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是一定時代衡量人們行為規(guī)范的標準。然而，在夏、商時代，德并沒有受到充分的重視。由于夏人“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禮記·表記》),就有人稱夏文化為“尊命文化”,商文化為“尊神文化”。在夏、商的尊命與尊神文化中，人們只相信神的意志，認為國家的興亡，人世的禍福，都是神意的表現(xiàn)。但夏、商的相繼滅亡以及周人的勃興，人們對于天意的虔信發(fā)生了動搖，他們感到“天命靡?！?《詩經(jīng)·大雅·文王》),不能單獨去依靠鬼神與上帝，還須在人世間傾注一部分精力。
在這次思想大解放的過程中，周公走在了人們的前頭。他清醒地認識到夏、商的滅亡根本不是什么天意，而是因為桀、紂等統(tǒng)治者“不敬厥德”(《尚書·召誥》),他認為周人必須“克明德”(《尚書·康誥》),發(fā)揚“德”的教化力量，使之成為治國的根本。
從周公執(zhí)政時期始，“德”便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周公把提倡“德”作為穩(wěn)定社會秩序、鞏固周朝政權的當務之急。今《尚書》中的《大誥》《洛浩》以及《多方》《多士》等篇，都是史官記錄的周公對殷遺民和周臣民的訓話，從中可充分看出周公的政治思想及其由此而制定的制度和政策。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說：“《康誥》以下九篇，周之經(jīng)綸天下之道胥在焉。其中皆以民為言，《召誥》一篇言之尤為反覆詳盡，曰命，曰天，曰民，曰德，四者一以貫之?！倍@四者之中，又應該以“德”為其理論核心，如謹遵天命，勤政慎罰，重視下民等都是由此而派生的。
周公是周禮的制定者，楊向奎說：“自周公制禮作樂開始，才是我國第一次對于‘禮’的加工和改造，他開始用‘德’字來概括原始禮的全過程。以‘德’來代替禮?！隆粌H包含著人們主觀方面的修養(yǎng)，也包含有客觀方面的行為規(guī)范。這就豐富了禮的內容，減輕了對等交換的性質，而使禮納入道德范疇?！庇终f：“周公對禮的加工，主要在于減輕了它原有的交易內容，加重了它的道德含義”(《關于周公“制禮作樂”》,《文史知識》1986年第6期)?！蹲髠鳌肺墓四暧涺攪疚淖铀f的話道：“先君周公制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边@是說禮儀用來觀察德行，德行是用來處置事情，而事情則是用來衡量功勞，功勞是用來取食于民。由此亦可見德在周禮中的重要位置。
西周以至春秋時期，崇德成為社會上人們的共識。一般人要名留青史，則須“大上有立德”(《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而統(tǒng)治者為政以德更為重要，“大上以德?lián)崦瘢浯斡H親，以相及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魯國是執(zhí)行周公禮制的典型，在魯國人中，德便被更多地提起。如歷仕于莊、閔、僖、文四世的重臣臧文仲就主張統(tǒng)治者應以德治民，認為“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左傳》文公五年)。魯文公五年冬楚公子燮滅蓼時，臧文仲聽說六國和蓼國都滅亡了，其先祖皋陶、庭堅一下子就沒有人祭祀了，感到很傷心。這是因為他們的國君不建立德行，百姓也不會為其盡忠效力，而要做到民心無違，就必須實行德治。又如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評論說：“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左傳》僖公二十年)。就是說推己之所欲以從人，使人同得所欲是可以的，但強迫他人以逞一己之欲是很難成功的。所以，推己及人，以德為標準支配自己的政治行為十分重要。魯國大思想家孔子也強調“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wèi)靈公》)。這種推己及人的行為方式體現(xiàn)在統(tǒng)治者身上便是“為政以德”(《論語·為政》)。
也是由于崇德，魯國出現(xiàn)了不少的道德典范，而他們的道德行為與道德思想乃是以堅持周禮為前提的，即所謂“君子禮以坊德”。如善于講究貴族禮節(jié)，且頗具儒家道德理想形象的柳下惠便是以周禮作為自己道德堤防的。為了遵循周禮，他“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而思慮；因為堅持周禮，他事人以直道，不易其操守。
從實質上說，重德的目的在于使國治邦安，而邦國的安定又仰賴于人民的穩(wěn)定，因而“保民”、“寧民”便被常常提起。童書業(yè)在所著《春秋史》中認為，周人傳統(tǒng)的政治和道德觀念是“敬事上天，遵法先祖，尊重君上，慈愛臣民，修明道德，慎用刑罰，勤修政事，屏除奢侈，以禮教治國，兵威鎮(zhèn)眾，而勵用中道。”除了敬天、法祖、尊君之外，其他內容都與愛民相聯(lián)系，慎罰、勤政、不過度奢侈，都是講統(tǒng)治者不可過度壓迫和剝奪民眾。魯人的觀念即是如此。他們有時也講以刑“威民”,如《國語·魯語上》就記臧文仲之語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鉆笮，薄刑用鞭撲，所以威民也?！钡c“威民”相比，他們更看重以德“訓民”和在位“恤民”。國無患，民無難，人民安居樂業(yè)，是以國家太平。即使國家遇有兇險，只要在上者建立德行，以德待民，就能得到人民的救援，兇險亦可安全度過。否則，“德之不建”,則“民之無援”。為此，國家應重視人民，急民之所急，即使“鑄名器，藏寶財”,也應以“民之殄病是待“(《國語·魯語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稷江山的穩(wěn)固。
魯國不少人大倡“重民”之論，這與西周特別是春秋以來“重民輕神”、“重民輕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們已初步了解到迷信鬼神無用，唯有得到“民”(即“國人”)這個貴族統(tǒng)治實力支柱的支持，才能很好地生存和發(fā)展。如魯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夏，魯大旱，僖公要燒死巫人和尪者，認為大旱與他們有關。臧文仲認為燒死他們并不是防備旱災的辦法，應該在民艱于食的情況下修理城郭，稍給民食，這才不失為救荒之策。與之同時，貶損飲食，節(jié)省開支，勸人施舍，并致力農事，使旱不舍農，以補救災荒。而巫人、尪者能做什么呢？“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僖公聽從了臧文仲的話，故這一年雖有饑荒，卻沒有傷害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