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才華橫溢，書法以行書稱雄于世，文名亦蓋世，又是一位名臣。然而在李邕死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其書名人們知之不多，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書名被文名所掩。據(jù) 《新唐書·李邕傳》載，李邕少習文章，即有文名；及壯，富于才辯，而個性剛烈耿直，嫉惡如仇；任官時以正直義烈，聲震天下。據(jù)朱長文《續(xù)書斷》稱，“人奉金帛以請，前后所受巨萬計”。又據(jù) 《舊唐書 ·李邕傳》云，“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南宋高似孫 《緯略》中也稱他 “為人長于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齋金帛求其文，文多自書?！庇纱丝芍谑罆荒艽箫@，乃為文名掩蓋所致。唐時推崇他書法的人不多，有亦間與他的為人相并提及，如裴休稱： “觀北海書，想見其風采?！薄稌衷彖b》)盧藏用稱：“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倍鸥τ谒篮笞髟娮肥錾扒箸邥那榫盀?“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末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幾，義取無虛歲”。而唐代真正贊他書藝大概只有大書法家李陽冰，他推崇李邕為 “書中仙手”。
其二，李邕書法不合重楷時風。李邕書法以行書著稱，歷來書評家皆將其列入真行草書門，趙崡 《石墨鐫華》中稱他為 “北海分隸，固自遒逸”,但后人幾乎未曾見過。唐代是一個楷書時代，楷書應(yīng)歷代考試所需，幾乎成為人人必習，是流行最廣的基本書體。而行草則需已具有相當正書素養(yǎng)后才能體會與學習，故唐代能夠享大名于后世的，都是以正書為主兼善他體的人，如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quán)、徐浩等人。這方面李邕是難以爭雄的。但正因如此，反倒形成了李邕書法的特殊風格，他書寫碑刻悉以真行夾草的字體書寫。有人認為中國行草書自魏晉以來，惟用于簡札，至于碑碣銘刻必以正書為之，在李邕前的歐、虞、褚、薛等謹守勿失，到了李邕時則置正楷于不顧，悉以行草入石，他是開風氣之先的。如前所述，在李邕之前已有李世民的 《溫泉銘》和《晉祠銘》及武則天的《升天太子碑》,以行書入碑。不過，把這種書體風格發(fā)揚光大，確實是李邕的不可抹殺的貢獻。
其三，李邕的創(chuàng)新一時難為人們所接受。李邕這種亦真亦行亦草的書體，不易驟然為人接受，也成為他的書法難以擴展影響的原因之一。宋歐陽修在《歐公試筆》中說到“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名，自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明王世貞也提到“李北海書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歐王二人均為書家，尚且如此，一般人的感受就更不必說了。然而，他們對于李邕書作乍看不佳，久而發(fā)現(xiàn)妙趣的看法，說明李邕的書法藝術(shù)具有一定的深度。
其四，李邕傳世書跡甚少。這是最主要原因。一般說來，歷代喜愛推崇李邕書法的，多屬文人階層，可惜李邕流傳的書跡太少。唐人已有他前后撰碑八百的說法，所撰碑文多喜自己書寫，他生前及中晚唐時書跡應(yīng)是流傳不少。但自五代到北宋，書跡大量損毀流失。到北宋末年時，他的作品已所見甚少，北宋收錄書畫的集子也少有提及他的書跡，如徽宗敕編收羅堪稱完備的《宣和書譜》中亦僅收錄李邕的 《光王帖》、《檢校帖》、《閻爵帖》、《永康帖》、《潭水帖》、《勝和帖》、《葛粉帖》、《古詩帖》等十種。米芾賞鑒精湛，見聞廣博，其《寶章待訪錄》、《書史》兩書所載，平生所見李邕書跡亦只五種，其中四種在《宣和書譜》中有記載。據(jù)以上資料綜合，北宋一代僅得李邕墨跡十件而已。
南宋時岳珂《寶真齋法帖贊》載有唐本《李邕光八郎帖》一種，疑即宣和內(nèi)府曾收藏過的。其后，趙南坡《云煙過眼錄》收錄有《長短句》、《口味帖》二種。至于碑刻，據(jù)南宋高似孫《緯略》記載，所見有《藏懷亮碑》、《開元寺碑》、《大照和尚碑》、《李府君碑》、《普光寺碑》、《娑羅木碑》、《大云禪寺碑》、《老子孔子顏子贊》、《秦望小法華寺碑》、《李思訓碑》、《李秀碑》、《盧府君碑》等十七種。
元初元惲 《書畫目錄》收錄有 《李邕毒熱帖臨本》、《休休帖》。趙孟頫收有李書 《葛粉帖》。
明代有關(guān)前代書畫著錄書籍比較多，然而都穆《寓意編》、文嘉《鈐山堂書畫記》、楊慎《法帖神品目》等對前代書跡廣征博采，但其中皆無有李邕書跡。僅明初張紳《法書通釋》收錄《娑羅木》、《云麾將軍》、《岳麓寺碑》三碑。陳楚才《寒小帚談》收有《南岳碑》、《云麾碑》、《葉有道碑》數(shù)種。
縱觀元明兩代，李邕傳世書跡墨跡日漸減少，僅《毒熱帖臨本》、《休休帖》、《葛粉帖》三種，而碑拓只《娑羅木碑》、《岳麓寺碑》、《云麾將軍碑》、《南岳碑》、《葉有道碑》五種。同時，明代流傳李邕書碑，已是良莠相雜，真者佳者僅《岳麓寺碑》與《李思訓碑》二碑，《娑羅木》及《法華寺》二碑已是翻拓本，故筆鋒神韻全無。
清代以后不聞有墨跡之事，究其原因，可能歷代藏家寶重李邕書跡，即使有收藏亦每秘而不宣，以致流傳愈來愈少。清代考據(jù)之風大熾，搜羅遺碑佚石不遺余力，但李邕書跡仍未見增，王澍《虛舟題跋》載有 《少林寺戒壇銘》一種；何溱 《蘇齋題跋》中收有 《端州石室記》。何紹基跋《法華寺》(木刻本),自謂所見有《戒壇銘》、《娑羅木碑》、《李秀碑》、《盧正道碑》、《巖靈寺碑》、《龍興寺額》,未見到的有 《大照禪師碑》,大率為前人見過的。
總之，從北宋到清代的八百余年間，可查考的李書墨跡不過十余種，碑拓木刻亦僅二十多件。書跡流傳太少，是造成李邕一派書法未能發(fā)展流行的最大原因，甚至也影響了他在書法史上應(yīng)有的地位。
此外，在特定政治制度下，一個書法家的政治生涯，常常被書論家作為品評甚至論定的“標準。”唐代有好幾位大書家都非善終者。如薛稷死后，人有因其書名、畫名之隆而灑一掬同情之淚者，但歷代書學對薛稷卻少有記載，乃因他的死為朝廷旨意。李邕最終因諫諍慘遭橫死，也為正統(tǒng)史論所不容，其書藝自然難在書壇占據(jù)一席之位，這不能不說是李邕書藝擴展流行的一個重要桎梏。
最先注重李邕書法的是歐陽修，他在《歐公試筆》中言己因李邕書而得筆法。李書大受器重，則是從蘇軾、米芾開始。蘇軾、米芾的書法，雖然骨子里仍以晉唐正統(tǒng)為取法對象，但他們的行草書，無論形、神非常明顯地受李邕的影響。
李邕書法對宋代影響最大的還是在行草的結(jié)體與用筆上。綜觀所有宋代書家都極重視書體姿態(tài)變化，尤以宋四家最為顯突。其中蘇軾、米芾各得李邕一體。蘇書自號出入顏真卿、徐浩，但他書字喜作聳肩狀，橫畫皆自左向右上斜，明顯受李邕風格的影響。黃庭堅稱蘇軾晚年書極似李北海，蘇軾自己也承認“予亦自覺其如此”(見王世國 《中國歷代書法家評述》)。東坡學李邕書法而稍去圭角，在凝重厚實中又添豪勁，更加沉著痛快，老辣雄放。米芾平生極喜收藏李邕書，如有所獲必作臨本保存，他的書法不僅筆法運轉(zhuǎn)接近李邕，且許多書字結(jié)體尚存李邕面目。北宋以后，米書盛極一時，無形中也提高了李邕書法的地位。如岳珂獲得唐人摹本李邕《光八郎帖》,寶愛愈常，為詩作贊稱：“北海書名元其宗，雖摹猶足傳奇蹤，已鳴褚籥調(diào)歐鏞，更拔永戟推羲鋒，平生鑒賞襄陽公，二寶相避如燕鴻?！?br>元代受李邕影響最深的是大書家趙孟頫，尤其是他為人寫碑記榜書大字時，常常寫出極像李北海的字體，從他的 《三門記》、《妙嚴寺碑》和 《膽巴碑》里清晰可辨。
此外，張雨也是專學李邕的人。元陸友仁 《硯北雜志》云： “近世能書家，不屑顏柳，競為李北海，而隸體遂絕。”看來，李邕書體在宋元之間，曾經(jīng)盛極一時。元代以后，由于李邕書跡流傳幾近絕跡，習書范本來源不易，李邕書法因此漸成絕學，實令人惋惜不已。
明代董其昌，清代王文治、錢伯坰等人，也都師從過李北海。近代葉公綽，現(xiàn)代湖南顏家龍等人也從李北海法書中獲取有益營養(yǎng)，而各有成就。
李邕不僅書藝足傳后世，他對書法藝術(shù)的見解也是發(fā)人深思的。李邕有一句千古名言： “似我者俗，學我者死?！边@是他自己幾十年書藝實踐中的經(jīng)驗之談。李邕主張藝術(shù)創(chuàng)作應(yīng)有鮮明的獨特的個性，反對一味模仿，步人后塵。他對當時書壇一味承習王書，處處以王為規(guī)范的時弊深惡痛絕，故而提出這樣的警世之言，以喚醒那些沉迷不悟者。
藝術(shù)貴在創(chuàng)造，貴在發(fā)揮個性，只有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風格，才算成功之作。如果只能“入”,不能 “出”,至多是個 “書奴”而已。因此，李邕的“似我者俗，學我者死”,對后學者摒除“門戶”之見，大膽創(chuàng)新，追求個性風格，是開卷有益式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