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年體史書。九十卷，另有前編四卷，附編六卷，共一百卷。清夏燮撰。成書于咸豐十年(1860年)稍后。
夏燮，字嗛父，一字季里，別號江上蹇叟、謝山居士。生于嘉慶五年(1800年),卒于光緒元年(1875年)。安徽當涂人。道光元年舉人。歷任安徽青陽、直隸臨城訓導、湖南安仁知縣。咸豐十年秋，參加曾國藩幕府，后任江西永寧縣知縣。他博學多才，不僅精通音韻，而且對史學有高深的造詣。除本書外，著作尚有《中西紀事》、《粵氛紀事》、《五服釋例》、《述均》、《忠節(jié)吳次尾先生年譜》,?？边^吳次尾的《樓山堂集》、陶安的《陶學士集》;另外書已寫成而未刊行的有《明史綱目考證》、《明史考異》、《謝山堂文集》等。
夏燮之所以要撰寫《明通鑒》一書，就是因為《明史》簡略失實。他在給朱蓮詳?shù)臅胖?，曾這樣說：“《明史》初稿系萬季野，其后橫云山人成之。季野當鼎革之際，嫌忌頗多”。如對甲申以后事，記述頗略，對張煌言不為立傳，對太湖義旅，但載云間山寨殷頑，不登只字。所以他決心撰寫此書。他修史時，當然主要依據(jù)《明實錄》、《明史紀事本末》、《明史》、《明會典》、《一統(tǒng)志》、《清實錄》、《御批通鑒綱目》、《御批通鑒輯覽》等官書，另外，也參考了大量的“野史”。他認為，載之正史的未必都可信，見之野史的未必都虛妄。他說，有些人在正史本傳中錚錚矯矯，而野史卻把他斥之為不值一錢；也有在野史中記其人本末可觀，而在正史中卻把他貶抑過甚。因此，他認為，纂修明史時，必須選擇野史之確然可信者，參照《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等書，寫出正文；然后對野史中疑信相參者，仿裴松之《三國志》注之例，夾行注于其下；對那些為世所傳而實未敢信者，載入《考異》。經(jīng)過他個人二十多年的努力，最后完成《明通鑒》一書。
本書紀事，開始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即從郭子興濠州起兵，朱元璋投子興部下當兵開始，到清康熙三年(1664年),南明各王已相繼敗沒，明遺臣張煌言被殺止，前后二百一十二年，全書二百一十多萬字。是研究明史的重要參考資料。其紀事采用編年體。全書內(nèi)容除敘述外，有考證，有議論。
本書紀事，明太祖即位之前稱太祖，紀年用至正；太祖即位后，則用洪武紀年。明自福王以后魯、益諸王，概不書“偽”,其諸臣將吏，亦書其殘明所授之官。所載青海、朵顏等人名，完全用三合音改正；滿洲、蒙古文字，也概從新譯。書中所記明代各帝，即位以后書“上”,崩則書“帝”,上謚號以后則書某宗、某帝。所記人物事件，“敘而不斷”。即直書其事，由讀者去判斷是非曲直和善惡清濁。不過本書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明史中的一些事件、人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嘉靖年的大禮之議，作者認為楊廷和、毛澄等的意見未必皆是，張璁、桂萼等人的主張未必全非。對張居正執(zhí)政，作者認為他功過不掩。訾之固非，揚之亦非。至于說張居正勾結(jié)馮保，陷害高拱，別人也很難發(fā)表意見，如果用高拱的《病榻遺言》來看張居正，也更難使人相信。他對張居正的評價是肯定的。認為他深沉機警，多智數(shù)?！白鹬鳈唷⒄n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邊事，南蠻累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削平之。力籌富國，清郵傳，核地畝，故神宗初政，起衰振隳，綱紀修明，海內(nèi)殷阜，居正之力也”。張居正的缺點與錯誤就是“褊衷多忌，剛愎自用，初入政府，即以私憾廢遼王，奸諛成風，六曹之長，咸唯唯聽命，至章疏不敢斥名，第稱元輔”。對萬歷、泰昌、天啟時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他說，“三案本末，后人悉付之疑案，實則梃擊非疑案也。因為張差并不是什么瘋顛，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主使之人，又鑿鑿可據(jù)。所以書中記張差事連及太監(jiān)龐保、劉成，而龐劉供詞中又涉及到鄭貴妃時，最后迫使明神宗和太子出來為鄭解圍，接著先殺張差，又將龐、劉二人“潛斃之于內(nèi)。言‘皆創(chuàng)重身死’”?！捌洫z遂竟”。與此相聯(lián)系，光宗即位后不久發(fā)生的紅丸、移宮兩案，當然不能不使懷疑。他認為三案發(fā)生之初，本來與宦官無關，便后來為了對付爭三案之人，他們卻利用與依靠了宦官的權勢。為三案翻案的楊維垣、賈繼春和霍維華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認為，這“三人之惡，不減崔(呈秀)、倪(文煥),而奸險過之，乃逆案中概從末減，《明史》所載，亦多不實”。所以他在編寫此書時，依據(jù)《兩朝從信錄》等記載，著之于篇，明正其罪。對朱元璋，作者對他固多褒詞，但對他召見元臣時說：“以寬失天下，吾未之聞”,后來又說，“元以寬失天下，朕救之以猛”,對此，他非常反感地說：“何其言之相反也”。他認為朱元璋如果真能實行寬仁之政，很好地解決與勛舊大臣之間的矛盾，而不是靠暴力屠殺，后來發(fā)生靖難之變，說不定完全可以平息下去。這些看法當然不一定都對，但至少可供研讀《明史》者參考。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書中對許多事件發(fā)生的原委，做了比較認真的考證。如明初著名的“空印案”,《明史·刑法志》認為，這一案件發(fā)生在洪武十五年，作者根據(jù)《遜志齋集》等資料，認為這一事件是發(fā)生在洪武九年。這些都是本書的貢獻。不足之處，是書中不少地方談到了神怪迷信，所加評論也多出自《御批通鑒綱目》《御批通鑒輯覽》等官書，精辟之處不多。
本書初刻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光緒二十三年(1893年),又由湖北官書處重?？?；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又根據(jù)湖北刻本標點鉛印出版，一九八○年，又重印出版。