛鼎的勇者死無用武之地！請看：漢高祖手下的謀士張良，他雖然體弱多病，從不曾率兵沖鋒陷陣，但因著他有“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史記·留侯世家》)的才能，在楚漢相爭中，在楚強漢弱的局面下，他能以弱勝強，興漢滅楚，一舉奪得天下。這一切，全都多虧了他的謀略。事實勝于雄辯，“儒士”用婦孺盡知的史實，只輕輕地一駁，便以“四兩撥千斤”之力擊退了“武士”的猛烈進攻，占據(jù)了上風。下闋就勢進行反擊：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史記·項羽本記》載《垓下歌》)可謂勇武無比，無敵于天下。然而，面對張良的謀略，他還不是落得個四面楚歌、走投無路么？愛姬虞美人，為了激勵他與漢爭戰(zhàn)，自刎于軍帳之前；楚霸王本人也落得個自刎于烏江的可憐下場！引古正是為了論今。 “儒士”的弦外之音異常明確：像楚霸王那樣的武功，你們哪個能趕得上？他的結(jié)局尚且如此，你們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匹夫之勇，何足掛齒！至此，正反兩方面的論證皆已完成， “便知儒士定風波”的結(jié)論已昭然若揭。從而揭示出儒士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題旨。

這兩首詞，充滿了喜劇式的爭執(zhí)氣氛，神情活現(xiàn)地表現(xiàn)出“武士”爭強好勝的性格，也表現(xiàn)了“儒士”機智睿敏的個性。語言生動傳神，人物質(zhì)樸可愛，洋溢著蓬勃奮發(fā)，昂揚向上的進取精神，帶著濃重的“盛唐氣象”和民歌色彩。而藝術(shù)構(gòu)思則異常精巧，一波三折，起伏跌宕，生動活潑，收到了很好的藝術(shù)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